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大年”閃爍著時代的脈動

　　本報記者許旸

　　日前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的《當代》長篇小説論壇上，與會專家梳理2016年國內文壇成果時認為：這一年可謂“長篇大年”，多部頗具分量的長篇小説集中發表。王安憶的《匿名》、賈平凹的《極花》、格非的《望春風》、張煒的《獨藥師》等一批知名作家新作迭出，路內《慈悲》、徐則臣《王城如海》、付秀瑩《陌上》、葛亮《北鳶》、張悅然《繭》等“70後”“80後”中生代作家醞釀多時的長篇也陸續亮相。從中不難發現，現實主義題材作品仍是2016年長篇小説創作的主流，作家們在刻畫時代精神方面做出多方面的藝術探索。

　　在多位評論家看來，把對社會現實的關注與洞察傾注筆下，正是文學對時代召喚的熱切回應。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足跡，交織著民族和個人的各種複雜經驗。當這些精彩的中國故事通過現實主義書寫集中釋放後，一部部長篇小説就串起了中國豐富的社會發展全景和極具當代特徵的個體體驗，閃爍著生活的跳躍與時代的脈動。

　　不過，這種切入現實生活肌理的寫作，也對作家提出了巨大挑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白燁認為：“現實主義書寫，既要寫出生活層面的演進，還要揭示生活深層的變異，尤其是人們精神世界的繁雜狀態，這就考驗作家在把握生活、理解生活、吃透生活上是否具備長期積累與超凡內力，是否能夠把種種細膩感受化為藝術想像與意象。從一定程度上來講，對現實主義題材的把握，尤能看出一個作家創作能力的高下、氣場的強弱。”

　　現實主義題材煥發人性光彩

　　去年底，《收穫》《當代》《長篇小説選刊》等知名純文學刊物都推出了2016年長篇作品系列評選。不少資深編輯有個共識：現實主義題材創作相當考量一個作家觀察生活的能力、藝術想像的功力。可喜的是，一些作家沒有回避難題，他們用筆呈現社會、文化和審美精神的新趨勢。

　　去年初，首發于《人民文學》的賈平凹的小説《極花》，取材真實事件、聚焦鄉村婚姻。評論家施戰軍説，小説沒有局限于對社會熱點案件的復盤，而是向深度的人性提問，既飽含對社會生活的體恤，也有風俗志式的地方知識譜係的精妙書寫，引導讀者一起去思考，大大豐富了小説寫實的彈性。

　　可以説，行進中的鄉村與都市，是當下中國故事的第一現場。無論長篇小説聚焦的世界是喧囂的還是靜謐的，都需要作家跳出簡單羅列素材的局囿，沉下心來，對素材進行消化和打磨。作家付秀瑩在小説《陌上》裏，以華北平原一個村莊為背景，描摹鄉村女性站在命運風口的內心輾轉，塑造了自己文學版圖中的“芳村”。在評論界看來，小説鼓蕩著生命隱秘的呼嘯風聲，人物進退失據得到細膩呈現，當“芳村”在作家筆下立住了，也就繪製出了當下鄉土中國的斑駁側影。作家路內的小説《慈悲》以大時代中的小人物為書寫對象，獲得評論界好評。不同於蔣子龍、劉慶邦等作家的工廠敘事，《慈悲》以帶有私人家族記憶的溫度，塑造了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後一代工人知識分子的影像，主人公水生近50年的人生騰挪，讓路內筆下的工廠成了特殊的社會符號。

　　考驗作家冷靜沉澱與深入提煉的能力

　　縱觀去年發表的多部長篇小説，也有評論家直言，有些作家採用影視劇的結構和情節來構思小説，急切地走快餐化文化消費的創作路子，削弱了文學表達的力度。評論家李敬澤提出，許多小説家還不能從複雜的生活中，令人心悅誠服地提煉出非常有力的表達，一些長篇作品在創造力上面臨困阻，甚至給人以枯竭之感。

　　有學者將這種困阻總結為如下幾種：有的小説只是簡單地把社會素材進行湊合，情節雷同，看了開頭就知道結局；有的作品一味炫技，筆觸無關痛癢，不接地氣；有的雖然具有書寫某一行業或領域變革的理想，可惜對社會肌理的縱深把握能力欠缺，難以觸及時代發展的內核。

　　在中國小説學會會長雷達看來，儘管長篇小説寫作全面“提速”了，但不能也不應該改變長篇創作所必需的“必要的勞動時間”和密度要求，作家應該自覺尊重長篇創作的重要規律和法則。否則數量上去了，有的文本卻顯得空洞化、貧血化、夾生化。“身處巨變的斑斕時代，現實世界比小説世界看上去更真實、更精彩，作家應當以熱烈的姿態擁抱現實，但同時更需較為冷靜的沉澱和深入的提煉。”雷達説，我們要警惕平面化、同質化的傾向，原創性的喪失會直接導致長篇創作缺失藝術審美，缺少穿透物質世界外殼而進入心靈世界的能力。一旦小説創作淪為味同嚼蠟的現成套路，自然無法打動讀者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