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年時代在德國海德堡大學一場講座中的怦然心動，到1985年首次踏上北京的土地與中國哲學泰斗面對面交流；從探尋中西思想的“互譯”機制，到作為德方學術召集人推動德國漢學家大會落地山東青島……德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漢學家、第十五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得主朗宓榭，用大半生的學術研究與執著，在西方與中國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近日，他向本報記者談及他與中國的不解之緣時深有感觸：“相互尊重與彼此認同是德中漢學合作的秘訣。文化記憶不僅沒有與現代性割裂，恰恰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的價值錨點。”

　　“我從青年時代起，就對遙遠而陌生的文化懷有濃厚興趣。”回憶起學術生涯的起點，朗宓榭的講述中帶著一絲戲劇性——最初，他在海德堡大學攻讀阿拉伯學，以為能借此推開異域文明的大門。然而，迎面而來的卻是詞根、音變和語法結構等“排山倒海”般的困難。

　　“我對語言學懷有深深的敬意，但彼時吸引我的並不是語言結構本身，而是語言背後那個廣闊而陌生的世界。”他坦言，自己渴望接近的是一種擁有深厚文化底蘊的獨特精神氣質。

　　命運的轉折發生在這一天。他後來的老師、德國漢學家鮑吾剛來到海德堡大學做講座。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深深打動了坐在台下的朗宓榭，他心裏響起一個聲音：“一定要跟隨這位先生到中國學習。”從此，他正式開啟了走向中國的漢學之路。對於這個決定，他堅定地説：“我一生從未後悔。”

　　1985年，朗宓榭帶著研究項目首次來到北京。當時，他的主要任務是考察德國文化在中國當代哲學中的接受與理解。那次中國之行，讓他有幸與賀麟、張岱年、宗白華等中國哲學界的重要代表人物進行了深入交談。

　　“我對中國的認識，是隨著中國自身的變化而不斷轉變的。”他回憶道，1985年他所見到的中國還相對貧困。而在此後的歲月裏，他見證了中國不僅在經濟上逐漸崛起，更成為一個“對自身文化充滿自覺與自信”的國家。

　　隨著對中國的深入觀察，他的學術研究也在不斷向中國歷史的“深水區”挺進。從宋元時期士人的實踐與精神世界，到近代中國接受西學時新語匯的形成機制；從耶穌會士在華活動的歷史影響，到中西命理學的比較研究。這些常人眼中的“冷門”或被歷史遺忘的知識，在他看來都蘊含著極高的思想意義。

　　2013年，朗宓榭憑藉在漢學領域和中西文化交流領域的卓越貢獻，當選為德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這對於社會科學類教授來説是極高的榮譽。“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圍繞西中文化交流展開。我始終關心不同文明在相遇之際，觀念是如何被翻譯、改造與重新理解的。”他説。

　　今年4月，作為德方學術召集人，朗宓榭與北京語言大學共同推動德國漢學家大會在青島召開。會議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讓中國學界和公眾更加了解德國漢學現狀。

　　“我們希望呈現的是一個‘橫切面’，展示此時的德國漢學家究竟在關注哪些研究問題。”他介紹，當代德國漢學具有鮮明的國際性，涵蓋了思想史、哲學、社會史、政治史、媒介研究等諸多領域。但他始終堅信，無論方法如何擴展，漢學研究最根本的基礎依然是“語文學”——只有對文本、語言與歷史語境有細緻把握，一切討論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之上。

　　在朗宓榭看來，推進德中乃至歐中文明交流互鑒的秘訣在於“相互尊重與彼此認同”：“西方漢學的研究成果為理解中國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而西方漢學的發展亦長期受益於中國學術界，二者之間呈現出一種深度的互構關係。這種雙向的知識流動，不僅促進了兩者在研究方法和對象上的相互影響，也彰顯出全球範圍內圍繞漢學研究的交流合作正在不斷加強。”

　　在漫長的漢學生涯中，朗宓榭不僅研究歷史，更敏銳地觀察著當下的中國。“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持續推進的進程。以前有許多人認為現代化就等於和過去決裂，但在我看來，文化記憶恰恰可以為現代化提供價值錨點與認同基礎。”他説。

　　他敏銳地捕捉到了近年來文化記憶對中國社會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從國家版本館的建設，到河北廊坊“只有紅樓夢·戲劇幻城”的落成，再到年輕人群體中的“漢服熱”……他特別提到了《黑神話：悟空》：“這款遊戲將傳統文化與數字技術、國際話語完美結合，不僅是中國國産遊戲史上的里程碑，更是中國文化展現新變化、新趨勢的生動寫照。”更令他感到振奮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文化已不再是久遠的、靜態的記憶，而是深深嵌入了現代生活方式、技術創新與全球敘事之中。（記者 劉仲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