我今年68歲，演了40多年的戲，拍了160多部電影。如果問我，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我想就是：從南邊到北邊，從東方到西方，我走過很多地方，活過很多種人生。也因此看到，電影是怎樣把一片一片的土地、一種一種的文化，連成一張地圖。

　　我第一次開啟這張地圖的地方，就是北京。1982年，我24歲，對演戲談不上什麼期待和準備，就被李翰祥導演拉到北京，剃了光頭、進了片場，成了《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裏的咸豐皇帝。這兩部電影是當年改革開放初期最早的一批合拍片。

　　那時候香港也拍古裝片。當真正走進故宮的那一刻，我感到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恢弘——那不是布景的恢弘，而是真實歷史的恢弘，是民族記憶的恢弘。我忽然意識到，電影不只是講故事，它還可以承載一個民族對歷史的回望、對文化的敬畏。

　　從那時起，北京對我來説不再只是一個地名。走出片場、走進大街小巷，我又看見這座城市不同於香港的一面。同樣是大都市，各有各的景觀、氣象和煙火氣。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地域文化是如何在各自的歷史脈絡裏，孕育出截然不同的氣質。也正是從那時開始，我越來越相信：演員的一生，就是不斷走進不同空間、不同文化的一生。而作為一個演員，能走到哪，往往不只是靠自己計劃。

　　2000年後，隨著內地與香港的文化交流越來越緊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簽署，越來越多香港電影人來到內地工作，我當然也在其中。很多人問我，這是不是一種“北上”的選擇？對我來説，這不是選擇，是回歸。因為上世紀90年代，我就在內地拍攝了《新龍門客棧》《東邪西毒》等電影。甘肅敦煌的風沙、陝西榆林的紅石峽，這些山河記憶早已刻在了我身上。

　　當大好河山碰上電影人的想像力，那種震撼，時至今日仍未褪色。武俠動作、浪漫情感，因為那些不同地域文化的存在，都被提升了一個檔次，對於後來的華語大片也有很多啟迪。我開玩笑地説，加上今年上映的《鏢人之風起大漠》，在我的演藝生涯裏頭，已經集齊了一個“沙漠三部曲”。

　　一轉眼，20多年過去了。從《刮痧》裏的中西文化衝突，到《太行山上》《明月幾時有》裏的民族記憶；從《十月圍城》裏的陳少白，到《智取威虎山》裏的座山雕，再到《捕風追影》裏的傅隆生……回望這些角色，我見證的不只是自己的演藝之路，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內地的電影工業從低成本拍攝，成長為全球矚目的市場；中國香港從文化的輸出方變成了融合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演員和行業、和時代、和一片土地的雙向奔赴。

　　而我做的始終是一件事——先把人物放回他的土地，再去演他。那片土地有它獨有的語言、飲食、氣候、歷史，甚至人情世故。你理解了這個空間，人物就活了。當年演《黑金》中的周朝先時，我寫了10萬字人物小傳，寫的就是：這個人從哪來？他為什麼在這裡？他要去哪？

　　我用這個方法走進了160多個人物。每走進一個人，我便更深地確認：每個角色，都是被一方水土養出來的；而每一部好電影，都是在為這個時代保存一種文化記憶。

　　這40多年，我一直通過表演把不同土地、不同文化、不同人心聯結在一起。既當架橋的人，也與所有觀眾一起，站在橋上看風景。

　　之前在海外一個國際電影節做評委時，我説過：電影是一種全球性交流方式。電影節、電影獎，是電影聚合力和穿透力集中的體現。在電影節上，一個國家、許多國家，一種語言、許多語言，在短短的幾天內聚合在一起，全情投入。每每這種時候，我會覺得，我們是因為電影才相聚在一起。

　　電影是地圖，標記我們從哪來，也鋪展出更遠的未來。我們正在把這張地圖越畫越大：畫出更多的坐標與橋梁，畫出更遼闊的山河，也畫出時代的廣度與文化的縱深。

　　（作者為演員梁家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