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區制改革:信息化戰爭時代中國軍隊應對新安全形勢的重大保障
習近平向五大戰區授予軍旗
2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區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五大戰區授予軍旗併發布訓令。組建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根據國內、國際形勢變化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將進一步推動中國部隊軍事改革進程,並大大提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作戰能力。
改革實質:使軍隊編制體制適應信息化戰爭形態新需要
軍事技術、軍事力量和軍隊編制體制是新軍事革命的三個基本要素。人類經歷了漫長的冷兵器和熱兵器時代之後,戰爭技術與軍事思想在機械化戰爭時代迅猛發展。20世紀70年代末,蘇軍總參謀長、蘇聯元帥奧加爾科夫鋻於軍事技術的飛速發展,富有前瞻性的提出了軍事技術革命的設想,由此展開一場席捲全球的新軍事革命;1997年,美軍提出“網絡中心戰”概念,新軍事革命的理論開始出現雛形——在每一場全面的軍事革命中,均是由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的大發展推動軍隊編制體制變革——它是通過保證軍隊人員和武器裝備有效結合從而使軍隊能夠形成整體作戰力量的關鍵。
1998年,中國提出“信息戰”概念,直接指出人類第四次軍事革命就是信息化的軍事革命,標誌著人類戰爭的技術形態從機械化戰爭時代邁向信息化戰爭時代。在此種背景下,中國人民解放軍正是遵循著上述規律,在武器裝備技術水準得到長足發展後,開始著手大力對軍事體制編制進行一系列改革:2015年12月31日,軍種改革機制完成,新組建了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三個軍種,加上此前的海軍和空軍,形成5個軍種的格局;2016年1月11日,軍委機關各部門組建完成,從以前的四總部,變成了15個軍委職能部門;2016年2月1日,五大戰區調整完畢,以前的七大軍區,調整為五大戰區。
主要原因:“軍區”製成為中國軍事革命與軍隊發展的桎梏
原有七大軍區制示意圖
從建國初到上世紀末,受綜合國力和國防投入限制,我軍裝備水準始終較低,未能實現完成機械化建設的目標;並且,當時國內鐵路、公路建設水準較低,難以在核戰爭條件下支持大兵團在境內實施戰略機動。受以上兩點限制,我軍在當時只能進行分區防禦,使每個大軍區都具備獨立應對一個戰略方向威脅的能力。
近15年以來,通過國防投入積累和軍隊體制改革,我國交通網絡已經做到“四通八達”,我軍裝備水準已經得到大幅改善——初步實現機械化,部隊機動作戰能力大幅高,具備了從“區域防衛型”向“全域機動型”轉變的基礎。在機動性大大提高之後,部隊在戰時可能在不同區指揮下實施作戰,因此就不再需要由特定的軍區實施軍政管理。
並且,在“軍區”制度下,軍區與海空軍平級,又下轄軍區空軍,甚至是艦隊,實際上是“大陸軍”思想的體現,存在一定弊端:軍政軍令不分導致效率低下。這種體制已經成為中國軍事革命與軍隊發展的桎梏,不能有效應對中國正在或可能面臨的安全威脅。
國際格局和周邊安全形勢發生變化,“戰區”制應時而生
戰區,從地理層面來講是一個多維空間,包括寬闊的正面、較大的縱深和可能的作戰對象,它主要是根據戰略戰役任務而劃定的戰略戰役軍團活動區域,設有領導指揮機構,擁有對轄區部隊的指揮權,是介於統帥部與戰略戰役軍團之間的指揮層次。劃分戰區的主要依據包括國際格局的變化,周邊安全形勢,國家的軍事戰略,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狀況和地理環境特徵等諸多方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綜合國力迅速攀升帶動國家戰略發生變化;蘇聯解體後,中國陸地邊境安全威脅基本消失,而來自海洋方向的安全威脅則呈上升趨勢,原先建立在大陸軍基礎上的軍區制度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國際格局和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由此,戰區制度應運而生。在此次解放軍劃分的五大戰區之中,東部戰區應該對應日本和東海方向,西部戰區對應中亞和印度方向,南部戰區則主要對應南海方向,北部戰區則對應俄羅斯和蒙古方向,中部戰區則作為戰略預備總隊居中策應。
戰區主官任命:顯示五大戰區肩負使命與未來發展趨勢
五大戰區及主官任命
從此次任命的各戰區主官中可以看到一些共性:五大戰區的十位軍政主官都是“50後”,相對年輕;大多有在基層任職經歷,所謂“猛將起于卒伍”,其中有兩位軍事主官具有戰場經歷;大多接受過一體化聯合作戰的指揮訓練。由此可見五大戰區肩負的主要任務與未來發展趨勢:
第一,作戰和是威懾成為戰區主要任務。東部戰區司令員劉粵軍和西部戰區司令員趙宗岐都是從戰場凱旋的英雄,具有實戰經驗,這是寶貴的財富,也是落實“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中落實“戰區主戰”的組織保證。
第二,一體化聯合作戰將成為未來戰區的主要作戰模式。所謂“一體化聯合作戰“,是圍繞統一的作戰目的,以各作戰單元、作戰要素高度融合的作戰體系為主體,充分發揮整體作戰效能,在多維作戰空間打擊或抗擊敵方的作戰樣式。而此次任命的戰區軍事主官都有在國防大學等軍事院校進修一體化聯合作戰的經歷。
第三,戰區制度還將處於不斷的發展和完善中。此次戰區主官都是相對年輕的上將和個別中將,思維開闊、接受新事物能力強;另外,軍政主官相對年輕也意味著任職時間長,可以保證政策實施的連貫性。
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改制度的不斷深入實施,這支建國後對外大規模用兵保持全勝的威武之師將會快速提高戰鬥力。這不僅對於地區及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具有積極意義,也為全球範圍內的新軍事革命提供了理論與實踐方面的雙重“範本”。(馬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