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在線消息：日本政府21日通過內閣決議，完成對“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的修改，原則上將允許殺傷性武器對外出口，這一決定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轉折。與此同時，日本政客頻繁參拜靖國神社、持續加碼擴大軍費預算、不斷突破和平憲法約束等一系列危險動作，讓日本右翼勢力“再軍事化”的野心昭然若揭。

高市早苗：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是必要的

　　“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的修改是日本戰後安保政策的重大調整，主要涉及3個方面：一是取消類別禁區，廢除此前“僅限于出口救援、運輸、警戒、監視和掃雷五類非戰鬥用途防衛裝備”的規定，原則上開放包括殺傷性武器在內的所有武器出口；二是突破對象限制，為“向處於衝突中的國家出口武器”設置例外條款，從而打開戰時軍售大門；三是弱化國會監督，將武器出口審批由“需國會事前批准”改為“事後報告”，決策權集中於以首相為首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對於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一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1日在社交平臺X上表示：這一變化在“日益嚴峻的安全情勢下”是必要的。

　　那麼，日本未來可能向其他國家推銷哪些武器裝備？軍事觀察員曹衛東分析稱，日本作為島國，特別重視海上封鎖作戰。此前，日本研發了12式地對艦導彈，隨後又在此基礎上研發出25式地對艦導彈，這種武器裝備的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可對標美式裝備。在受到美國武器交易限制的情況下，其他國家可能更多轉向日本採購。預計下一步，日本很可能向東南亞國家或北約國家出口這款武器。

　　此外，日本近日與澳大利亞簽署備忘錄，將基於日本升級版“最上”級護衛艦共同開發澳軍新型艦艇，此舉實質上意味著日本將向澳大利亞出口護衛艦。而除了護衛艦，日本此前還積極推銷“蒼龍”級潛艇，但是，日本潛艇的造價非常高，一般國家可能難以承受。

“最上”級護衛艦。（圖片來源：日本海上自衛隊官網）

軍火産業鏈為軍國主義復活搭建物質基礎

　　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的纍纍罪行，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乃至世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戰後，日本在和平憲法的制約下，陸續制定了“專守防衛”“武器出口三原則”等一系列防衛政策，1976年，三木武夫內閣以“避免助長國際衝突等”為由，對“武器出口三原則”作出增補，實際上全面禁止了日本武器出口。2014年，安倍晉三內閣通過“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以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新“三原則”允許日本在所謂“有助於促進和平貢獻和國際合作”“有助於日本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出口武器裝備和技術，但僅限于非戰鬥用途的救援、運輸、警戒、監視、掃雷等5種類型，並禁止向衝突當事國出口武器裝備。但日本右翼勢力的野心仍不滿足，於是有了高市政府的此次修改。

　　對於日本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一事，國際社會予以了高度關注。4月21日，《紐約時報》發表題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進一步背離戰後和平主義》的文章，文章指出，日本政府的決定“是二戰後擺脫和平主義政策的最新一步”。英國廣播公司（BBC）也發表文章稱，日本放寬武器出口的規定打破了二戰後和平主義路線。

　　而在日本國內，對於高市政府解禁武器出口、修改和平憲法的一系列危險舉措，日本民眾的反對情緒高漲。據報道，從3月25日以來，一個月時間前後舉行了六次反戰遊行，反對一系列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行徑，線下總參與人數近十萬人，聲勢浩大。日本歷史學者森正孝表示：“日本在戰後的定位一直是‘和平主義’國家，然而這一點如今可能正從國家層面被推翻，或者説已經被推翻了。此次廢除‘五類限制’正是推動這種轉變的重要一步，這將會發展成為‘實質性修憲’。”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常思純指出，武器出口管制的層層鬆綁，正為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勢力的抬頭與擴張提供實質性支撐。首先，軍火貿易的鉅額利潤將攤薄高昂的武器研發成本，破解日本軍工産業長期存在的産能不足、造價偏高的困境，逐步搭建起技術研發、批量生産、全球外銷一體化的全産業鏈閉環，重構支撐其軍國主義野心的物質基礎。

　　其次，保留完整且龐大的軍工産能，使日本能夠快速實現先進武器裝備的迭代更新，並通過軍工複合體建設完善動員能力，重塑對外軍事行動能力。

　　再次，以武器裝備輸出為重要抓手拓展地緣佈局，借軍工産業對外滲透拉攏亞太國家，日本刻意構築其預設的陣營對抗格局，給地區安全帶來潛在隱患。【陸華宇 黃書婉（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