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大運河，一條美麗的“戲韻之河”

　　一河漁火，千里歌聲。千年運河上，歷史的輕舟漂過，穿越過千萬百姓的煙火日常，也飄蕩著戲曲的動人聲韻。大運河江蘇段，伴隨著汩汩運河水的流淌，不同戲曲種類在這裡誕生、交流、融合。百戲之祖崑曲，在昆山誕生；京劇源頭的四大徽班進京，從揚州啟程；從“灘簧”到錫劇，盡顯江南水鄉特色。戲韻悠悠，熏染著這方土地上的風雅生活，吟唱著一方文化與審美的傳奇。

　　水路戲路，前世今生

　　在柴油馬達的“突突”聲中，運河水流拍擊著船頭，這是錫劇名家王建偉（小王彬彬）記憶裏依然清晰的一幕，“那時我們常去蘇北八圩、江都演出，都是船隻出行。一路上，演員們在船中悠然自得地觀賞兩岸三三兩兩的農舍、岸田，或春天的桃紅柳綠，別有一番情趣。”

　　錫劇名家王彬彬出生於常州金壇，後來以“彬彬腔”蜚聲大江南北。在王彬彬的故鄉，丹金溧漕河與大運河相通，它穿越金壇流入思湖。王建偉回憶，改革開放前，與父親一道參加劇團演出時，乘船出行並不少見。

　　錫劇是江蘇的大劇種，它覆蓋整個江南，影響力涉及蘇中甚至蘇北。清末，無錫灘簧（錫劇早期的稱謂）小戲已在蘇南盛行。這種三兩人組成的小戲班，在農閒時分穿梭于無錫、常州、蘇州鄉下一帶，或曠野、村頭，或會場、茶坊坐唱。由於通俗易懂，唱詞貼近民眾生活，所以深受百姓喜愛。王建偉説，江南水鄉河道很多，藝人們常搭乘船隻來往于各鄉鎮之間。“運河勾連了蘇、錫、常與鎮江，特別是運河在無錫穿城而過，灘簧逐漸發展成錫劇，運河起了很大的作用。”

　　戲曲界歷有“水路即戲路”的説法。江蘇省戲劇家協會原主席、著名戲劇理論家汪人元告訴記者，“戲路”指戲班演出路線與活動區域；“水路”指重要的交通水道。水路帶動經濟文化發展，也形成戲曲活動的聚集。

　　崑曲、揚劇、錫劇、淮劇、柳琴戲、徐州梆子……江蘇戲曲種類繁多，而在江蘇，“水路即戲路”的特點尤其鮮明。其中，崑曲的誕生，與大運河的關係匪淺。

　　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朱棟霖説，明清時期，大運河使得北方和西南的貨物在蘇州交匯，刺繡、裱畫、樂器、首飾、倣古、造酒，三百六十行，這裡應有盡有。經濟的繁榮帶來了文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文人才俊參與到與文化藝術相關的商業活動中，戲劇活動也就自然而生地繁盛起來。

　　汪人元介紹，昆山腔的誕生，最初以南戲流入昆山，結合當地語言與音樂而成，後來在文人魏良輔（初習北曲後研南曲）、張野塘（善弦索、北曲）等人總結了北曲成就，吸取了海鹽、弋陽等腔長處，對昆腔進行改革，使其由“率平直無意致”聲腔，變成了委婉細膩的“水磨腔”，尤其是梁辰魚用昆腔創作了傳奇《浣紗記》，影響日增，逐漸從吳中擴展到蘇浙各地，形成“四方歌者皆宗吳門”的格局，一躍而成明代四大聲腔之首。

　　“江蘇戲曲是與江蘇整個歷史、地理、文化的背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汪人元説，“江蘇氣候宜人，物産豐富，魚米之鄉，交通便利，南京還是六朝古都，清代政府曾在揚州設局改戲，匯聚全國八方戲曲決非偶然，百戲之師的崑曲，在昆山誕生；京劇源頭的四大徽班進京，從揚州啟程，也有其因。”

