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製作：李芳森 

　　或站立、或跑動、或側面、或正面，一個“人”字，從甲骨文開始，千年傳承；

　　記人物、載時代、傳歷史、承文化，一種文字，載體幾經更迭，賡續文明。

　　“對中國古文字的研究，可以追尋漢字的發展歷史，我們中華民族整個的發展歷史，都可以在漢字裏得到解讀。”研究中國古文字近40年，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博導陳松長認為，研究古文字，是弘揚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方向。

　　字正方圓裏，探尋中華文明之美。

觀眾在長沙簡牘博物館裏參觀 攝影 李芳森

　　一個人的人生

　　37釐米乘43釐米的大小、20多行、900多個文字，1942年9月出土于長沙子彈庫的楚帛書，是目前出土的唯一戰國帛書，也是迄今發現中國最早的帛書和首個典籍意義上的古書，它的出土提升了湖南在簡帛出土和研究上的地位。

　　“楚帛書，可以説是戰國版‘生活指南’。”陳松長解釋，楚帛書上繪有12個神奇圖像，與月忌相關，題記文字是每一個月的吉和忌，戰國時代的當地先民們，便以此作為日常生活的重要指引。

普及簡牘知識的親子活動 攝影 李芳森

　　簡帛文字，記載了長沙先民們曾經的人生。“研究古文字，既是研究中華民族的古代文明，那麼，研究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

　　文字與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直接相關。“逢年過節要寫春聯、張燈結綵，那麼漢字，便是一個最主要的載體，更是一個最主要的表現方式。”

　　陳松長的人生，雖未記錄在簡帛之上，但因簡帛而改變。

　　1991年8月，碩士研究生畢業後，陳松長帶著一篇有關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7塊木牘的參會論文，來到甘肅蘭州參加首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出乎意料，陳松長簡帛研究的“首秀”，得到了日本關西著名簡牘學者大庭修先生的充分肯定，讓這位年輕的後學，得到了無形的鼓勵。

　　不只如此，通過這次會議，陳松長認識了從事秦漢簡牘與歷史研究的眾多中外學者，開始了長達30多年的簡帛研究生涯。

　　作為我國首座集簡牘收藏、保護、整理、研究和陳列展示于一體的現代化專題博物館，國家一級博物館，長沙簡牘博物館展出戰國至魏晉時期簡牘366件（套），涵蓋楚簡、秦簡、漢簡、三國吳簡和晉簡。

　　陳松長與長沙簡牘博物館曾多次合作，並主持了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的整理和研究。

　　2003年11月，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出走馬樓西漢簡，這是繼1996年長沙走馬樓吳簡發現之後，又一次西漢簡牘的重大考古發現。

　　這批産生於西元前128年至前120年的長沙國官府文書，主要內容是各類司法案件，這些以人為本的案件，記載了當時的法律案例的審定、審判，生動展示著西漢中期長沙國先民的生存狀態。

　　一座城的記憶

　　從秦代長沙郡，到長沙國，再到復置長沙郡……閱覽長沙出土的簡帛，便能大致了解自戰國往下千餘年的歷史。

　　走馬樓，長沙市五一廣場中心地段的一條街名，因1996年在此出土了10余萬枚三國孫吳簡牘而名震世界，其數量超過我國歷年出土簡牘的總和。

　　這批吳簡是三國吳長沙郡所屬縣（侯國）的行政檔案文書，內容涉及經濟、賦稅、戶籍、司法、社會生活及書法藝術等諸多方面。

　　“正因為有這麼多的文字材料，我們才可以去研討千年前的長沙歷史，才能夠知道當時的中華文明在長沙的傳播情況。”陳松長認為，這些都與文字有關，需要文字的記載。

東漢簡牘資料 攝影 李芳森

　　“中國文字之所以源遠流長，是因為從商代直到現在，文字構形的基本原理一樣。”陳松長介紹，東漢許慎的《説文解字》，便首次系統闡釋了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六種造字與用字規律。

　　陳松長説，漢字作為表意文字，具備了歷史傳承的諸多因素。“古代的四大文明，只有我們的漢字，幾千年都在延續。”

