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量子通信産業化道路上走了十年的科大國盾，正拿著“考試答卷”忐忑立於科創板門口。在68個問題、416頁厚、合計超過30萬字的科創板一次問詢及答覆裏，這家高校背景“網紅”科技公司的優勢與短板、外界對其的困惑和質疑，被全盤托出。

　　“內外部都很關注審核情況。”一位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簡稱“中科大”）從事科技成果轉換三十年的“老科大人”説，“科技成果不轉化是對國有資産最大的浪費，轉化離不開資本市場。我們希望國盾能再往前一步，給其他量子公司多探探路。”

　　在前沿科技研發與産業化的特殊賽道上，科大國盾並非孤身。中科大有名揚國際的量子科研頂尖團隊，外界較少知曉的是，被稱為“量子GDP”的三位院士一直在探索如何讓科研成果走向産業市場。中國科學院郭光燦院士團隊、杜江峰院士團隊，他們的科研成果分別在2017年、2016年通過科大控股進行了成果轉化，成立了本源量子和國儀量子。加上科大國盾的技術來源——潘建偉院士團隊，這三位院士級別學科帶頭人的姓氏拼音首字母湊起來，剛好是“GDP”。

　　這一次，受益於科創板審核的公開透明，上一個十年，高校背景企業在成果轉化過程中遇到的創新鏈、産業鏈、資本鏈融合的共性難題，第一次在IPO市場上被掰開揉碎，仔細討論。

　　儘管院士們並不實際參與這些公司的運營，但佈局值得關注。接下來的十年，包括量子“GDP”在內的前沿戰略性産業能否切實拉動真實GDP（國內生産總值），答案將被給出。

　　量子産業集群現雛形

　　自我定位“量子中心”的安徽合肥太超前了麼？來這裡探訪的人心底或許都有這個問題。在合肥高新區，目前已經有脫胎于“量子GDP”團隊的5家量子技術公司，還有20余家量子關聯企業，加上正在建設的中科院量子信息與量子科技創新研究院，當地的量子産業集群已現雛形。

　　這在全國是少見的。上世紀90年代，在國際量子信息科學剛開始崛起時，中國科學院及下屬中國科技大學迅速跟上，逐漸從跟跑變成並跑，甚至部分領跑，量子信息研究成為中科大的旗幟。其中，有三位院士級別的量子信息學科帶頭人郭光燦、杜江峰、潘建偉，三人研究領域各有側重，也略有交叉。

　　作為現代物理學兩大支柱之一，量子力學理論的自洽性及其與實驗事實的符合，在核物理、鐳射、凝聚態、生物學、化學等近代科學技術中都有廣泛應用。不管外界如何質疑，科學家們總覺得，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中成立公司加快産學研結合，對中國是個機會。

　　設立公司，另一方面也因現實困境：前沿科學好比“未成熟的果實”，難以馬上使用。若想基礎研究創新與産業化應用共建，無法靠專利轉讓、授權等方式“一賣了之”，反而得靠高校、科研工作者自己去源源不斷往“下游”走，不斷開拓。

　　最早邁出這一步的，就是在2009年5月，潘建偉、彭承志團隊設立“用量子技術保護每一個比特”的安徽量子通信有限公司（科大國盾前身），技術來源是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研究中心。同年7月後，依託中科院量子信息重點實驗室，郭光燦、韓正甫團隊在安徽蕪湖創立了問天量子，這兩家公司都是從事量子保密通信業務。

　　從名字裏，多少能看出量子“GDP”的初心和情懷。隨著科研的進步，2017年前後，依託中科院微觀磁共振重點實驗室杜江峰院士團隊技術，“用量子技術感知世界”的國儀量子成立，主攻量子測量；郭光燦、郭國平團隊轉化出了“用量子技術追溯科技本源”的本源量子，致力於量子計算。

　　眼下，中科大還陸續轉化出從事量子通信網建設和量子雷達的國科量網、國耀量子，多數採取將中科大科技成果作價入股，同時以股份或出資比例等股權形式給予技術發明人獎勵的形式設立。國耀量子的雷達技術來自於潘建偉團隊和竇賢康團隊，竇賢康院士後被調任武漢大學校長。

　　合肥本地媒體報道説，2009年潘建偉團隊決定成立國內第一家量子通信産業化公司。時任合肥高新區領導説了一句：“你來吧，這裡沒有質疑。”

