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地區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了行軍路線轉向貴州的決定。3天后，紅軍入黔，攻佔黎平。在隨後召開的黎平會議上，中共中央作出以遵義為中心建立川黔邊根據地的戰略決策，而烏江正是進入黔北、抵達遵義的必經天險。然而，烏江素以水深、流急、岸陡著稱，加之國民黨軍毀船封江、重兵扼守，渡江談何容易！時值隆冬，裝備簡陋的紅軍不畏嚴寒，以竹筏為工具，多次奮勇強渡，最終突破敵軍封鎖，再創軍事奇跡。
強渡烏江，是紅軍自長征以來取得的第一次較大的勝利。它粉碎了敵人圍殲紅軍于烏江南岸的企圖，使紅軍擺脫了重兵圍堵，贏得寶貴的戰略主動，為進軍黔北、佔領遵義掃清了關鍵障礙，極大鼓舞了全軍士氣。
劍指烏江
黎平位於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南部，地處雲貴高原東南邊緣，地勢西北高，東北、東南、西南低。這裡地形複雜，山林茂密，加上當時的交通相當不便，有利於紅軍隱蔽集結。1934年12月15日，中央紅軍突破黔軍防線，攻佔黎平，黨和紅軍主要領導人于12月17-18日相繼抵達黎平城。在兩個月的連續作戰後，紅軍終於有了休整的可能。不過，西入貴州的紅軍，仍然處於危險之中。
↑2021年5月18日，黎平縣洪州鎮草坪村一景（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歐東衢 攝
黎平的西面，是長江與珠江的分水嶺——苗嶺山脈。它北抵清水江，南臨都柳江，海拔一般在1200-1600米，東段主峰雷公山海拔則超過2100米。苗嶺山脈的山勢雖不算極高，但綿延起伏、嶺谷相間，形成一條寬達數十公里的縱向障礙帶，實際上阻止了大規模的軍事力量從此向西直接進入地處貴州腹地的都勻及省會貴陽。而貴州軍閥（黔軍）在丟掉黎平一帶之後，則將主力集結在雷公山北側的施秉、鎮遠、臺拱（今臺江）地區。當時這一帶正在修築湘黔公路。這條公路起自貴陽，經貴定、龍裏、甘粑哨、爐山、黃平、施秉、鎮遠、三穗、玉屏至黔湘交界之鲇魚鋪（又名大魚塘、大龍）進入湖南，基本沿湘黔古驛道走向修建。黔軍駐守此處，可以依託交通線保持後勤補給與兵力調動的靈活性，也可防止紅軍沿交通線直入貴陽。
↑這是2023年11月17日拍攝的雷公山國家森林公園景色（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楊楹 攝
另一方面，蔣介石迅速調整部署，下令“追剿”軍向湘黔邊界的銅仁、玉屏、天柱一線開進，意圖切斷中央紅軍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通道。與此同時，廣西軍閥（桂軍）的一個師則向榕江縣推進。榕江位於黎平西南。桂軍意圖從紅軍側後方實施側擊和尾追，與北面的國民黨軍形成夾擊之勢，使紅軍腹背受敵。
這種情況下，紅軍下一步該往何處去？此時，在紅軍的決策層，“左”傾冒險主義思想仍然存在。他們堅持執行北上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甚至在12月14日仍電令賀龍、任弼時、蕭克、王震“由湖南常德一帶向湘西北發展新蘇區，以接應中央紅軍”。如果按照這個想法，中央紅軍需要向北渡過清水江，經過貴州東部進入湖南，這樣恰會直接闖入“追剿”軍設下的新陷阱。就像後來陳雲所説的，“在湘黔邊界，敵人集結了四五倍于我軍的兵力嚴陣以待，以為我們會沿著紅六軍團從前進軍的路線行進”。
於是，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的決定。第二天，朱德、周恩來發出《關於軍委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議之決議電》，中革軍委決定將中央紅軍和軍委縱隊分為右縱隊和左縱隊，分別依次佔領劍河、施秉、臺拱（在今臺江）、黃平。為了給敵人造成中央紅軍仍要去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錯覺，軍委規定各部在前出到施秉、黃平地域前，用正常行軍速度前進，製造紅軍仍在徘徊猶豫、擬往湘西的假像，抵進施、黃後，則迅速佔領兩城。
