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熱播的電視劇《江海潮生》，生動再現了清末狀元實業家張謇在南通深耕實業、大興教育、普惠民生的救國實踐。“江海潮生”四字既有南通獨特的人文地理氣息，又隱喻近代中國民族實業破土生長、跌宕前行的發展浪潮。劇集整體紮實沉緩、氣象開闊，填補了近代民族工商業傳記題材的空白，其中展現的愛國務實、以義為先的企業家精神，在當下仍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
題材創新
聚焦實業救國，解碼近代圖強之路
近兩年，歷史劇創作再掀熱潮，但多聚焦于朝堂變局、派系爭鬥，《江海潮生》則另辟蹊徑，將鏡頭對準歷史課本中以民族實業家身份出現的張謇。在甲午戰敗、洋務運動破産、外來資本大肆入侵的歷史大背景下，積貧積弱的中國亟須民族實業破局自救，以張謇為代表的民族資産階級登上歷史舞臺，走上實業救國之路。
歷史上，張謇人生經歷豐富，宛如南通江潮起伏澎湃，身上有清末狀元、實業家、立憲派領袖等多個標簽，張謇到底是如何創業的？真實的他又是什麼樣的人？劇集沒有做出面面俱到的回答，僅截取了他四十歲以後創辦大生紗廠等企業、進行一系列社會改良實踐的一段經歷。
面對晚清官場傾軋的黑暗，張謇心灰意冷，向恩師翁同龢直言：“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無恥之官”，進而投身實業。他在籌辦大生紗廠時面臨多重困境：一方面，資金匱乏，張謇四處奔走募資，向重臣劉坤一、實業大亨盛宣懷求助均無果，合作股東郭華茂的股金又遲遲不到位，企業初創便面臨資金鏈斷裂的危機；另一方面，辦廠徵地困難，貪婪守舊的南通狼山鎮總兵高寶山借機刁難，將狼山兵田坐地起價，大幅增加建廠成本；與此同時，張謇還需警惕以西村松兵衛為代表的日本商人對大生紗廠的覬覦……創辦紗廠的每一步，張謇都走得非常艱辛，但他放下了狀元公的臉面、謙虛務實、一切從頭學起，從滿頭青絲操勞到鬚髮皆白，赤子之心令人動容。
《江海潮生》並未局限于“辦廠興業”的單一敘事，還展現了張謇“實業為基、教育為魂、民生為本”的系統性社會改良實踐，完整呈現其“父教育母實業”的核心理念。在實業層面，張謇不止創辦大生紗廠這一核心企業，還開墾荒灘、改造鹽鹼地、規模化種植棉花，以掌控紡織産業核心原材料，打破外資原料的壟斷。在社會公益與現代化建設層面，張謇主動扛起本應由清政府承擔的公共責任，先後創辦通州師範學校、通州女子師範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打破傳統教育壁壘，普及新式教育、倡導男女平等，開啟近代平民教育與職業教育；創辦南通博物苑，開中國近代公共文博事業之先河；興修水利、完善市政設施，全方位推動南通的城市化、現代化轉型……凡此種種，皆“得尺得寸，盡力而為”。這既彰顯出他超越時代的眼光，也詮釋出其作為民族實業家的責任與擔當。
儒商風骨
堅守義利之道，不忘百年實業初心
張謇出身儒家，始終堅守傳統士人的道德基準，他既正視經商的逐利本質，又明確要堅守道義底線：逐利無錯，見利忘義、唯利是圖則是大錯。他辦實業從不以個人牟利為終極目的，而是以強國富民、救濟蒼生、改良社會為初心。
劇中，讓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愛國情懷。“愛國”是貫穿整部劇的精神主線。面對日本商人西村的威逼利誘，他直言“數典忘祖的事是不可以做的”，堅決拒絕外資滲透。張謇遠赴日本札幌考察農田墾殖後，感慨大清國土之遼闊、國力之貧弱，立志要將南通打造為“新中華之模型”，以一隅之振興，探索全國的自強之路。乘坐火車時，他聽聞西村暗諷大清鐵路里程少，洞悉了日本等國想要通過控制中國的交通命脈來遏制中國發展的野心，因此當中英銀公司提出貸款修建滬寧鐵路、企圖掌控中國路權時，張謇公然發聲反對，並明確提出“中國鐵路必須由中國人自辦”，堅決抵制外資把控國家基建與經濟命脈。
