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是國際消除貧困日。全球仍有超8億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

　　全球減貧事業推進緩慢的癥結是什麼，解決之道又在何方？中國為什麼能歷史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有哪些值得借鑒的經驗？本報記者對話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格林坦普頓學院榮休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京師書院教授羅伯特·沃克，請他分享對中國減貧理念、實踐成就的理解。

　　羅伯特·沃克長期致力於貧困問題研究，是歐洲研究貧困與社會政策相關理論的重要學者，率先開展多維貧困理念、動態貧困等研究。他曾多次赴貴州、山西、浙江等地調研，系統研究中國減貧和發展經驗，並向全世界推廣。

　　對話人：

　　屈  佩  人民日報記者

　　羅伯特·沃克  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格林坦普頓學院榮休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京師書院教授

　　令人驚嘆——

　　人類發展史上罕見的歷史性跨越

　　問：在您看來，為什麼人類擺脫貧困如此艱難？

　　答：有偏見認為，貧困緣于懶惰。事實並非如此，我見過許多勤勞的人在貧困中掙扎，用“懶惰”來標簽化他們實在失之偏頗。那些正在經歷貧困的人和你我並沒有本質不同，只是所處的環境、擁有的資源和機會不同。

　　貧困意味著缺乏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資源，這往往是資源稟賦不足、基礎設施落後和發展機會缺少等多重因素造成的結構性矛盾。貧困是多維度的，身處其中的人不僅承受物質匱乏之苦，還可能面臨社會排斥、權利剝奪等重重壓力。貧困是動態的，人們會因為疾病、失業等反復進入貧困狀態，國家也可能經歷類似過程。因此，消除貧困遠比提高收入更加困難。

　　問：您如何評價中國的減貧成就？

　　答：1949年至今，中國完成了人類發展史上罕見的歷史性跨越：從文盲率高達80%、多數人在生存邊緣掙扎的極端貧困狀態，成長為中高收入國家，並向著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無論在經濟、科技、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還是國民認知等層面，這均堪稱奇跡。

　　減貧事業的成功，絕不僅僅是數字的變化，更在於讓身處其中的人們重塑對未來的期望，激活發展可能性。中國實踐告訴世界，消除絕對貧困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起點。水龍頭從室外移到室內、鄉間小路變成水泥路、村民們的衣服不再滿是泥污——這些生活條件的改善，提高了民眾自信心和社會包容度。

　　問：中國為什麼能夠全面消除絕對貧困？

　　答：中國減貧實踐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是突然發生的奇跡。首先，領導力非常重要。習近平主席曾表示，“扶貧始終是我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我花的精力最多”，彰顯國家層面的政治決心。中國共産黨的強大執行力讓這一決心轉化為全社會消除貧困的合力。從首都北京到偏遠村莊，不同治理層級、各類主體都圍繞同一個目標行動、相互支持。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經濟發展和政策保障。經濟發展為大規模減貧創造了物質基礎。中國不斷探索和完善減貧政策工具，從改革開放初期開展大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扶貧開發，到“八七計劃”力爭基本解決8000萬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再到中共十八大以後全面推進脫貧攻堅，最終於2020年底全面消除絕對貧困。

　　社會動員同樣至關重要。中國人民不斷迸發創造力，這是推進減貧事業的力量之所在。中國政府持續完善基礎設施、創造發展機會，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民眾生産能力和發展意識不斷提升，共同推動減貧事業取得成效。

　　問：如果用幾個詞來形容中國減貧，您會用哪些詞？

　　答：令人驚嘆、複雜艱巨、常被誤解、改變世界、一張張笑臉……還有很多。

　　複雜艱巨——

　　把減貧工作的目光聚焦每一個具體的人

　　問：中國減貧事業的“複雜艱巨”體現在哪些方面？

　　答：中國立志消除貧困，意味著要徹底根除絕對貧困，而不是“改善”或“緩解”。“改善”很難量化，但“消除”意味著有明確標準，必須直面並解決每一個棘手問題。我曾深入中國鄉村，目睹基層幹部面臨的挑戰，也看到他們在實踐中不斷改進做法，堅持前行。這絕非坦途，而是一個艱難向前的過程：前進、反復、反思、再出發。

