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日本在強軍擴武的道路上一路狂飆，不斷架空日本和平憲法，在這樣的背景下，高市早苗拋出涉臺謬論，蓄意挑釁戰後國際秩序，無異於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國際問題專家分析指出，日本企圖借解禁集體自衛權，突破戰後體制約束，日本自衛隊“轉守為攻”的傾向嚴重衝擊地區安全。

　　高市通過“切香腸”方式 妄圖突破戰後體制對日本的約束

　　高市早苗悍然將台灣問題與“存亡危機事態”相關聯，從日本國內法看，所謂“存亡危機事態”的法理依據來自2015年日本國會強行通過的新安保法案。

　　意在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新安保法，本身在日本國內就存在法律爭議。日本政府在1972年有關“集體自衛權和憲法關係”的官方立場中明確表示，“行使集體自衛權在憲法上不被允許”。安倍政府2015年在國會強行通過該法時被質疑違憲，引發廣泛抗議。

　　專家分析指出，此次，日本右翼勢力通過煽動臺海緊張局勢，並將其與所謂日本“存亡危機”掛鉤，險惡用意在於強化所謂“中國威脅”敘事，騙取日本民眾支持軍事鬆綁甚至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1947年施行的日本憲法因其第九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而被稱為“和平憲法”。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蘇曉暉接受《藍廳觀察》採訪時表示：高市的目標是要通過“切香腸”的方式來突破戰後體制對日本的約束。從二戰結束之後，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在不斷地進行嘗試，核心的目標就是要解禁集體自衛權和修改和平憲法。

　　説到集體自衛權，日本的解釋是説日本關係密切的國家如果遭受到攻擊，哪怕日本本身沒有受到攻擊，也可以動用日本的自衛隊來進行軍事方面的干預。在日本看來，這是其心心唸唸恢復“正常國家”的一個狀態。但日本忽視的是，之所以要禁止日本使用集體自衛權，恰恰是因為在二戰當中，日本不但是戰敗的一方，同樣也是一個加害者。

　　為了防止日本軍國主義死灰複燃，對地區國家造成更多的威脅，所以戰後體制要對日方進行約束。但是我們會看到日本正在逐漸突破對於集體自衛權的限制。比如説在上個世紀90年代，日本以所謂要做出“國際貢獻”為藉口，在海外進行維和行動，以此實現的是自衛隊在海外用兵。而《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以及《周邊事態法》的推出，賦予日本所謂的權利，是當美方遭遇到攻擊的時候，美軍處於這種衝突狀態的時候，那麼日本要提供所謂後方支援，這是讓自衛隊發揮更多作用的一種推進。而另外我們注意到一個重要的節點，2015年日本政府強推的新安保法，其實是解禁集體自衛權。日本強調，當美國等盟友包括日本自身處於“存亡危機事態”當中的時候，日本就可以行使自衛隊的相關的權利，其實就是對和平憲法的掏空。

　　日本自衛隊“轉守為攻”的傾向嚴重衝擊地區安全

　　高市上臺後在擴軍方面動作不少，包括大幅增加防衛費、討論設立“國家情報局”、進一步放寬武器出口限制、著手推進修訂“安保三文件”、討論修改“無核三原則”等等。

　　外交學院亞洲研究所副研究員苗吉接受《藍廳觀察》記者採訪時表示：高市早苗希望通過渲染“中國威脅”，推進她國內的保守議程，進一步擴充軍費，發展“對敵攻擊能力”，實質性地提升日本的防衛力，在中國周邊部署針對性極強的武器系統，對地區的和平穩定構成非常消極的影響。高市早苗的相關言論和動向，充分暴露了日本右翼勢力的極其錯誤和危險的國際觀、中國觀、戰略觀和秩序觀。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蘇曉暉表示：現在日本的安保政策已然出現變化，自衛隊由防守這個主要的職能變成了更多的進攻。戰後體制對日本的約束，其實要求的是日本僅僅行使防衛的功能，而不能有更多的進攻性。在不斷突破，尤其是解禁集體自衛權的過程當中，日本對戰後規則所造成的衝擊是顯而易見的，而日本國內這種右翼勢力的發展、軍國主義死灰複燃的風險，大家也是看得非常清楚，對於地區安全造成的衝擊顯而易見。

　　賴清德當局應和高市謬論 背刺台灣人民

　　在台灣問題上，日本負有歷史罪責，對於高市早苗的露骨挑釁言論，賴清德和民進黨當局不僅未予譴責，反而為高市幫腔，完全站到廣大台灣同胞的對立面。

　　《中國時報》董事長王豐表示：今年是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我們緬懷過去，在抗日戰爭過程當中，中國人民犧牲了3500萬以上的軍民的生命，在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的過程當中，台灣人民也有65萬人犧牲。賴清德當局隔海應和高市早苗這些話，那不是等於在背刺台灣人民嗎？我認為高市早苗她擺明瞭就是要搞軍國主義復辟，我們要認清這樣一個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