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長征這段艱苦卓絕的征程中，紅軍為世人留下太多的震撼：血戰湘江、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幾十座海拔數千米的大山，穿過有陸地“死亡之海”之稱的川西草地，攻克無數個碉堡，擺脫30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90年後的今天，我們重新走近這些山山水水，結合那些經典的戰役戰鬥，從軍事地理視角審視這段堪稱人類軍事史上最嚴酷的生存考驗和艱險征程，探尋地理因素是如何影響長征中的軍事行動的，紅軍又是如何通過一個個精妙絕倫的戰術突破，將地理上的天塹險阻轉化為戰略機動空間，最終完成這場史詩般的偉大遠征。紅軍長征勝利90週年之際，我們特別推出“萬水千山只等閒——長征中的軍事地理解讀”系列策劃，以為紀念。
天然屏障與機動困境
湘江之戰可以説是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遭遇的第一場大戰，也是歷時最長、規模最大、戰鬥最激烈、損失最慘重的一場生死決戰。中央紅軍在付出折損過半的巨大代價之後渡過湘江，突破蔣介石處心積慮設置的第4道封鎖線，粉碎了他欲將紅軍置於死地的罪惡企圖。
↑廣西桂林全州縣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館（2021年2月3日攝）。新華社記者 陸波岸 攝
湘江之戰的爆發，首先是由於“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1934年11月中旬，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偵悉國民黨軍隊企圖圍截紅軍于湘江以東的陰謀。當時，已被剝奪領導權和指揮權的毛澤東曾建議，乘各路敵軍正在調動之際，“追剿”軍尚未靠攏時，組織力量進行反擊。可是，中央負責人博古和共産國際顧問李德堅持主張中央紅軍繼續西進，前往湘西一帶與紅2、紅6軍團會合。這就導致紅軍不得不強渡湘江。
擺在紅軍面前的，是一個相當不利的戰場地理環境。紅軍連續突破國民黨軍3道封鎖線後，來到湖南南部的道縣、江華等地。這一帶北有陽明山，南有九嶷山。前者群山連綿，大部分山地海拔在1000米以上，後者是萌渚嶺支脈北向東延伸部分，又名蒼梧山，共有九峰，海拔超過1500米。這兩條山系森林密布，自然地理條件不適合大兵團通行，因此形成了一個東西方向的山間走廊地帶。
從這個走廊往西，地形變得更加複雜。這一帶與接壤的湖南南部、貴州東北部區域，就像一個坐北朝南或倒過來的“凹”字，其中陷進去的空白部分是桂東北，兩邊圍繞的是湘南和湘西南、黔東南。而在緊密相連的桂北灌陽、全縣（編注：1959年改名全州）、興安三縣與湖南道縣、永明、江華三縣，則分佈著呈南北走向、互為平行的三條大山脈和三條大河，自東而西依次是湘桂之間的傳統界山都龐嶺、海洋山、越城嶺和瀟水（湘江上游的重要支流）、灌江（流經海洋山與都龐嶺之間的谷地）、湘江。
至於貫穿湖南全境的湘江，其實發源於桂北海洋山（編注：湖南省水利廳網站文章顯示，2013年，湖南省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表明，湘江源頭在湖南藍山縣的野狗嶺。這一結論得到國務院水利普查辦和水利部的認定。本文采用約定俗成的説法），湘江戰役也發生在湘江上游的廣西東北部。湘江上游位於橫跨湘南、桂北地區的越城嶺和都龐嶺兩大山脈之間，由南向北穿越桂北的興安、全縣兩縣，原本水險流急，湘江戰役爆發時接近年底，正值枯水期，江面寬不足百米。然而，對於紅軍來説，這一有利之處被另一個劣勢抵消。20世紀30年代，在湘江西岸有一條桂黃公路，其聯通廣西桂林、全縣與湖南腹地。在湘江戰役中，這條公路構成一條縱向快速機動通道，使得國民黨軍在戰役展開過程中能夠實現兵力的快速調配和重點投送，從而在關鍵節點形成兵力優勢。
