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即將開工，2025年建成——石家河遺址見證長江中游史前文明

石家河考古工作站。（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張茜 通訊員 吳述明 攝）

　　五月的天門石家河鎮北，稻田連綿起伏，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尋常鄉間景象中，不時閃現的倣古建築、考古主題墻繪又顯示出它的與眾不同。

　　備受矚目的石家河遺址就位於這裡，該遺址距今約6000至4000年，是中國長江中游地區迄今發現分佈面積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

　　從1954年發現至今，一批又一批考古人埋頭躬耕於此，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考古發掘，石家河遺址不斷刷新人們對長江中游地區文明進程的認知。

　　秉承保護與發展並重的理念，5月11日，石家河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進入施工準備階段，石家河遺址將揭開其神秘面紗，展現於世人面前。

　　已出土文物35萬餘件

　　將殘破的陶片用黏合劑拼接好，先用橡皮泥進行翻模，再用石膏對殘缺部分進行修補，最後整形打磨，一件件沉睡千年的陶塑品得以重見天日……5月14日，在石家河考古工作站文物修復室，修復好的陶碗、陶盆、陶缸等琳琅滿目，而編上編碼的一堆堆碎陶片庫存數量則更為驚人。

　　時間拉回到半個多世紀以前，也是這樣一些陶片，讓石家河遺址出現在世人面前。

　　1954年冬，天門、京山兩地聯合修建石龍過江水庫幹渠，在開挖至石家河鎮地段時，大量石器、陶器現身，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重視。

　　次年初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員來到天門，對幹渠施工沿線遺址點進行搶救性發掘，石家河考古的帷幕由此拉開。

　　亮相即驚艷。“當時考古人員重點對羅家柏嶺進行發掘，揭露了一處玉石加工相關的大型作坊場所，並出土了40余件精美的玉器。”石家河遺址管理處副主任徐同斌介紹，關於石家河玉器的原料、工藝等還有很多未解之謎，但它們足以顯示出距今4000多年以前，長江流域已有發達的手工業和繁盛的文化。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北京大學、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荊州市博物館聯合組建石家河考古隊，由中國考古學界泰斗嚴文明先生擔任總領隊，再次對遺址進行發掘，大型史前古城——石家河古城初露崢嶸。

　　“石家河城的發現是石家河考古的一個飛躍。”徐同斌説，石家河已確認遺址分佈面積達8平方公里，核心區域4平方公里。考古研究表明，距今約4800年前，這一地區人口規模達3萬左右，是史前全國五大都邑性城址之一。城內功能分區明顯，有生産區、生活區、墓葬區、祭祀區等，城市功能較為完備。

　　經過近70年、20多次發掘，出土各類文物35萬餘件，石家河遺址的神秘面紗被一點點掀開。

　　科技論證“早期中國”的文明基因

　　5月11日，在譚家嶺發掘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朱世乾和同事一起用紅外照相機、無人機進行信息採集。

　　“早期田野作業，沒有現在這些先進的設備，要靠熱氣球採集信息。”朱世乾説，當代田野考古，既需像考古前輩一樣下苦功夫，也需借助科技手段，進行多學科合作。

　　距離發掘現場約10米處，一個科技考古實驗室引人注目。“之前實驗室科技考古常滯後於田野發掘，有了考古實驗室，從發掘現場提取的土樣、遺物、遺跡等，可便捷地進入實驗室進行科技考古樣品前期處理、檢測、研究。”實驗室現場相關負責人嚴青青説，漆木器、陶器上的澱粉粒等脆弱樣品和有機質樣品，可以沒有損耗、不受污染地進入實驗室，有助於保留信息的原真性、完整性，快速出爐的檢測結果對仍在開展的發掘工作也有指導意義。

　　一項最新檢測數據顯示，山東、安徽、河南等多個遺址出土的紅陶杯，所含微量元素與石家河當地土壤成分一致。由此可見，紅陶杯是在石家河當地生産的“大宗商品”，不僅暢銷長江中游，還影響到中原腹地。

　　“為了更好地保存文物和遺存，遺址不會一次性全部發掘完，而是要根據考古技術的發展逐步進行。”朱世乾説，關於這片神奇的土地，更多秘密有待揭開。

　　2025年建成石家河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5月11日，隨著施工隊正式進場，石家河遺址博物館項目進入施工準備階段。該項目計劃總投資約2億元，由石家河遺址博物館、遺址公園遊客服務中心、生態停車場等組成。

　　離項目選址地不遠處，三房灣遺址保護展示項目已完成土建工程，互動體驗館、展廳展示館拔地而起，布展完成後將作為遺址公園的重要組成部分率先對外開放。

　　如何更好地保護石家河遺址？不能“養在深閨人未識”，而應該通過合理適度的開發應用，讓其“飛入尋常百姓家”， 與現代生活交相輝映，推動保護與開發融合發展。

　　2017年11月，石家河考古遺址公園被國家文物局批准立項。今年，天門提出加快打造全省文旅融合體驗基地，石家河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駛上快車道。