　　十年後，這些量子係公司構成了中科大和合肥高新區産業佈局中最醒目的領域。有接近中科大的人談起這段經歷：“當初在安徽量通整體改制的時候，學校曾專題討論過更名是否以‘科大’兩字冠名，最後結論是同意。”他坦言外界普遍認為量子信息科技離現實太遠，國盾更名也是借此表達中科大發展探索量子科技的信心。

　　“還是做企業比較難”

　　或許正是因為在爭議中前行，這個前沿學科才如此熱門。如果科學和社會環境溫度提高到某個門檻，量子科技的果實會加速成熟麼？

　　他們希望如此。這幾家分別探路量子通信、量子測量和量子計算的公司，雖然在外界看來都是“含著金湯匙出生”，依託來自於中科大的技術和招牌，肯定會有做不完的訂單。

　　實際並非如此，從創新鏈到産業鏈的“第一步”並不好走。不止一位中科大出身的“物理學霸”跟證券時報記者“攤牌”：“做企業比做科研難多了！”研究工作一般僅需要停留在技術層面上，較少考慮市場的實際前景和需求，而做企業則需要統籌科研、生産和市場為一體。

　　就拿第一個“吃螃蟹”、被認為目前商業化前景最明朗的量子保密通信來説，科大國盾也有花了十年沒有跨過的門檻。比如説，科大國盾是上游電子元器件、光學器件結構供應商，下游應用者包括國家電網、新華社、中國人民銀行，在政務、金融、電力、國防等行業和領域推出了一批示範性應用。

　　“産業鏈總算跑通了，隨著量子密鑰分發系統的通信距離和速率不斷突破，更加小型化、輕量化，成本也終於能慢慢降下來。但是我們的規模還是不夠大，上游供應商不會根據我們的需求專門定制，只能採購通用型産品。等於説，你買十塊錢東西，可能只有五塊錢是真用得上的。”一位曾就職科大國盾的人士説。

　　在量子測量領域，國儀量子總經理賀羽提到的短板，也是初創期必經的疼痛。目前，國産科學儀器在生産工藝控制技術落後於國外，導致中國研製出來的儀器可能在部分功能技術方面領先國外，但整機性能及穩定性落後於國外；另外，“核心器件禁運”等卡脖子問題，也限制了國內科學儀器企業的發展。

　　市場普遍有批評這些高校背景科技公司不夠市場化的聲音，比如説，創業團隊中最常見的關係是師生、師兄弟關係，有的教授主導意識很強，明知不好但仍“總想多送學生一程，不捨得放手”。這也是因為前沿科學的高度專業性，讓懂行銷、市場的技術人才懂技術，或者讓搞技術的人做管理，都不容易。

　　某種程度上説，若想讓這些有前景但週期長、風險高的科技公司能借力資本市場發展，中央設置科創板的戰略決策非常明智。另外幾家類似背景的衝刺企業中，中科星圖所處行業是“數字地球行業”，在答問詢時直言“並沒有形成成熟的産業市場”；國科環宇主要從事航天關鍵電子系統，報告期內向關聯方單位A銷售佔比最高達到66.82%。

　　“如果按照原來的IPO審核規則，這些企業的情況可能難以被外界理解，但如果從科技成果轉化自身的邏輯規律來看，是有一定客觀必然性的。”有律師説。

　　科創板第一輪問詢問題數平均在50.2個；科大國盾被問了68問，華中農業大學參股的科前生物被問詢66個。南方一家券商保代認為，雖然科創板一定程度上放寬了對同業競爭和關聯交易的限制，改為“無重大或嚴重不利影響”，發審委對涉及國有資産和科研轉化的嚴謹態度值得肯定。

　　股權分散是最大危機

　　“學霸型公司”的人員構成有好處有痛點：科大系的幾個量子企業中，科大國盾的董事長彭承志、總裁趙勇是同門師兄弟；國儀量子總經理賀羽是杜江峰院士學生，之前曾自主創業；郭光燦院士是本源量子聯合創始人兼科學顧問，科學顧問是郭國平教授，董事長和總經理也是物理學博士。

　　這意味著團隊的穩定性很高，危機關頭能齊心扛住風險。但一個科技轉化中常見的問題來了：高校成果轉換時一般只能獎勵核心研發技術人員，對在科技成果轉化做出貢獻的其他專業人員卻不能充分激勵，不少核心人員都是通過後續增資或受讓的方式獲得的股權。市場估值一旦上來，科研人員普遍無法承受持股需要的經濟成本；另一方面，公司在需要資金時急於引入投資者，將導致公司團隊的持股非常分散。