↑湘江上游山水縱橫，地理環境複雜
總的來説，上述三條山脈和三條大河，形成多條相互平行的天然屏障，橫亙在即將過境遠征、輜重壓身的紅軍面前。而從紅軍的行軍路線來看，除了通往關口的便道，其餘都是崎嶇狹窄的羊腸小道。在幾乎無路的山道上，紅軍只能負重緩慢前行。而山、河相間的地理條件，使得這一區域內部的機動通道極度有限。一旦這些通道上的節點被敵人控制，整體機動空間就會被顯著壓縮。戰場上的實際情況正是如此。11月25日，紅軍從道縣與水口間渡過瀟水，4路縱隊挺進湘江。但是，其間發生的戰鬥使得部隊拖延了時間，而且行軍道路十分艱難，無法按既定路線行軍。比如，11月26日，第3縱隊在鄧家源因山道不通受阻，後改道雷口關入廣西；11月27日，因道路受阻，第4縱隊的第8、第9軍團也改走雷口關入廣西。
築碉設防與圍追堵截
國民黨自然也意識到了上述地區的複雜地形在圍堵紅軍中的重要價值。作為廣西的“地頭蛇”，桂系軍閥早在中央紅軍長征開始時就大量徵集民工趕築工事，在湘江兩岸築起大小碉堡140多座。隨後，以桂系主力第15軍為左翼，集結于湘江邊和江東的灌陽縣；以第7軍為右翼，佈防于桂東邊境一帶，還調集桂林、平樂、梧州三地的民團2萬多人協助主力防守。桂系核心人物白崇禧親自坐鎮桂林指揮。
1934年11月12日，蔣介石任命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指揮原“圍剿”中央蘇區的西路軍和北路軍中薛岳、周渾元兩部共16個師77個團，專事“追剿”中央紅軍主力；令陳濟棠部4個師北進粵湘桂邊進行截擊；令廣西（桂軍）第4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副總司令白崇禧以5個師控制灌陽、興安、全縣至黃沙河一線；令貴州省“剿共”總指揮王家烈派有力部隊到湘黔邊堵截，企圖將紅軍殲滅于湘江、漓水以東地區。11 月13日，何鍵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將所屬部隊編為5路“追剿”軍。劉建緒任第一路“追剿”軍司令，與桂軍協同，堵擊紅軍西進，並以一部兵力沿湘江碉堡線佈防；薛岳任第二路“追剿”軍司令，其主力集結于零陵附近地區，堵截紅軍北進路線，阻止紅軍實現同紅2、紅6軍團會合的戰略意圖；周渾元任第三路“追剿”軍司令，繼續向道縣前進，防止紅軍南下進入桂北；李雲傑任第四路“追剿”軍司令，李韞珩任第五路“追剿”軍司令，這兩支部隊的任務都是緊緊尾追紅軍。
國民黨的幾路大軍，前堵後追、左右側擊，在湘江東岸部署了一個巨大的包圍圈，自東向西收縮，壓縮紅軍進入湘江以東的全縣、灌陽和興安三縣之間東西不足60千米、南北不到100千米的三角地區，妄圖逼迫紅軍于湘江東岸與其決戰。
↑紅軍長征突破湘江烈士紀念碑園（1996年10月10日攝）。新華社記者 陳瑞華 攝
不過，國民黨內部矛盾重重，各懷鬼胎。桂系的小算盤是既要防止紅軍深入廣西腹地，又要避免蔣介石的中央軍乘機跟蹤入境。11月22日，桂軍從全縣、興安一線突然撤防，全縣城防改由民團負責。從全縣到興安之間的130里湘江兩岸，整整3天沒有國民黨正規軍防守。可是，惡劣的地理條件，加上紅軍未能輕裝前進，導致戰機稍縱即逝。
到湘江戰役開始時，戰場態勢對紅軍而言已極度險惡：國民黨中央軍已奪回湖南道縣開始追擊紅軍；北面的湘軍已進入全縣，佔領部分渡口封鎖湘江，堵擊紅軍；南面的桂軍已進兵灌陽，阻擊紅軍。而紅軍唯一現實的突破方向，只剩下全縣與興安之間的這一段湘江了。當此之際，湘江戰役的爆發也就不可避免了。
渡口選擇與渡江困境