　　2018年，中國脫貧攻堅正深入推進。我到貴州走訪傳統村落，注意到一些房屋外貼著扶貧告示。我當時非常驚訝：這是不是在給貧困家庭貼標簽，進而會造成歧視？仔細看才發現，告示上貼的其實是幫扶幹部的照片，每個家庭都有幹部負責對接。我意識到，中國扶貧工作已經深入到基層。

　　我們在全球研究中發現，貧困人口很容易變成空洞的統計數字，但中國把減貧工作的目光聚焦每一個具體的人。試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名扶貧幹部，負責25戶家庭，你不僅要知道每個家庭為什麼貧困、分別需要什麼，還要協調不同機構和資源，與他們一起幫助農戶尋找擺脫貧困的辦法。真正做到這一點非常困難，也非常了不起。

　　問：中國減貧實踐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創新性舉措？

　　答：今年是中國東西部扶貧協作30年，我在學術研究中很少看到其他國家有如此大規模的跨地區協作。中國東部大城市向千里之外的西部縣城派出團隊，輸送人才和經驗；東部發達地區的商業力量也到西部投資興業，開展技術合作。國家政策讓相距遙遠的地區成為發展共同體。這種做法超越了單純依靠外部援助的減貧路徑，不再把貧困人口視為被動的受益對象，而是依託制度和地區協作形成了廣泛合力，激發發展的內部動力。中國模式難以複製，但其中蘊含的協同發展理念，對全球減貧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問：在科技迅速發展的當下，您認為中國減貧實踐出現了哪些新變化？

　　答：我在走訪中國鄉村的時候發現，智慧農機、農業機器人等正迅速普及。過去鄉村普遍面臨的問題是資源持續向城市集聚、農村人口外流等。如今，科技進步與商業模式創新正在為鄉村發展創造新的可能。

　　一方面，互聯網打破了傳統地理壁壘。過去人口向城市聚集，是為了縮短協作半徑、集聚發展資源。如今大量商品、服務和信息可以在線流動，鄉村社區也擁有孕育新産業形態的可能。另一方面，即便存在鄉村人口外流的客觀情況，新技術也可以用更少人力實現規模化、高效率農業生産。我看到在中國的一些鄉村，隨著直播帶貨的蓬勃興起，村民們在家中也可以開拓事業。未來勢必會涌現出更多鄉村産業發展創新模式。

　　消除誤解——

　　中國對貧困的判斷從來不只看居民收入

　　問：您説中國減貧“常被誤解”，可否舉例説明？

　　答：例如，某個村落已經在山頂居住數百年，但當地自然環境無法創造足夠生産力讓村民擺脫貧困，該怎麼辦？其他國家很少面對這種問題，而中國扶貧幹部曾面對大量類似難題。

　　中國不能放任貧困延續，這意味著必須與群眾溝通協商，甚至考慮整村搬遷。一旦搬遷，就必須為他們提供住房、生産資源和就業機會，這是一個重大系統性工程。山區居民遷入城市，這種轉變在歐洲經歷了數百年，而在中國可能要在數月或者幾年內完成，因此必須給予充分支持，基層幹部從鄉村到城市全程跟蹤幫扶。

　　易地扶貧搬遷本是一個正面故事，但一些西方人卻將其解釋為“強制勞動力轉移”，甚至扣上“文化滅絕”的帽子。這就是我所説的誤解——一個複雜的貧困治理問題，被誤讀成了一個預設的政治標簽。

　　問：有一種聲音説，中國之所以能夠全面消除絕對貧困是因為貧困線過低，您是否認同？

　　答：討論貧困標準當然是必要的，但需要厘清不同貧困線的用途。世界銀行等機構的標準用於國際統計和跨國比較，而在實踐中，各個國家需要根據自身情況設定扶貧政策需要的具體標準。

　　從改革開放之初到2021年中國共産黨建黨百年，按照中國貧困標準計算，7.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按照世界銀行國際貧困標準，中國減貧人口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70%以上。無論按照哪個標準來統計，中國的減貧成效都非常明顯。中國減貧政策有效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提高全民生活水準，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更重要的是，中國對貧困的判斷從來不只看居民收入。在脫貧攻堅過程中，中國強調“兩不愁三保障”——穩定實現不愁吃、不愁穿和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這體現了多維扶貧。