　　“計劃通過三年時間把石家河遺址打造成為一個集文物考古、科學研究、文物展示和文化體驗于一體的荊楚文化地標。”天門市博物館館長鄧千武介紹，按照規劃，石家河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計劃總投資約6.5億元，佔地5.86平方公里，空間結構為“內三環、外四區”，其中內三環指的是譚家嶺古城、石家河古城及環繞古城城壕週邊一週的諸遺址，外設考古預留區、科普教育區、管理服務區、西河濕地涵養區。

　　“公園將採取原樣保護、模擬展示等多種方式生動呈現遺址內涵，並提供遊人參與體驗古人生活、生産的互動活動，讓遺址文物‘活起來’。”鄧千武説，以印信臺為例，出土文物被取走後，遺址現場僅余一片深淺不一的黃土探方，觀賞性較差，後期將對其回填，採取現代科技手段在這裡完整“再現”文物發掘時的原貌，讓遊客直觀感受石家河先民的祭祀文化。（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張茜 通訊員 吳述明）

　　古城

　　全國五大史前都城之一

　　石家河鎮北是一片起伏的低崗平原，東西各有一條南北向的小河繞原而過，謂東河和西河。

　　登上石家河古城西城垣最高點，極目不見故土，但借著依稀可辨的城垣、壕溝、祭祀臺，不難遙想一個上古都城繁盛的模樣。

　　“城池的修築，是石家河成為文明中心的重要指標。” 石家河遺址管理處副主任徐同斌介紹，在距今6000至4500年之間，石家河一帶先後修築了龍嘴——譚家嶺——石家河三座古城，其中，石家河古城代表了聚落髮展的頂峰。

　　龍嘴古城位於石家河古城東南6公里處，城垣底寬約17米，面積8萬多平方米，始建年代距今6000年左右，是我國最早的兩座城池之一。

　　距今5500年左右，龍嘴古城廢棄，譚家嶺古城興起。譚家嶺城位於石家河古城的中心，城垣內總面積17萬平方米，城壕內總面積則達26萬平方米，是我國早于5000年修築的四座城池中規模最大的一座。

　　大約距今4900至4800年，在譚家嶺古城的週邊，一座規模更大的石家河古城拔地而起。它的城垣內面積達120萬平方米，城壕內面積則達180萬平方米，是全國五大史前都城之一。

　　曾擔任石家河考古總領隊的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推測，“單以城垣來説，至少用了100萬立方米的土。”在當時只有石鏟等勞動工具的情況下，假定有1000人持續不斷地工作，也要花上十年才能完成。

　　今年2月，考古人員首次發現屬於石家河古城組成部分的外郭，最新確認的古城面積為348.5萬平方米，與良渚古城面積相當。

　　此外，考古隊還首次確認了進入城壕（護城河）的外部河流、引入內城的城內河流等水利系統。“複雜水利系統的確認，體現了石家河古城的先民已具備很強的水利治理能力。”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方勤説。

　　湖南大學教授、湖南省考古學會理事長郭偉民表示，石家河古城是長江中游面積最大、等級最高、延續時間最長的史前古城，最新確認的石家河大型城址，進一步佐證了石家河長江中游文明中心的地位，表明長江中游在這個時期已經有了高度發達的文明。（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張茜 通訊員 吳述明）

石家河遺址出土的陶碗。

　　陶塑

　　“史前工業園區”傳來勞動號角

　　5月14日，在石家河古城中心三房灣遺址處，湖北日報全媒記者在現場看到，數以萬計的厚胎紅陶杯殘件密集堆放在土層之中，厚達數米。與它們相伴的，還有陶窯、黃土坑、洗泥池、蓄水缸等遺跡，頗有“史前工業園區”的氣場。

　　在遺址外一處工棚內，裹著陶塑殘件的紅土堆成小山，十余名農婦一手拿著特製小鐵耙，將大土塊輕輕鑿開，另一隻手則將裹在泥土中的陶塑殘件一個個清理出來放入編織袋，等待編號。

　　石家河遺址管理處副主任徐同斌介紹，三房灣是一處以燒制紅陶杯為主的大型專業窯場，密集堆放在土層之中的殘件，或為生産過程中丟棄的殘次品。

　　陶塑在考古發掘中並不鮮見，但石家河遺址出土的海量陶塑品依然不容忽視。截至目前，考古人員在石家河已發掘出數以萬計的陶塑品。陶偶絕大多數戴淺檐帽，身著細腰長袍，也有不戴帽和露胳膊露腿的；有的跨腿站立，有的舉腿起步，有的揮手抬頭似舞蹈狀，而絕大多數為跪坐抱魚式，顯得端莊而虔誠。

