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國家來説，“731”代表著罄竹難書的戰爭罪行。而在二戰結束81年後的7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設立“國家情報局”，並召開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擔任主席的首次“國家情報會議”，究竟意欲何為？

　　這是日本二戰後首次構建國家級情報統合體系。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政府打著安保、防衛的幌子，意圖整合強化情報力量，複製戰時情報集權架構，推動軍國主義幽靈復活，服務於擴軍備武的危險目的，正對地區和平穩定構成現實威脅。

　　這套“新戰前情報體系”與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特務體系如出一轍。1911年日本設立“特高課”後，對內殘酷鎮壓進步人士與反戰群體，對外充當侵略擴張急先鋒。1940年，日本整合軍政情報資源成立內閣情報局，建立戰時一體化情報中樞，為全面侵華與太平洋戰爭提供支撐。這些機構作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重要工具，其罪行已被牢牢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二戰結束後，日本戰時特務機構被強制解散，但軍國主義並未受到徹底清算。如今，以“國家情報會議”為核心、“國家情報局”為執行機構的情報體系正式落地，意味著軍國主義特務統治模式死灰複燃。這一體系的制度設計處處可見“特高課”式集權內核。比如，將原內閣情報調查室升級為擁有綜合協調權的“國家情報局”，情報人員直接歸首相官邸統一調度，核心內閣成員參與“國家情報會議”。這種高度集權的情報體系，徹底打破了戰後日本延續數十年的情報分權制衡機制。

　　更令人擔憂的是，新設立的“國家情報局”職能邊界模糊，外部監督機制近乎空白。日本政府將輿論認知作戰、不實信息管控劃入其核心職能，卻未通過法律劃定國家安全管控邊界，實際將全體國民與社會組織都納入監控範圍。同時，日本政府拒絕建立第三方獨立監督渠道，情報權力完全由行政部門把控。這意味著，不受約束的情報大權極易淪為右翼政客操弄政治的工具，從而重演日本歷史上思想禁錮、高壓管控的黑暗局面。

　　“高市政府正在打造‘平時監控、戰時動員’的戰爭體制”“‘國家情報局’可能成為監視社會、鎮壓民眾的法律工具，讓日本淪為參與和協助戰爭的國家”“‘國家情報局’是缺乏監督的情報機構，最終只會淪為執政黨的打手”……連日來，日本國內輿論紛紛提出批評。許多日本民眾在東京舉行抗議集會，要求政府不要忘記歷史教訓。

　　對於日本政府來説，“國家情報局”的設立，不僅僅是要加強對日本國內的控制，更是為了配合擴軍備武，是系統性推進再軍事化的關鍵環節。

　　從防衛預算連續14年上漲、2026財年突破9.04萬億日元創歷史新高，到摒棄“專守防衛”準則，加速研發國産遠程導彈、全面放寬武器出口限制；從高頻參與多國聯合軍演、向外延伸軍事存在，到右翼政客公開鼓吹擁核、謀求廢除“無核三原則”，日本正在不斷掙脫和平體制束縛。而“國家情報局”的設立，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上述擴軍備武舉措搭建起全域情報中樞，形成“情報統籌、高層決策、軍事落地”的完整鏈條，為架空和平憲法、對外動用武力提供制度保障。

　　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明確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但當下的日本政府，正有計劃、分步驟背棄戰後承諾。從戰時臭名昭著的“特高課”到如今磨刀霍霍的“新戰前情報體系”，日本右翼重走情報集權老路，公然挑戰戰後秩序。國際社會對此必須高度警惕，多措並舉遏制日本“新型軍國主義”蔓延擴張，堅定捍衛二戰勝利成果。

　　歷史車輪不會倒退，戰爭悲劇不容重演。任何妄圖復活軍國主義、觸碰和平底線的行徑，註定是死路一條。

　　（國際銳評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