　　從政策邏輯來看，遵循經濟發展規律，貧困標準在起步階段設置相對較低，之後隨發展進行調整，政策目標也同步迭代。中國共産黨深刻認識到，當前民眾的需求已超越溫飽層面，轉向更高品質的生活。中國將共同富裕作為目標，正努力實現新的藍圖。“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這種分配格局實現後，將是一項堪比消除絕對貧困的偉大成就。

　　問：西方有觀點認為，全面消除絕對貧困之後，中國“將減貧事業放在一邊”。您怎麼看？

　　答：事實並非如此。中國“十五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統籌建立常態化防止返貧致貧機制”，説明中國沒有低估貧困的複雜性、長期性與反復性，而是將扶貧作為持續性的事業來推進。一方面，要主動防範化解風險，通過産業升級、科技創新、綠色轉型、創業就業，培育可持續的內生發展動力，讓已經擺脫貧困的人能夠持續擁有發展機會；另一方面，也要做好風險兜底，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

　　從治理維度看，貧困分為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絕對貧困是基本生存資源匱乏，是可以徹底根除的。相對貧困是由於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而産生，會伴隨社會發展長期存在。中國當前階段的任務是實現社會包容性發展，最終邁向共同富裕，能否完成這個任務關鍵在於持之以恒。

　　中國的城市減貧實踐是很好的例證。隨著人口持續從農村向城市集聚，這些融入城市社會的人理應享有均等發展機會。今年5月，中國發佈《關於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實施意見》，推動未落戶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務，這正是社會包容性提升的體現。

　　改變世界——

　　中國展現出卓越的大國領導力

　　問：中國取得的減貧成就對世界有何意義？

　　答：中國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直接加速了國際減貧進程。未來，中國對全球減貧事業的貢獻將體現在交流經驗、共享機遇和發展合作等方面。

　　減貧的本質在於賦權，這是中國經驗的精髓。既要賦予各級行政主體參與貧困治理的權力，也要賦予個體基本的生活保障、生産工具、生産能力。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中國共産黨做得很出色：人民堅信中國共産黨及其治理體系始終為人民服務。

　　作為一名學者，我相信，理論的價值在於超越個案，能夠廣泛推廣。各國國情不同，盲目照搬中國經驗並不可取，但中國實踐取得的一些經驗值得借鑒，比如開展高效社會動員、搭建多元激勵機制、凝聚全民發展共識。

　　問：減貧的本質在於賦權，是否也適用於國際層面？

　　答：正是如此。我們時常討論一個問題：為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之路如此艱難？答案在於結構性問題。我們必須改革治理體系，使其不再僅服務於既得利益者，而是為所有人創造共同發展的機會。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改革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重新審視其作用。這些機構對世界未來至關重要，應該讓各國共同參與治理，而非少數富裕國家來主導。

　　中國提出全球治理倡議，旨在通過重塑規則調整權力與資金分配，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賦權。

　　問：全球減貧事業進展緩慢的癥結是什麼？解決之道又在哪？

　　答：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第一項目標就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距離2030年越來越近，全球減貧進展並不理想。地區衝突、經濟不穩定、氣候變化等是影響減貧的重重阻礙。

　　解決之道也在這項議程本身。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第十七項目標明確提出“加強執行手段，重振可持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唯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加強合作、攜手發展，才能真正推動全球減貧事業前行。全球亟須搭建各國廣泛參與、共建共享的發展體系。

　　中國展現出卓越的大國領導力，在四大全球倡議框架下持續推進國際合作，走在全球減貧與可持續發展的前列。今年5月，我在北京見證了全球減貧與發展夥伴聯盟成立，這一聯盟將成為交流經驗、匯聚行動的重要平臺。

　　我們應當擁抱中國，而不是將中國視作對立面加以排斥。這種對抗性視角忽視全球共同發展潛力，是完全錯誤的。中國減貧與發展的寶貴經驗值得世界認真研究。有效的全球減貧合作應當兼聽各方聲音，匯聚全球南方國家的經驗與智慧。

　　當今世界充滿不確定性，但這或許也是轉機，為我們重構全球治理體系提供了契機。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併為之真誠篤行，為人類社會實現永續發展提供了一條機遇之路。

　　（本報記者李琰參與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