　　西漢長沙王后“漁陽”墓簡牘、走馬樓西漢簡牘、九如齋東漢簡牘、走馬樓三國孫吳紀年簡牘，自1993年起接連在長沙出土的簡帛文字，讓長沙的歷史，貫穿千餘年。

　　在文字的佐證下，長沙城名千年不變，千年城址從未變更，中心位置始終在五一廣場一帶；“楚漢名城、屈賈之鄉”的美譽，有史可依，長沙也由此成為國務院首批公佈的全國二十四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

　　陳松長的簡帛研究成果，也為長沙，增加了一份城市記憶。

　　2006年12月，調入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工作不到半年的陳松長，在香港參加一場學術研討會的間隙，偶然發現當地古董市場上，有一批秦漢簡牘，彼時的我國高校，尚無從境外回購簡牘文物的先例，只能擱置。

　　時隔一年，這批秦簡才入藏岳麓書院，由此定名為“岳麓書院藏秦簡”，開啟了國內高校收藏研讀簡牘先例。

　　經過近15年的整理研究，陳松長于2023年全部完成了《岳麓書院藏秦簡（壹）—（柒）》的整理編輯出版工作，其中的20余種新令名，徹底推翻“秦代有律無令”的傳統認知。

　　一個時代的折射

　　“走馬樓西漢簡中的法律案例，刑罰尺度相對比較寬鬆，體現了漢代刑法制度的進步，印證了西漢‘文景之治’時期司法改革的事實；

　　岳麓秦簡中的《數》，珍貴記錄了關於畢氏定理的描述，比西方畢氏定理的研究要早700多年，體現了秦人驚人的數學水準；

　　馬王堆出土的帛書，涵蓋了《漢書·藝文志》六藝中的大部分經典文獻，仿佛一個小型圖書館，折射出漢代長沙國璀璨的文藝氛圍，難以窮盡。”

　　談及湖南的簡帛研究成果，陳松長如數家珍。

　　“看到這些文字，實際上就是看到了我們中華民族祖先的輝煌歷史。”在陳松長眼中，研究古文字，便是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你把歷史研究得越清楚，你就越有自豪感。”

　　跟隨陳松長的講述，仿佛穿越到戰國秦漢到三國兩晉時期的湘楚大地，與那個時代的先民對話。

在長沙出土的簡牘資料 攝影 李芳森

　　“正因為這些文字資料的證明，湖湘文化，更加熠熠生輝。”古文字的研究，直接影響著我們對古代文明的認知高度和深度。讓陳松長深信不疑的是：正因為此，我們可以很自豪地説，中國人有漢字，值得驕傲。

　　“湖南人值得驕傲的是，湖南出土簡牘的特點有‘三最’。”陳松長詳細介紹：出土簡牘最多，佔全國的2/3以上；出土簡牘的時代序列最完整，貫穿戰國秦代西漢東漢三國魏晉；出土簡牘書體，也最為豐富。

　　書體，是抄寫或書寫簡牘的書手不同，所呈現出來的各種文字體態，或各有特徵的文字書寫體式。湖南出土簡牘書體的豐富性，決定於湖南現有簡牘數量的巨大，其書手或抄手自然眾多，書寫習慣各異，自然會留下不同態勢、不同趣味、不同風格的各類書體。

　　“湖南簡帛的時代囊括戰國到西晉，比較完整地反映了從戰國古文到秦漢古隸，再到分書、草書、行書和楷書的演變狀況。”在陳松長的講解中，透過一枚枚湖南考古發現的簡牘，觸摸到了中國古代書法的脈絡。

　　筆尖上流淌的秦風漢韻，讓簡帛上的歷史文化，增添了藝術性。

　　為推廣簡帛書法和培養簡帛書法的專業人才，陳松長于2014年申請成立了湖南大學中國簡帛書法藝術研究中心，並舉辦多次簡帛書法的小型學術研討會、藝術研創高級培訓班。

　　2021年，中國簡帛書法藝術研究傳播工程正式列入湖南省重大文化建設工程。

　　我們用漢字記錄著民族的過往，也正用它，書寫著未來。（總臺記者 蔣琦 李冀 國際在線 李芳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