實際上，紅軍並不缺乏橫渡江河的經驗。1934年10月17日，按照中革軍委頒布的《野戰軍渡河計劃》，中央紅軍搭浮橋，擺渡船，分別從雩都、花橋、潭頭圩（龍石嘴）、賴公廟等10個渡口南渡雩都河（即貢水）。而早在1934年9月，任弼時、蕭克、王震領導紅6軍團就在全縣鳳凰嘴董家堰渡過湘江西上。那裏的江面雖然寬闊，但有一條卵石滾水壩橫跨湘江，水流平緩，且水深在腹部以下，容易涉渡。不過，湘江上游兩岸峰險山峻、谷深林密，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不利於大部隊快速行軍。紅軍的主力部隊若想從此通過，必須經過江上為數不多的幾個渡口。具體而言，這幾個渡口是屏山渡口、大坪渡口、鳳凰嘴（也叫麻子渡）渡口與界首渡口（位於興安境內）。
↑船隻在廣西全州縣鳳凰鎮的鳳凰嘴渡口間來往（2019年6月29日攝）。新華社記者 陸波岸 攝
中央紅軍來到湘江東岸時，利用國民黨湘桂軍閥各有盤算因而留出的幾天防線“空窗期”，順利控制了4個湘江渡口。紅軍的先頭部隊直奔全縣鳳凰鄉的大坪渡口。大坪渡位於全縣縣城30千米的湘江上，江東為鳳凰鄉大坪村。11月27日淩晨，紅1軍團在夜色的掩護下迅速渡過該渡口，前出至桂黃公路。只不過，這裡雖然江面較窄，易於隱蔽，但附近有白沙河匯入，水深流急，不能徒涉，而且僅有兩隻小船來回擺渡，不適合大部隊渡江。湘江上的另一處渡口屏山渡也存在類似的問題。這裡距離全縣城僅10千米，渡口兩岸高山矗立，江面狹窄，江水較深，僅有一隻小船擺渡，根本無法承擔大部隊渡江的使命。
考慮到這些因素，中央紅軍的大部隊選擇從界首渡江。界首渡口是一個往來湘、桂之間的重要古渡，離全縣縣城約45千米，距興安縣城15千米。此處河面100多米，不算太寬，兩岸都有山林，便於隱蔽。同時，這裡距離桂黃公路和越城嶺較近，渡河後西行2000米就是桂黃公路，橫過公路再行二三千米就進入較為隱蔽的越城嶺地域，可以説是一個理想的渡河點。
↑湘江戰役遺址——廣西興安縣界首渡口（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但是，界首渡口也有一個不利因素：水深，無法徒涉。紅軍工兵部隊迅速用油桶、木船、毛竹和木板架起浮橋。11月29日清晨，界首浮橋被桂軍偵察機發現，隨即被轟炸機炸毀。當日黃昏，紅軍工兵部隊又架起兩座浮橋。30日淩晨，軍委第1縱隊快接近渡口時，浮橋再次被炸掉。好在工兵部隊吸取了教訓，在當地群眾的支持下，提早準備了浮橋材料，待敵機一飛走，迅速恢復浮橋。直到30日晨，軍委第1縱隊才從界首渡過湘江。而第2縱隊隨紅3軍團行動，遲至黃昏才渡江。其間，55千米走了兩天，平均每天行程僅27.5千米。之所以如此緩慢，山路崎嶇是一個重要因素。到12月1日下午，從界首浮橋渡過湘江的軍委第1縱隊、第2縱隊，穿過桂黃公路，進入越城嶺山區。
其時，紅軍作戰部隊尚有8個師滯留在湘江東岸，他們到鳳凰嘴一帶涉渡湘江。鳳凰嘴渡口在界首下游十幾千米處。這一段上下數千米河水準緩，水深都在腰部以下，有的在膝部以下，可以涉渡。可是，這個渡口河面較寬，而且渡口兩岸都是一片平坦開闊的田野，無遮無蔽，1000米外才有一片低矮山嶺，散落著幾個小村落。這樣的地勢給沒有制空權的紅軍渡江造成了極大困難。在國民黨飛機轟炸掃射時，無處躲避也沒有時間躲避的紅軍成了敵人的靶子。就此，國民黨方面得意洋洋地寫下這樣的文字：“十二月一日，共匪雖大部已過界首，仍尚有不少匪眾絡繹于麻子渡與界首途中，我軍由後追擊……我機復從低空以機槍掃射，益使其慌亂……”
阻擊戰中的“空間”換時間
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儘管紅軍控制了湘江上的多個渡口，但渡江過程遠談不上順利。更重要的是，紅軍前鋒已至湘江，作為後衛的紅8、紅9軍團尚在永明（編注：今江永縣）、道縣之間，部隊前後相距幾達100千米。
在既定戰略方向無可更改、作戰空間又高度受限的情況下，中央紅軍在湘江戰役中的戰術選擇，實質上轉化為以“空間”換取時間。其作戰重點，並非殲滅敵人，而是通過在若干關鍵地點實施頑強阻擊，延緩敵軍推進的速度，為主力部隊渡江創造必要的時間窗口。但是，囿于戰場地理的限制，紅軍的防禦縱深被極度壓縮。在近乎線性防禦的條件下，國民黨軍任何一次局部突破，都可能導致整個戰局的惡化。而這正是湘江戰役變得慘烈的一個重要原因，湘江戰爭中的三場著名戰役——新圩、光華鋪、腳山鋪（亦稱覺山鋪）阻擊戰最為典型。