　　其次，陶塑動物種類也很多，注重體現其動作和姿態，如狗的姿態就有昂首翹尾站立的，有拖尾行走的，有俯身卷臥的，有側臥翹首的等等，形態各異，極為豐富。

　　紅陶杯是實用酒器還是祭祀禮器？陶塑品是玩具還是藝術作品？雖然這些問題目前尚無定論，但考古專家卻形成共識：如此大批量的手工製品集中出土，反映當時已出現大規模專業化生産，也已出現聚落等級與社會階層的明顯分化，社會分工正在細化。（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張茜 通訊員 吳述明）

珍藏于國家博物館的“中華第一鳳”。

　　玉器

　　“中華第一鳳”見證鳳文化起源

　　鳳，是中華文明標誌性圖騰之一，也是楚文化的主要象徵，自古以來便被看作神鳥和吉瑞之兆。

　　1955年，石家河遺址發現一枚玉鳳，鳳體團身扁平，鳳眼圜形，冠羽後卷，長尾兩歧，直徑4.7釐米，厚0.6至0.7釐米，姿態生動、造型優美，採用減地陽刻法製作而成，距今約4200年至3800年。

　　該玉鳳緣何一經出土便被國家博物館珍藏，更被譽為“中華第一鳳”？

　　精美到考古界不敢相信是史前玉器

　　1955年，考古隊在對石家河羅家柏嶺遺址進行發掘時發現了這件玉鳳。

　　天門市博物館館長鄧千武介紹，因這件玉鳳十分精美，製作技術很高，當時考古界不敢相信它與粗糙的土陶共存于同期的史前時代。

　　彼時，考古隊初步判斷該玉器屬西周遺物，並於1956年將玉鳳帶回交與中國歷史博物館陳列展覽。

　　直到上世紀80年代，石家河肖家屋脊因磚瓦廠取土，又發現一批玉器，絕大多數出於甕棺之中，而且主要出自大型甕棺葬。考古學家這時才證實，它們的年代屬於距今4000多年以前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遠早于西周時期，玉鳳的年代也被修正為新石器時代。

　　專家認為，這枚玉鳳是目前所知較早的鳳形象，且技藝精湛，其造型影響了中國後來幾千年鳳鳥藝術的發展，因而被譽為“中華第一鳳”。

　　標誌著史前玉作的巔峰

　　對於這件玉鳳，國家博物館官網中同樣給予高度評價：從目前考古材料得知，石家河文化出土的玉鳳是目前所知較早的鳳形象，開鳳紋之先河。

　　在珍品如林的國家博物館，該館常設展之一《中國古代玉器藝術》專題陳列板塊中，擷取上起遠古、下迄清代的精品展品近300件，“中華第一鳳”則作為專題展的封面和壓題圖標出現，其地位和價值不言而喻。

　　2017年，中國郵政首次專門發行一套《鳳（文物）》特種郵票，其中第一件便是“中華第一鳳”，可見其在中華鳳圖騰發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石家河文化玉器，標誌著一個史前玉作的巔峰，代表了一個中國玉文化發展的時空坐標。”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對石家河文化玉器的評語，而“中華第一鳳”無疑是石家河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

　　最初的鳳形誕生於石家河文化

　　楚人崇鳳，以鳳鳥自居。那麼，鳳究竟源於何方？

　　《説文解字》雲：“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虎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這段後世對於鳳外形的詳細描述，對比“中華第一鳳”的造型，可謂十分吻合。

　　“玉鳳在紅山文化中也有，比石家河遺址玉鳳早，但它是具象的，像天鵝，或一隻逼真的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方勤介紹，石家河玉鳳是抽象了的鳥，形象飽滿，尤其神奇的是，它與現代國人想像描繪出的鳳的形象特別接近，與楚文化中的鳳也接近，而鳳是楚文化中重要的圖騰。

　　在湖南澧縣孫家崗一座石家河文化墓葬中發現鳳形透雕玉飾、在石家河遺址發現的對鳥（雙鳳）玉佩、經綜合考證被學者認定是石家河文化器物的殷墟“婦好”墓玉鳳……種種跡象表明，石家河文化居民對鳳懷有特別的情感認同。

　　中國第一代女考古學家王勁曾撰文研究石家河文化玉器與江漢文明化進程，由玉鳳論及楚人崇鳳的淵源，她將鳳文化的創造歸屬為石家河先民。

　　王仁湘在所著的《發現中國鳳》一文中這樣寫道：這件玉鳳包括新近發現的對鳥（雙鳳）玉佩，表明石家河文化居民對鳳懷有特別的情感認同，他們應是神鳳最初的締造者。最初的鳳形，應當是誕生於石家河文化，從此鳳崇拜也成為一種規範的信仰方式。（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張茜 通訊員 謝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