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土地底線會影響上海發展嗎

　　“守住常住人口規模、建設用地總量、生態環境、城市安全四條底線”，過去的一年中，關於四條底線的“底線思維”，已經在上海深入人心、逐漸形成共識。

　　然而，“四條底線”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在嚴守底線的約束條件下，上海該如何發展？比如，要實現經濟提質增效，在建設用地零增長的空間約束下，該怎麼發展實體經濟；要建設科創中心，在常住人口總量控制的約束下，科技創新所需的人才又如何集聚？

　　看似矛盾存在，但若轉換視角，就能明白底線的深層含義：在發展目標下，底線思維倒逼上海轉型，將底線和目標放在一起，就能發現上海發展的短板究竟在哪。

　　“知底線，補短板，將夯實上海新一輪發展的‘地基’，並可以為中國高密度超大城市從外延增長向內生發展轉型探索經驗。”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新經濟與産業國際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石良平教授介紹，近半年來，上海社科院開展了《上海經濟發展底線預警與短板研究》的課題調研，試圖回答上海如何在底線思維下實現新一輪發展的問題。

　　用地底線倒逼下，産業需補“失衡”短板

　　“到2020年，上海全市規劃建設用地總量實現負增長，建設用地總量控制在3185平方公里以內。”上海“十三五”規劃中，這條有關建設用地的底線，到底會對上海“十三五”期間的經濟增長帶來怎樣的影響？

　　“最終有什麼樣的影響，取決於在土地底線倒逼下，我們能否將産業結構真正調整到位。”石良平表示，正是有了建設用地總量控制這一約束底線，上海在産業結構上暴露的短板顯得更加清晰。

　　“如何防止實體經濟‘脫實向虛’，是上海經濟‘穩增長’的前提和保證。”調研報告的開篇，便直截了當地指出上海服務業與製造業差距拉大、製造業內部結構失衡、製造業國際競爭力失衡的多重短板，這些“失衡”的短板，將導致城市經濟運行變得脆弱。

　　課題組副組長、上海社科院“新經濟與産業國際競爭力”研究中心副主任湯蘊懿指出，上海製造業佔比不斷降低、“失衡”加劇，與服務業快速發展帶來“擠出效應”有關，更與製造業本身發展模式高度關聯。上海製造存在過去大工業時期的經濟管理慣性，依靠投資拉動、規模擴大發展的路徑使得傳統支柱産業轉型困難、戰略新興産業發展空間受到擠壓。過於依賴土地空間的製造業發展模式，在新一輪産業更替週期下，變得步履維艱，與服務業的差距越來越大。

　　如今，重振上海製造正當時。調研報告提出，上海需要借助國家系統性“再工業化”政策與項目的規劃，順應當前全球國際大都市“製造業回歸”的趨勢，振興實體經濟，採取多元化的産業結構，提升經濟體的“容錯”能力。

　　然而“製造業回歸之路”怎麼走？從“建設用地總量控制”的底線思維出發，就能清晰看到：若仍延續投資拉動、擴大規模的辦法，那勢必將突破土地底線，重回粗放增長的老路。可以説，建設用地總量的底線，倒逼上海製造“自我革命”。

　　因此，相關專家指出，上海在新一輪産業結構調整中，應以價值鏈為核心，棄“大”求“精”，提升産業核心競爭力。在城市經濟發展中，要保持製造業的適度規模，同時也要放棄全産業和全産業鏈發展、生産規模追求的慣性思維，焦聚重點領域和環節，優化結構、提升效率。

　　在土地控制的約束下補實體經濟短板，意味著上海要從“大工業”，轉向打造全球製造的“高地”。而當視野向內，長三角可以成為上海的“製造腹地”，而上海則可以成為長三角的“製造頭腦”。專家建議，上海製造業應形成整合長三角製造能級的能力，比如率先培育類似西門子、通用電氣以智慧生産取代規模生産的集成企業，同時實現從國際分工規則執行者到國際分工規則制定者的轉變。

　　“當上海有了這樣一批頭腦型製造企業，它們可以超越土地資源的空間局限，輻射帶動長三角製造業整體轉型升級。”石良平説。

　　人口約束下，上海的創新人才從哪來

　　“到2020年，把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萬以內的人口底線。”考慮到城市的承載能力、公共資源的有限性，將人口控製作為長期調控的目標，列上海發展四大底線之首，足見其重要性和迫切性。上海社科院課題報告指出，近十年來上海市常住人口的自然增長率約為4.20‰，若今後幾年仍然保持這一速度，上海市2020年的常住人口控制目標應該可以實現。

　　但是，從2500萬的人口底線也可以看出，未來城市人才引進的數額將極為有限。“上海要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必須依靠人才集聚。”湯蘊懿指出，在人口底線的約束下，當前上海創新人才不足和人才引進機制的短板問題亟待解決。

　　上海要在人口控制底線下建設科創中心、尋找內生增長動力，關鍵在調整勞動力結構。從現實情況看，存量結構調節難度大，相比之下，新引進人才結構容易調整。人口控制目標下，新引進人才更需與上海實體經濟振興、産業轉型升級的發展方向相匹配。

　　課題組發現，上海目前引進人才的主體是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機構，現有的戶籍制度和積分政策導致引進人才也偏重於科研型。“上海不缺高學歷、高職稱的‘科研型人才’，而在有限的人才引進指標下，‘創新型人才’短缺的瓶頸亟待突破。”湯蘊懿説。

　　在上海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22條政策中，已經引入風險投資等評價標準，對原有人才引進政策進行改革。課題組則提出，上海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突破，探索將人才落戶的指標下放到企業，以企業需求為導向，通過企業篩選出留滬的創新型人才。

　　石良平建議，上海可以優選少數世界和中國最著名的創新型企業進行落戶人才推薦，這些企業本身用人標準高、要求嚴。“目前上海缺少對創新人才的評價標準，而這些企業的標準客觀真實，最具説服力。”

　　近期，華為、騰訊等領先的創新企業正紛紛在上海加大研發力量佈局，上海的人才優勢是背後的重要原因。石良平認為，上海應該順勢而為，完善人才政策，築起科創人才高地，與這些企業互利互惠，共同推進科創中心建設。

　　調研報告建議，除了企業篩選推薦之外，上海還可以鼓勵成立專業的創新人才獵頭仲介機構，仲介機構可由一些富有創新經驗的企業家、創業家牽頭，實行市場化運作模式；也可以按行業創建相關的創新人才仲介機構，分行業識別和引進創新型人才。

　　相關專家指出，上海經濟開放度高，産業集中集聚，工業門類比較齊全，信息、人才、技術平臺等在全國均處於領先地位，更適合做新技術的産業化，即利用引進或並購的技術，通過技術整合，實現技術的集成創新。因此，上海應該大力引進大型民營企業在上海設立研發創新中心，鼓勵在上海進行産業化開發，並在人才落戶等方面給予優惠政策。

　　同時，上海可以鼓勵創建專門的産業並購基金，以民企為主體，國企和政府參與，並購具有市場前景的具有原始創新技術的企業，加以産業化開發，從而在創新過程中佔據有利的地位。這種集成的創新環境也將為上海創新型人才的引進和發展提供平臺。（記者徐蒙 見習記者張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