首先爆發的是11月28日開始的新圩阻擊戰。新圩位於灌陽西北部，南距縣城15千米，北與全縣邊界處古嶺頭村相距5千米。灌陽縣城通往全縣、興安的公路從新圩穿過，而從湖南進入永安關經灌陽文市到全縣、興安的公路也必須經過古嶺頭村。新圩以北一直到湘江岸邊都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新圩往南至馬渡橋長約10千米的公路兩側丘陵連綿，緊緊地扼住貫穿其中的公路，可以構成有限的分層防禦。可以説，守住新圩等於掌握了前出湘江的第一道生命線。桂軍向北側擊紅軍的意圖十分明顯，他們必須取道灌陽至新圩的公路北進。若要阻止桂軍從灌陽縣城側面截斷紅軍前往湘江渡口，就必須在新圩將其堵住。
↑湘江戰役新圩阻擊戰陳列館外景（2019年6月28日攝）。 新華社記者 陸波岸 攝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紅5師師部接到的緊急命令是“不惜一切代價，全力堅持三天至四天”。最後，新圩阻擊戰打了3天，紅軍以犧牲2000多名官兵的代價，保住了前往湘江的通道。
而在湘江西岸，紅軍的前衛部隊則在南北兩個方向，艱苦地阻擊桂軍與湘軍的進攻。在南線，中央紅軍搶佔興安縣界首渡口南大約5千米的光華鋪。這裡地處桂黃公路東側，向東至湘江約2千米。光華鋪向南約4千米到塘市一線隆起的山丘，是興安至界首間最高的地勢。這裡南望興安，西靠越城嶺，北面至界首是開闊的田地。對紅軍來説，這裡是抗擊北進的桂軍最有利的地形，如果光華鋪失守，從界首往北的湘江渡口就處在桂軍的威脅之下，後果不堪設想。在光華鋪阻擊戰中，紅軍傷亡近千人，用鮮血和生命築起堅如磐石的陣地，保住了渡江的生命通道。
↑這是位於廣西興安縣的光華鋪阻擊戰發生地（2019年6月29日無人機拍攝）。新華社記者 周華 攝
最激烈的阻擊戰，發生在腳山鋪。腳山鋪位於全縣才灣境內，北距全縣縣城約15千米，南距界首渡口30余千米，桂黃公路從這裡穿山而過。這一段桂黃公路兩側山嶺綿延，形成自然的地形屏障，整體地勢呈現北低南高的特徵。北面是一片開闊地，是阻擊急欲南下的湘軍的極好陣地。反過來，若湘軍越過腳山鋪，紅軍將無險可守，後果不堪設想。11月29日，趁著天色剛剛放亮，湘軍幾個師從全縣傾巢而出，對紅軍發動猛烈進攻。面對數倍于己的強敵和被動的形勢，守衛腳山鋪的紅1軍團的戰事逐漸吃緊，11月30日晚被迫退至第二道阻擊線。這裡雖以白沙河為屏障，可是大部分是平地，只有少數低矮的小山，而且南低北高，追擊而來的湘軍居高臨下，紅1軍團的處境十分不利。結果，這場腳山鋪阻擊戰持續了兩天半，紅1軍團犧牲超過2000人，以血肉之軀守住了紅軍後續部隊渡江的生命通道，粉碎了湘軍南下與桂軍封鎖湘江，夾擊、聚殲中央紅軍的企圖。
到12月1日下午，除少量後衛掩護部隊，紅軍主力都已渡過湘江。擔任掩護任務的紅5軍團第34師和紅3軍團第18團被阻隔在湘江以東，與圍攻之敵進行了英勇的戰鬥，予敵以重大殺傷，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大部壯烈犧牲。
↑中央紅軍計劃四路強渡湘江示意圖
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突圍以來最壯烈的一仗。紅軍廣大指戰員與優勢敵人苦戰5晝夜，終於克服自然地理與軍事地理上的極端不利條件，突破國民黨軍精心布設的湘江防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于湘江以東的企圖。然而，紅軍也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渡過湘江後，中央紅軍和軍委兩縱隊已由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至3萬餘人。（郭曄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