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歐元兌美元匯率較2月中旬的高點顯著下跌，歐元去年呈現的強勢升值態勢不再。歐元對美元出現貶值，與歐元區的風險點提升有關。

　　與去年歐元區經濟整體復蘇有所不同，今年歐元區經濟向好勢頭有所放緩。以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為例，去年12月達到60.6，為20年最高，此後逐步回落，5月降至55.5，為18個月新低。民粹主義思潮仍在蔓延。一些國家在難民問題、債務緊縮方面與歐元區現有政策存在較大出入，一些國家的政局發展面臨不確定性。

　　歐元區的動蕩並非孤立現象。儘管國際金融危機已過去10年，全球經濟在量化寬鬆的背景下有所復蘇，但貨幣依賴仍然較強，復蘇態勢並不穩健。同時，反經濟全球化的逆流與民粹主義興起，恐怖主義襲擊頻發。這些新情況與不少國家應對危機的政策密切相關。危機迫使各國把貨幣政策應用到極致，如量化寬鬆、負利率打破原有理論框架，在恢復增長的同時，也伴隨著資産價格的上漲以及收入分配的不均，從而催生了公共政策領域的危機。西方國家政治上頻出的“黑天鵝”事件，就是國際金融危機後遺症的顯現。

　　歐元區問題又有其特殊性，即歐元區為貨幣同盟而非財政同盟，這一矛盾曾在2011—2012年歐債危機最嚴重的時刻充分體現。近年來，歐盟各國圍繞難民問題的糾葛、一些成員國對財政緊縮問題的抱怨，從根本上説也來源於此。當然，與6年前歐洲面臨的流動性危機有所不同，當前風險更多來自於成員國內部，情況更為複雜，不僅僅是金融市場的信心危機。

　　儘管如此，目前歐元區風險仍然可控。原因在於：一是經濟方面，歐元區經濟目前仍屬於高位回調，遠好于2011—2012年債務危機負增長的時刻。如2017年意大利國內生産總值（GDP）增速為1.5%，遠好于2012年的-2.8%，西班牙更是歐元區復蘇的領頭羊，2017年GDP增長率為3.1%，6年前為近-3%。

　　二是政治方面，歐盟一些國家極右翼政黨上臺對脫歐的提法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選舉的需要。實際運作中，這些國家更可能採取與歐元區談判的策略，從而在歐元區範圍內重新獲得一些財政緩釋，並促進歐元區對移民政策進行反思與政策調整。

　　三是美國推行貿易保護、退出伊核協議和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等政策讓歐洲盟友大感失望與憤怒，近期美國更是表示要對德國汽車工業開刀，這或從外部助力歐盟各國加強團結的信念，讓早前難於協調的內部矛盾有了進一步調整的可能，並向更進一步的一體化邁進。（作者 沈建光 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