黎平會議之後，紅軍揮戈西指，向黔北挺進，一路斬關奪隘，橫掃黔敵，突破了王家烈的清水江河防，連克劍河、臺拱、鎮遠、施秉、黃平、余慶等縣城。但紅軍不是直接北進，而是沿清水江南岸西進，此舉打破了國民黨軍欲在湘西同紅軍決戰的計劃。蔣介石急忙改變部署，令“追剿”軍第1兵團主力由湘西經劍河向施秉方向尾追紅軍，12月28日該部進駐錦屏；“追剿”軍第2兵團主力由芷江、洪江地區，經晃縣（今新晃）、玉屏向施秉、凱里方向追擊。
↑中央紅軍向黔北進軍示意圖。（資料圖片）
面對國民黨軍新的合圍態勢，趁敵軍在黔東南尚未完成包圍部署之際，爭取時間、突破烏江，成為紅軍粉碎敵人“圍剿”的正確抉擇。否則，紅軍將面臨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背水一戰的危險。此時，橫亙在進軍路線上的烏江，成為紅軍面前的一個兇惡敵人。
烏江之險
貴州素以地形複雜著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説法。橫貫其間的烏江，是這片崎嶇大地上最險峻的自然標識物之一。
烏江，又名黔江，是貴州境內的第一大江。它發源於貴州西部烏蒙山東麓，由西南向東北奔流，幾乎把貴州劃分為南北兩部。由於整個貴州的地勢是西南高東北低，烏江的水位差非常顯著。巨大的水流挾重力勢能，在石灰岩地層中劈削出“V”形峽谷，兩岸絕壁對峙，崖壁宛如斧劈刀削，突兀雲端。
↑烏江兩岸奇峰對峙，險峻異常。（資料圖片）
這樣的地貌，在軍事上造成了幾個影響。其一，渡江通道極其稀缺。可供上下河岸的天然路徑屈指可數，且渡口必然與這些險峻的盤山小路相連，控制了渡口，就等於扼住了通道咽喉。其二，易守難攻。守軍只需在對岸高地或崖頂設置火力點，便可完全封鎖江面及灘頭，達成“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效果。相反，進攻方部隊則展開困難，舟橋作業將暴露在火力之下，即便少數兵力登陸成功，先頭部隊在狹窄的灘頭或峭壁小道上也無法迅速展開，極易被反擊壓制。
烏江本身的水文特徵帶有顯著的季節性。冬季枯水期的河寬往往只有夏季豐水期的幾分之一。然而，枯水期被束縛在狹窄河槽內的河水，水深流急，漩渦翻滾，加上沿江石灰岩陡壁常有巨石崩塌，明暗礁石形成急流險灘，對舟船操控構成了巨大挑戰。這種水文條件，首先從物理上極大降低了大規模武裝徒涉的可能性，進一步將渡江行動嚴格限制在少數幾個具備擺渡條件的渡口。
所有這些地理因素疊加，使得烏江成為名副其實的天險。從自然地理角度看，渡過烏江的難度要遠遠大於之前的湘江。其時正值歲末，寒冷氣候對渡江的紅軍是巨大的考驗。這不光是因為衣衫單薄的紅軍指戰員需要在刺骨的江水和寒風中作業，非戰鬥減員風險極高，還由於冬季的貴州山區多霧，能見度差，給架橋、航行等精細作業帶來較大的障礙。貴州當地漁民中就流傳這樣一種説法：要過烏江，必須具備3個條件，缺一不可——大木船、大晴天、好船夫。
此外，不同於國民黨軍的湘江防線一度出現“真空”的情況，黔係軍閥為了保住自己經營多年的地盤，早已沿烏江佈防。黔軍第25軍副軍長兼教導師師長侯之擔部，為阻止紅軍渡江，在烏江沿岸的茶山關、孫家渡、江界河、袁家渡、回龍場等大小10余處渡口修築防禦工事，構成200余裏的防線，以5個團和1個機炮營防守沿線。同時，敵人還燒燬了兩岸民房和船隻。從黔軍的佈防可看出，烏江渡口是重點設防區域，僅江界河一線就有1個團和1個機炮營駐防。黔軍上下對這條烏江防線都抱有幻想，江防司令林秀生曾向侯之擔拍胸脯保證：“（烏江）江防工事，重壘而堅，官兵勤勞不懈，扼險固守，可保無虞。”而懷有獨霸黔北野心的侯之擔更是狂言，“烏江素稱天險，紅軍遠征，長途跋涉，疲憊之師，必難飛渡”！
↑位於烏江中游的江界河（2021年5月20日攝）。新華社記者 歐東衢 攝
強渡天險