　　“徽班進京”這一事件，被認為是京劇誕生的起源。這和江蘇大運河又有什麼關係呢？

　　“明清時期，當時的一些主要戲曲活動，都曾與大運河這條黃金水道發生過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的關聯。”聊城大學文學院教授苗菁告訴新華日報記者，以演唱“二簧調”為主的徽班，發源於安徽南部，而揚州鹽商中就有很多來自徽州，喜愛家鄉戲。所以，徽班在進京前，實際上在揚州接受了一段“藝術提升”的過程。後來，借助為乾隆做壽的機會，徽班從揚州出發，沿著大運河進入北京城，在與其他聲腔同臺獻藝中，相互競爭，逐漸吸收、融合了其他聲腔的精華，形成京師梨園的新面貌，催生了今天人們所熟悉的國粹京劇。

　　包容創新，百戲爭鳴

　　商賈輻輳，百貨駢闐，舟船迤邐。大運河串聯起的是一個廣泛流動、開放包容的文化交流空間。

　　在傳統戲曲演出裏，“跑碼頭”是行話。苗菁告訴新華日報記者，“所謂碼頭，有水碼頭、旱碼頭之分，總之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演出。”苗菁研究發現，“明清時期，大運河是一條最重要的戲曲傳播交流通道，這就是當時文化傳播交流的‘高速公路’。沿著運河，北方的戲曲傳播到南方，南方的戲曲也傳播到北方。”

　　苗菁以清代的揚州為例，這座運河邊的著名城市，曾一度聚集了各種聲腔，除崑曲外，還有來自各地的聲腔，如弋陽來的高腔、句容來的梆子腔、安慶來的二簧調，還有湖廣來的羅羅腔等。“將如此豐富的南北戲曲吸納于一城，除了北京，當時全國沒有第二座城市能夠如此，這顯示了揚州非凡的經濟實力與文化容納力。”

　　“大運河是明清時期戲曲從蘇州、揚州這兩座城市向外傳播的重要渠道。”汪人元介紹，比如昆劇藝人多從蘇州北上，在京劇形成時期，藝人也多為蘇州、揚州地區人。如梅蘭芳祖籍是泰州，周信芳出生於淮安，“通天教主”王瑤卿祖籍淮安，京胡名家徐蘭沅祖籍蘇州吳縣，崑曲名家俞粟廬（俞振飛父親）是江蘇婁縣人，京城學戲者“大半是蘇、揚小民”，多與運河有關。

　　汪人元還注意到，“同光十三絕”這組光緒年間的著名繪畫，是沈蓉圃所繪彩色劇裝寫真畫，記錄當時徽班進京後對京劇誕生具有奠基功業的十三位著名演員。除安徽籍外，許多都是江蘇人，如小生徐小香是蘇州人，旦角梅巧玲是泰州人，旦角時小福是蘇州人，昆旦朱蓮芬是蘇州人，丑角楊鳴玉是揚州人。

　　“包容和創新”，這是江蘇第二師範學院文學院秘書與寫作教研室主任王玨用以形容的江蘇大運河戲曲特色。“大運河溝通了南北交通，促進了貿易繁榮，運河沿岸也匯集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客商。為了籠絡這些語言龐雜、審美各異的觀眾群，取得更高的票房，江蘇的戲曲就要學會包容，包容實則就是最大的創新。”

　　王玨説，江蘇戲曲包容性體現在音樂上，就是一種“南腔北調”的特色，語音上突破方言，力使南北觀眾都能聽懂。例如，昆劇源於吳方言區，起初崑曲的唱詞與賓白用的是中原音韻。但是現在看到的傳統昆劇中, 丑角的賓白裏既有蘇州話又有揚州話，比如出現揚州話常演的劇目有《紅梨記》中的《醉皂》、《兒孫福》中的《勢僧》等。“江蘇的戲曲一直以一種開放的姿態存在著，這種開放的姿態使得江蘇的戲曲海納百川，最終成為影響力深遠、演出範圍廣的大劇種。”

　　這種包容性，是大運河包容開放的地緣性所賦予的。“首先，江蘇的戲曲是沿著大運河這條黃金水路向外部進行傳播；其次，戲班和演員也是通過運河輾轉于各地，這就有利於運河沿岸各個劇種間的互動、融合。”王玨分析，江蘇戲曲大致有三個時期的對外傳播影響力較大。首先是乾隆南巡時期，加快了昆劇和徽班沿運河北上，為京劇形成奠定了基礎；第二次是太平天國時期的徽班南下，促成了以上海及杭嘉湖地區為核心的南派京劇的發展；第三次是20世紀前半期，江蘇的錫劇、揚劇、淮劇等地方戲沿運河及其支流水系對外延伸，後進入上海發展。