　　這個問題由來已久。2008年，起源於中科大“人機語音通信實驗室”的科大訊飛，成為中國第一家大學生創業的上市公司，由於股權分散，不得不開創性的通過“一致行動人關係”來確認創始人劉慶峰的控制權。至今這仍是訊飛的“阿克琉斯之踵”。

　　科大國盾是科大體系內最新的一個“警示”。在科大國盾的實踐到了産業鏈與資本鏈結合的“最後一公里”，資本的“雙刃劍”對公司業務和管理層心力的拖累不能忽視。

　　自從2009年設立起，科大國盾一直備受關注。2014年至2015年，科大國盾接受杭州雲鴻投資為公司參股股東。2016年後，雲鴻投資時任負責人在浙江獨立運作九州量子。此間，圍繞著九州量子是否通過虛假宣傳影響行業發展、雲鴻投資入股時借給科大國盾核心人員形成的債權債務是否合理等，科大國盾和雲鴻投資多次交鋒，最終爆發了“錘殺科學家”事件。2018年，雲鴻投資退出科大國盾。

　　科大國盾在本次問詢回復中披露了上述借款始末，並在IPO前罕見地公開矛盾，表示“杭州雲鴻與公司其他股東對發行人有關事項決策及未來發展等産生分歧，合作關係出現裂痕”。

　　另外，為了加強上市公司的控制權，在提交招股書的前夕，彭承志、趙勇等核心團隊向其他股東借款增持科大國盾，金額高達數千萬元。這也是上交所問詢函關注的重點之一。

　　“做科技成果轉化離不開資本的力量，但搞科研的人並不知道資本方的引入到底會對未來産生多大的影響，甚至可能被資本帶偏。”一些科大系公司的負責人看法不盡相同。

　　量子行業依然是資本熱涌的洼地。今年4月，國儀量子完成引入科大訊飛、科大國創為戰略投資方，估值為10個億。曾披露技術和國盾有關聯的中創為量子，對外宣稱估值達到10億美元。尚不清楚本源量子的估值，合肥市高新區上市辦的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估值不錯，都是當地重點孵化的上市後備企業。

　　“科技創富”仍需系統支持

　　鮮為人知的是，創立之初，科大國盾團隊曾和安徽省國資旗下的皖能集團等討論合作，期待國有企業參股發揮“定海神針”作用，推動自身規範發展。但考慮到量子通信項目的長週期和高風險性，加上當時投資容錯機制缺乏、資産評估困難等，最終只有民營資本做了投資。

　　十年後，科大國盾在IPO前已經迎來了100億的超高估值，也經歷了資本的嚴酷考驗。不能説是國企主動錯失投資機會，這是當時國資、政府基金支持科技創業投資體制不健全的一個投射。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政産學研用各個主體全方位協同參與和支持，這種支持中又確實需要一些改革和突破的勇氣。”反思過去十年在量子科技科研成果轉化時“探過的路”和“踩過的坑”，一些行業參與者感慨良多。

　　但樂觀的是，從修法到推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三部曲”，再到科創板的戰略性佈局，一系列“組合拳”打出後，前沿科技無疑迎來了産業化的最好時期。

　　4月，財政部修改了《事業單位國有資産管理暫行辦法》，由於科研院所高校的科研成果被界定為國有資産，處置時要作評估、備案。新規表示高校自主決定轉讓、許可或者作價投資，並簡化科技成果轉化中的資産評估程式，市場普遍認為，“放權”將有效為科研院所高校成果轉化賦能。

　　産業雖然還在初期，但産業化的信心未曾消失。比如在目前三大量子信息細分領域中，發展稍慢的是量子計算。郭光燦院士團隊打了個比方：“目前量子計算機發展的階段，相當於蒸汽機剛剛面世之際。當蒸汽機只有0.01馬力時，是比不過馬匹的。”但蒸汽機才是時代發展的方向。某種程度説，量子通信等後續能不能實現大規模的民商用，也取決於能夠破解現代公鑰密碼的量子計算何時突破。

　　有意思的是，蒸汽機的研發和産業化不僅開啟了工業革命的大門，瓦特也因此成了世界上第一個通過轉讓知識産權而致富的人。在戰略科技成果轉化這條漫長的跑道上，若能激勵“GDP”般的科學家們創造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的新技術和産品，推進産學研互動，“知識創富”時代會到來麼？（記者 童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