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的迅速滲透及其相關産品服務的持續創新已深刻改變了普惠金融的發展生態。

　　充分發揮金融科技的價值，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縱深發展，可以更有效地服務我國實體經濟，這已在業內形成了共識。但需要正視的是，在數字普惠金融推進過程中，風險與挑戰仍存，堅持科技賦能與規則引領雙驅動，方能促進普惠金融在良性的軌道上健康發展。

　　借力科技 普惠金融迎來黃金髮展期

　　“當下是發展普惠金融最好的時代。”有互金從業人士這樣表示。

　　當前，我國數字經濟正處於蓬勃發展期。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日前發佈的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27.2萬億元，佔GDP的比重達到32.9%，已成為驅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動力。而數字金融比較活躍的商業形式，如支付、網貸、保險、理財等，也都具有較強的普惠性質。

　　回顧整個普惠金融事業的發展，普惠金融之所以難做，主要還是因為小微企業和低收入群體這兩類潛在的客戶，一是獲客難，二是風控難操作。數字技術為這兩個關鍵問題提供了有效的解決方案。

　　事實上，數字經濟、普惠金融的政策紅利正在持續釋放。從2016年G20杭州峰會上提出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改革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支持金融機構擴展普惠金融業務，數字普惠金融獲得了政策大力支持。

　　毋庸置疑，依託于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日臻成熟，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等技術被越來越廣泛地應用到了金融事業中。恒昌公司首席戰略官翟南賓表示，隨著普惠金融發展到數字普惠金融階段，一方面，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使金融服務變得更為便捷、高效；另一方面，數字金融的運用使金融成本更低、時效更短，也更容易去辨別客戶的風險情況和信用情況。

　　挑戰仍存 價值與風險並生

　　雖然普惠金融在我國的發展取得了明顯成效，但需要認識到，數字普惠金融在我國的發展尚不成熟，價值與風險並生。

　　誠然，金融科技通過緩解普惠金融信息不對稱問題之後，在一定程度上緩釋了一些潛在的風險因素，但在另一個層面也産生了一些新的風險。如網絡安全風險，科技的飛速發展使得風險的傳導速度和隱蔽性快速擴張，風險的邊界也在擴大。

　　此外，數字鴻溝問題仍然存在。由於普惠金融服務對象主要是弱勢群體，對數字技術理解能力低、承擔風險能力弱、互聯網金融應用水準低等問題較為突出。如何創新開發出適合弱勢群體的金融産品和服務，以多樣化的形式來發展普惠金融，也是需要金融從業者深入思考的問題。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日前表示，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既不能數字主義，也不能技術主義，要時刻想著這是一個社會經濟活動。

　　有業內人士直言，目前，在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以及數字普惠金融領域都有較多模糊的概念，準確理解數字普惠金融，有助於正確認識數字普惠金融的價值。

　　事實上，普惠金融不是扶貧，發展數字普惠金融需要考慮商業可持續原則，這已成為各方共識。

　　李揚認為，普惠金融是指用可負擔的成本向有真實金融需求的群體有尊嚴地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做數字普惠金融必須要考慮好商業可持續的問題。具體而言，科技和普惠金融的結合，主要從三條路來走：一是降低準入成本；二是解決信用問題；三是應用好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處理好信息、演算法和算力的問題。只有解決好上述問題，才可以使金融服務更有效地觸達所有人。

　　規則引領 築牢風控“防火牆”

　　無論是金融科技還是普惠金融，風險控制都是重中之重。有業內人士坦言，當前，在金融科技領域已出現了泡沫，雖然金融科技會經歷一個泡沫過程，但同時需要著重預防其成為系統性風險。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東表示，説到金融科技之於普惠金融的作用，人們更多想到的是利用金融科技來解決很多問題，如降低金融服務門檻。但在中西部地區的實際調研中發現，為缺乏金融服務的群體提供好風險控制，比降低原有的金融服務門檻更為重要。

　　“數字普惠金融領域的諸多風險是由於不按照金融規律辦事所引起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坦言。實際上，在利用金融科技推進普惠金融的過程中，行業內仍存在一些打著數字普惠金融和互聯網普惠金融旗號進行金融詐騙活動，這種偽創新成為一種“數字陷阱”，擾亂了行業秩序。因此，築牢數字普惠金融的“防火牆”，成為穩妥促進數字普惠金融健康發展的關鍵。

　　在黃益平看來，為了促進數字普惠金融健康發展，首先需要給數字普惠金融劃定一個明確的邊界，保證其商業可持續。一方面，普惠金融不同於政策性金融；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更應該是負責任的金融，對客戶、産品和平臺負責。一些平臺通過提供過高的投資回報率來吸引客戶，在現實中卻看到不少變相的“龐氏騙局”。

　　對此，黃益平建議，應該制定相關監管規則，做到金融監管的全覆蓋，比如建立統一的標準來發放金融牌照，要求申請牌照的機構和個人需具有必備的資質，這將促使數字普惠金融加速回歸到良性的發展軌道上來。（記者 陳彥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