　　一河一生，一代一情

　　大運河是一座流動的文化記憶寶庫。江蘇戲曲眾多劇目之中，有沒有和運河或其他水路相關的內容？王建偉回憶，錫劇創作過明代抗倭題材的《克寶橋》，反映日本海盜浪人在沿海地區竄入我國運河一帶騷擾、掠殺江南民眾，縣令王其勤令子王克寶築城堅守，因子違反軍令被斬。這是一齣頌揚不屈民族節氣、感人至深的地方劇目。

　　戲曲《白蛇傳》大家耳熟能詳。王玨告訴新華日報記者，其實這個著名IP也經由大運河催生塑造。《白蛇傳》也叫《雷峰塔》，這個故事裏涉及的三個城市杭州、蘇州以及鎮江，都是大運河沿岸的城市。清代的方成培所作的戲曲《雷峰塔》本就是為乾隆南巡所準備的。這個故事展現出了明清大運河兩岸社會生活的風貌，選擇杭州、蘇州和鎮江為故事發生地，也是為了讓往來于大運河上的客商以及生活在這裡的百姓更有親切感。“大運河沿岸是重要的戲曲消費市場，以這裡人們熟悉的大運河兩岸重要的貿易城市為背景創作出來的故事，更容易拉近與他們之間的距離，博得他們的好感。”

　　運河岸邊，戲曲與生活，向來如這般息息相關。王建偉告訴新華日報記者，無錫三里橋是運河邊鼎鼎有名的米市碼頭，運河沿岸人來人往，商鋪林立，各地客商也紛紛雲集於此，洽談生意。茶館老闆為了吸引顧客，便邀請灘簧藝人進茶館演唱。光緒三十二年（1906），無錫商民出資創設的慶仙戲院，是無錫第一個茶園式的戲曲劇場，而運河小島西水墩有內外兩個戲臺。據説，這兩個戲臺是無錫百姓為紀念歷史上的兩個縣令所建造的。一位是明朝的抗倭領袖王其勤，另外一位是清朝率領民眾消除水患的劉五緯。即便到了現在，每逢節假日，總有結群而來的社團演唱錫劇，娛樂生活、歡愉情懷。

　　也正因此，許多蘇州、無錫、常州等地的戲曲名家，都對運河有著深深的記憶。沿運河巡演的盛況，王建偉至今記憶猶新。“我有次隨父親演出到江陰鄉下，船漸近碼頭，只見烏壓壓的人群聚集坡岸，‘歡迎王彬彬來演出’的廣播聲、鞭炮聲震耳欲聾。”

　　著名崑曲表演藝術家張繼青也回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她開始“跑碼頭”。當時從蘇州去宜興一帶丁山、蜀山等地演出，沒有什麼交通工具，都是靠坐船。“一般晚上演出結束以後，我們就拆臺、裝箱。搬運工用不起，就是團裏員工自己搬。坐的船白天裝石灰，晚上運我們。”

　　一代又一代戲曲人沿著運河演出的記憶，還有這片廣闊土地上百姓對戲曲的熱愛，如今已沉澱為江蘇戲曲的深厚內蘊，散發著更加鮮明的特質。這種開放包容、創新創造的精神，也一直體現在江蘇當代戲曲發展上。

　　青年崑曲演員張爭耀扮演的書生沈復，站在一艘小船上，從小河遠處而來，然後上岸、進府，崑曲《浮生六記》的故事也由此徐徐展開……這兩年江蘇新打造的實景版《浮生六記》，觀眾可以站在河邊身臨其境地看戲，創新精神正沿著時代蜿蜒流淌。

　　更多叫好又叫座的新創劇目涌現出來，更多的戲劇交流互動此起彼伏。戲曲百戲盛典已連續三年在江蘇昆山舉行，這臺戲曲盛會，共實現了全國348個劇種同“臺”展演的“大團圓”，激發著戲曲傳承新活力。（新華日報 記者 高利平 顧星欣 實習生 陳姝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