張謇對義與利的關係處理也是劇集的亮點之一。在他看來，義要在利之前，在創辦大生紗廠的過程中，他見過太多見利忘義、功利貪婪之人。為此，他特意命人繪製了幾幅古畫，分別諷刺盛宣懷的投機鑽營、郭華茂的自私狹隘，以及列強企業蠶食中國實業、妄圖壟斷中國市場的貪婪野心，並將畫作陳列于企業之中，時刻警醒大生紗廠的全體同仁。他還反復告誡眾人：“我們是儒商，不是奸商。”儒商之責，不在於囤積財富、謀取私利，而在於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以實業之利行濟世之義，以商業之力擔社會之責。
時至今日，張謇堅守的儒商義利觀仍振聾發聵、引人深省，為當代企業家樹立起價值標杆，這也充分説明，歷史劇創作要注重歷史氛圍的精準還原與精神價值的當代闡釋相融通。
以人帶史
巧用對比敘事，塑造立體時代群像
張謇從狀元棄官、創辦紗廠，到參與一系列社會改良的經歷，正是近代中國民族實業家救亡圖存、探索現代化道路的縮影。劇集將張謇的人生作為前景，將中國波瀾壯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後景，在時代中塑造人，在對比中表現人，實現了“以小見大、以人帶史”的藝術效果。
劇集通過中外實業的格局對比，凸顯近代中國實業的生存困境與民族實業家的自強之心。以西村、生駒太郎為代表的日本帝國主義資本，依託軍政企一體化的發展模式，憑藉雄厚資本、先進技術與特權優勢，在中國肆意開展惡意競爭，瘋狂擠壓中國民族實業的生存空間，妄圖實現市場壟斷、掌控近代中國的經濟命脈。反觀張謇創辦的大生紗廠，無強權依託、無資本加持，全程自力更生、攻堅克難。一強一弱、一侵一守的鮮明反差，直觀展現出彼時中國市場經濟博弈的殘酷性，更凸顯了民族實業家逆勢突圍的赤誠與堅韌。
中國商人的格局亦有高下之分，作品塑造的近代商界群像層次分明、反差明顯。盛宣懷、郭華茂等舊式商人，眼界狹隘、唯利是圖，漠視家國危亡與百姓疾苦，將民眾視為可利用的“愚夫愚婦”，一味追求私利、投機鑽營，毫無家國擔當。而張謇始終以報國為己任、以民生為初心，重義輕利、捨己為公，寧願捨棄眼前的商業利益，也要守住民族底線、承擔社會責任，兩相對比讓張謇的儒商形象更加立體飽滿。
而以張謇為核心的“三人創業團隊”，在出身、性格、理念、行事風格上也各有不同，形成有效互補，也是難得的近代中國創業者的生動群像。張謇的眼界、格局無疑最高，亦儒亦商是他重要的標簽，在很多重大時刻，是他不計眼前小利，甚至不惜做虧本生意，才讓大生紗廠起死回生、發展壯大，他是團隊裏的“定海神針”。大哥沈敬夫則深耕布莊行業，恪守規矩、沉穩務實，堅守創業初心，在大生紗廠瀕臨破産、全員動搖之際，堅定表態“只要不死就往前衝”，是團隊裏勤勤懇懇的“老黃牛”。小弟姜孟生出身當鋪，執掌銀錢事務，心思活絡、善於變通，週旋于各方勢力之間，為企業盤活資金、化解危機，但是性格急躁、缺乏耐心和遠見。沈敬夫與姜孟生，“一穩一活”的搭配，輔以張謇的格局與擔當，讓整部作品的敘事更接地氣，人物群像更為生動豐滿。
客觀來看，《江海潮生》也存在一些問題。整體而言，劇集歷史性、莊重性有餘，而藝術靈動性不足。特別是劇集進入後半段，缺少了前期“辦廠難”的強衝突敘事，就進入了串珠式的人物生平與事業羅列，導致故事缺乏鋪墊，人物與時代背景的融合也較為生硬。此外，中日企業商戰線打磨不足，衝突設計簡單化、套路化，缺乏商業博弈的層次感，亦降低了劇情的觀賞性與感染力。
但值得肯定的是，該劇不神話人物，也不回避時代局限，既寫人物精彩生平事，亦寫報國赤子情，讓百年前的江海潮生，成為當下時代發展的精神迴響，為當代企業家提供了跨越百年的精神範本。（胡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