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前不久發佈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資下降16%至1.52萬億美元。其中，對發達國家跨境直接投資下降27%，這主要是受英美兩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下降幅度較大所拖累。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跨境直接投資則出現2%的增長。中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17年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增長7.9%，遠高於世界平均水準。
2017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資展現出“南升北降”的新格局。歷史上，僅有2013年和2014年出現過類似的情形，而當時全球經濟正處於短期升溫回暖階段。近幾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資發展“逆週期”趨勢明顯，即隨著全球經濟漸次復蘇，跨境直接投資出現短期性回調，跨國公司將更多資源從投資轉移到貿易領域，而發達國家在經濟復蘇進程中內顧性的政策取向對全球資本流動起到了一定的抑製作用。
流入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四分之一，英美兩國保護主義政策抑制外國資本的流入。2016年，英國“脫歐”及特朗普勝選等事件凸顯出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在一定程度上使全球投資者心態焦慮。儘管隨後英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外國投資，美國亦推行“促製造業回流”及大幅稅改措施，但由於整體上的保守主義和政策內顧傾向明顯，全球投資者對兩國持懷疑態度。
對於外國投資者而言，重要的不僅是東道國未來經濟增長空間和營商環境如何，還包括資本進出的便利程度。英國“脫歐”持續推進使外國投資者借英國進入歐洲市場的期望值大打折扣；美國特朗普政府大力鼓勵資本回流，但對資本流出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預。與此同時，美國加大了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對外國投資者的審查力度，屢屢干預發展中國家投資者對其本國高新科技及關鍵基礎設施的投資。近期，美國還加大了對農業種植及食品加工行業的安全審查力度，推出CFIUS新法案等，這些均加劇了外國投資者對美國投資的不確定性。
高估值和樂觀預期推升了發達國家的資産價格，對發達國家投資並購流入形成了阻礙而資本流出呈現增勢。2017年，美國道瓊斯股市創歷史新高70余次，累計上漲25%，處於歷史高位水準。受此影響，大部分美國公司估值均處於歷史高位。隨著歐美經濟回暖及公司估值回升，發達國家投資者自身股價的上升阻礙了外國投資者對其並購，同時其自身價值的上升助長了發達國家投資者對外投資並購的熱情。2017年末，美國稅改法案最終落地，公司稅由35%降至21%，大部分企業的遞延所得稅減少，未分配利潤出現爆發性增長，自有現金流大幅增加。事實上，美國稅改政策給本國企業帶來的現金紅利將在一定程度上推高股市和商品價格，通貨膨脹的上漲將削減稅改紅利，真正有利於投資者向境外投資，導致資本流出。
發展中國家經濟緩慢復蘇，外國投資者通過參與企業並購重組，提前佈局市場。2017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資本緩慢增長了2%，但資本流入方式出現了嚴重分化。其中，通過跨境並購流入的資本增長44%，通過綠地投資方式流入的資本下降49%。2017年，歐美發達經濟體內需回暖拉動了全球經濟復蘇，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的出口迅速復蘇，外向型産業快速恢復。
整體來看，全球經濟仍處於産能相對過剩狀態，因而有助於新增産能的綠地投資發展相對滯後。而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回暖，外向型産業發展紅利將逐步轉移到其他産業中，整體內需和投資將逐步回暖，符合當前投資者預期。受此預期激勵，外國投資者更多地將資本投入到發展中國家的服務産業，通過並購方式進入市場，實現提前佈局，享受未來發展的紅利。
跨境並購將拉動2018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資的恢復。UNCTAD預計，2018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資將出現反彈，達到1.8萬億美元的規模。而這一規模正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峰值水準。從投資方式來看，全球仍將處於去産能階段，新增産能型的綠地投資恢復將受到抑制；相比之下，跨境並購將迅速發展。隨著各國經濟不均衡地復蘇，跨國公司有動力進一步參與全球競爭，將經濟紅利從一國延伸到其他國家。歐美跨國公司逐步從危機中復蘇，高估值和豐厚的現金流將進一步推動企業參與全球性的跨境並購重組。大型公司面臨新經濟的挑戰，傳統企業需要通過並購實現轉型和跨越式發展。畢威迪公司數據顯示，647個跨境並購項目已經宣佈但正等待監管機構和公司股東批准，涉及交易金額高達2084億美元。此外，還有1785個對外宣佈的跨境並購項目正在推進中，涉及金額3035億美元。這些待完成的並購金額佔2017年並購總額的四分之三。隨著跨境並購的迅速恢復，我們有望看到2018年跨境直接投資規模達到新一輪高度。（作者係商務部研究院對外投資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龐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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