然而，即便天險在前，紅軍也必須跨越。這是緣於以下幾個因素。其一，身處絕境，不渡烏江即遭圍殲。其時，對紅軍而言，前有黔軍在烏江北岸重兵佈防、毀船封渡，後有國民黨“追剿”軍劉建緒第1兵團、薛岳第2兵團銜尾急追，距離紅軍只有幾天行程。國民黨企圖把烏江變成“第二條湘江”，圍殲紅軍于南岸。紅軍晚渡一天，包圍圈就收緊一分。同時，過了烏江，便是相對開闊的黔北高原壩子地區，紅軍會擁有更大的戰略機動空間。其二，烏江水文條件隨時間急劇惡化。烏江是典型季節性河流。時值1月初，屬冬季枯水期，江面窄、水深流急，但尚可組織強渡。一旦進入春季，貴州進入雨季，水位暴漲，江面加寬，流速更猛，強渡難度會成倍上升。抓住枯水期的有限窗口快速渡江，是唯一戰機。其三，落實以遵義為中心建立川黔邊根據地的戰略。紅軍當時連續轉戰，減員嚴重，疲勞至極，缺衣少食，彈藥不足，急需一個較大城市作為休整、補給、擴紅、安置傷員的基地。遵義是黔北重鎮，人口多、物資充足、地勢險要，是當時理想的立足地。黎平會議已確定以遵義為中心建立川黔邊根據地，而烏江是進入黔北、抵達遵義的必經之地，不渡江則戰略完全落空。
所幸的是，紅軍面臨的對手並非鐵板一塊。黔軍的實力本就不強，內部還四分五裂。侯之擔部不過五六千人，卻要佈防整個烏江北岸，哪怕是只守主要渡口，這些兵力也是捉襟見肘。在如此交通不便的山地江河地帶，守備方的機動能力遠遜於進攻方對突擊點的選擇。紅軍若能集中兵力於少數渡口，就可實現以點破面。而且，黔軍還是遠近聞名的“雙槍兵”——打仗時手裏端著一支步槍，背簍裏放著一桿煙槍，“雙槍”不離身。其戰鬥力可想而知。
為了突破烏江天險，中革軍委規定，1935年1月1日紅軍的行動如下：紅1軍團以紅2師加強軍委工兵2個連，進至江界河渡河點附近偵察，以1個團渡過烏江北岸，佔領陣地，向珠藏偵察警戒，並掩護工兵架橋，以便紅2師主力及軍委縱隊、紅5軍團由此渡江；紅1師進至回龍場及其附近地域，以1個團佔領烏江北岸陣地，向湄潭警戒，並指揮2個工兵連架橋，以便軍團主力由此渡江；紅9軍團應在回龍場、袁家渡及其以北地區掩護紅1軍團之側後，並受紅1軍團指揮；紅3軍團第4師應前進至清水口渡河點之地域，準備架橋。
最激烈的戰鬥就發生在江界河。這裡距離甕安縣城不足30公里，是甕安河（即甕水）與烏江匯合口，兩水匯流，清濁分明，故取名江界河。這裡的江面不寬，兩岸的山體均為墨烏色，整個烏江如同一條烏青色的蛟龍由西向東奔騰而去。因此，當地老百姓叫它為烏龍江。渡口就在江界河村的江邊。烏江穿越深山峽谷，流到這裡，其險峻猶似三峽。從南岸到江邊渡口，要往下走幾公里陡峭的石山，過江後還要爬幾公里的山路，才能上通遵義的大道。部隊在此下行和攀爬極度消耗體力，重型裝備和火炮幾乎無法通行，極大限制了進攻方的兵力展開和後勤補給。
↑江界河戰鬥遺址碑。（資料圖片）
紅軍偵察發現，江界河分新老兩渡口，新渡口在上，江寬約80米，老渡口在下，江寬約120米，兩渡口間相距約3000米。黔軍顧此失彼，只在江流較寬、水流較緩的老渡口北岸配備強大火力，在新渡口卻兵力較少。於是，紅軍決定佯攻老渡口，主攻新渡口。1935年1月1日，紅軍白天搶渡沒有成功，夜間組織突擊隊乘竹筏偷渡，但大部分竹筏被卷了回來。1月2日上午，根據軍委指示，必須緊急搶渡。突擊隊乘60多個竹筏，在火力掩護下強行渡江。當竹筏接近對岸時，前天夜間到達對岸在石崖下潛伏的5名勇士，突然向敵人發起攻擊，接應強渡部隊登岸。
↑紅軍強渡烏江時使用的雙層竹筏和小船（展品）。（資料圖片）
↑紅軍製作竹筏，準備強渡烏江（雕塑作品）。（資料圖片）
值得一提的是，看似勝利在望時，烏江沿岸的地理因素又顯現出不利於紅軍進攻的一面。由於黔軍動用預備隊居高臨下進行反擊，加上山陡路狹，部隊無法展開，紅軍被迫退守江邊。就在這時，紅軍發現一處石壁可攀援而上，便迅速攀登佔領了敵右前方一個石峰制高點，擊退了黔軍。
到1935年1月6日，3路紅軍全部渡過烏江。整個烏江戰役，前後只用幾天時間，由於戰略方針的正確，紅軍共殲滅、擊潰黔軍4個團，約4000人。至此，國民黨軍圍殲中央紅軍于烏江之南的企圖，宣告落空。紅軍聲威，震動黔北。
從軍事地理的角度看，紅軍渡江之後，烏江便從阻擋紅軍的障礙，一變為紅軍身後的屏障。渡過烏江之後，紅軍一下把十幾萬“追剿”軍甩在了烏江以東和以南。何鍵率領“追剿”軍只能轉回湘西，與紅2、紅6軍團作戰；劉湘的川軍逡巡長江南岸一線，不敢輕進；李宗仁、白崇禧的桂軍滯留黔南；黔軍一觸即潰，王家烈更不敢妄動。只有薛岳率領的蔣記中央軍窮追不捨，但被阻隔在烏江以南。同時，薛岳又奉有蔣介石之命，要趕往貴陽，搶奪黔係軍閥王家烈的地盤。正因如此，紅軍才在黔北獲得了寶貴的休整時機，緩解了長征以來，特別是湘南作戰以來之疲勞，並得以召開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郭曄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