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村莊”：留下優雅的文人背影

　　我對復旦“村莊”的重新認識，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那時，我在國年路270弄復旦第八宿舍安家，不經意間，就會在“村口”遇見老一輩學者大家，他們的名字如雷貫耳，舉止溫潤儒雅，過目難忘。多年以後，我讀到更多歷史回憶，我確信，這一切足以一掃單調和平淡，讓復旦“村莊”變得溫暖、靚麗起來……

　　

　　第一次聽到復旦“村莊”這個詞，大約在1979年。那時，我在復旦大學讀書，一天，偶然問起一位任課老師的住址，老師用手往南一指：“就在對面，築莊！”——“築莊”？“築莊”在哪兒？

　　

　　國年路街景，後面老房子為淞莊（今復旦第六宿舍）

　　原來，“築莊”就是指復旦第五宿舍（國年路160弄）。抗戰期間，復旦校園遭受重創，抗戰勝利後校園以南的日本房舍劃歸復旦，成為師生宿舍。宿舍分為七個區域，以復旦建校以來歷年遷址的地名足跡命名，分別為廬山村、徐匯村、嘉陵村、德莊、築莊、淞莊和渝莊——統稱“三村四莊”（簡稱“村莊”），即今天復旦教工宿捨得前身。後來，我到“村莊”走過幾次，日式老房子斑駁陸離，千篇一律，沒有什麼特別印象，倒是“村口”的國年路，坑坑洼洼，積水成潭，讓我記憶深刻。

　　我對復旦“村莊”的重新認識，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那時，我在國年路270弄復旦第八宿舍安家，不經意間，就會在“村口”遇見老一輩學者大家，他們的名字如雷貫耳，舉止溫潤儒雅，過目難忘。多年以後，我讀到更多歷史回憶，我確信，這一切足以一掃單調和平淡，讓復旦“村莊”變得溫暖、靚麗起來……

　　名教授的“村舍”

　　復旦“村莊”的範圍，包括今邯鄲路、國順路、政熙路及國權路兩側的區域，內有一二百幢日軍佔領時期遺留下來的平房、小樓和聯排建築，構成“村舍”。

　　在所有“村舍”中，廬山村（今第一宿舍）和徐匯村（今第二宿舍）房屋條件最好。廬山村原為日本軍官和高級職員寓所，約有兩層小樓20余幢，每幢樓單門獨戶，樓上有閣樓、曬臺和儲藏室，樓內設廚房、衛生間，有煤氣和抽水馬桶；徐匯村裏大多是日式平房，內部條件與廬山村相同。嘉陵村（今第四宿舍）的建築結構複雜一些，有平房、二層樓房和三層樓房，共分A、B、C、D四個區。德莊（今第三宿舍）、築莊（今第五宿舍）、淞莊（今第六宿舍）和渝莊（今第七宿舍）原是日本兵營和普通職員宿舍，有平房，也有聯排小樓，小樓分上下兩層，樓上是臥室，樓下是客廳，也有廚房和衛生間，面積比廬山村和徐匯村的房屋略小。

　　

　　渝莊（今復旦第七宿舍）大門

　　1946年暑假以後，復旦大學從重慶復員返滬，師生紛紛入住“村莊”。當年，大部分教師都服從分配，“拎包即住”。外文系教授李振麟之子李北宏告訴我：“當年我父親才三十齣頭，膽子大，與母親一道搭乘美國軍用飛機回家。飛機一降落江灣機場，他們就直奔學校。當天夜裏，他們在校圖書館（今校史館）臨時打地鋪捱了一晚，第二天就被分配住進了‘嘉陵村’。”

　　最先入住廬山村和徐匯村的，是復旦名教授，他們是“村莊”裏的第一代“村民”。廬山村裏，住過陳望道、伍蠡甫、張明養、洪深、全增嘏、章靳以、盧于道等教授；徐匯村則住進了汪東、周谷城、周予同、蔣天樞、漆琪生、蕭乾、方令孺、張孟聞等教授。章益校長也住在徐匯村，他所居住的31、32號，是徐匯村裏少有的兩層樓房，被人稱為“章公館”。後來，有人把經常到“章公館”串門的教授戲稱為“公館派”。李青崖、索天章、朱伯康、汪靜之、曹誠英等教授，住在嘉陵村。德莊、築莊、淞莊和渝莊當年主要為學生宿舍，後來改作教師宿舍，也住過不少名教授，譚其驤、吳斐丹、趙敏恒等教授就住過築莊，哲學系教授嚴北溟先生因家裏人多，入住築莊24、25號兩套房屋。

　　

　　章公館（今復旦第二宿舍31、32號），章益校長曾居住於此

　　“村舍”的住房式樣各異，但幾乎家家有書房。新聞系教授、作家蕭乾回憶，他所住過的徐匯村22號，“地方不大，但臥室、客廳一應俱全，還有間小書房。在那裏，我寫了幾十篇國際社評和《紅毛長談》，也編了《人生採訪》和《創作四試》。”此外，幾乎每戶人家都有一個小院子，可以種草養花。中文系教授、作家靳以喜歡在院子裏種植蔬菜，他女兒章潔思記得，透過家里落地玻璃窗，“可以望見房前小院子中茂盛生長的各式蔬菜……”

　　好客的“村民”

　　從復旦名教授入住那一刻起，灰濛濛的復旦“村莊”就罩上了浪漫、絢麗的人文色彩。

　　詩人冀汸當年是復旦學生，1946年6月下旬隨學校復員回滬，他在德莊住下後，曾特地到廬山村、徐匯村拜望老師。對於這裡的生活細節和老師個性，冀汸有過精彩的描述。

　　

　　廬山村（今復旦第一宿舍）10號，靳以曾居住於此

　　他寫徐匯村18號的周谷城教授：“天氣又熱，還沒有一台電風扇，仍像在夏壩一樣，揮著蒲扇。周先生的得意之作是他偶然發現了隱蔽的煤氣管道，自己用一根橡皮管接出來，連著煤氣灶，便可燒飯、炒菜了。‘家家都能用煤氣嗎？’我問。‘不，有的找到了，有的還沒找到，只好用煤油爐。’”

　　他寫徐匯村23號的方令孺教授：“……也住著一幢平房。她倒簡單，一個人雇一個年齡相若的保姆，既是照顧生活，也是作伴。”

　　他寫廬山村10號的靳以教授：“走進大門，左首是廚房和衛生間，正面便是大廳。一張‘榻榻米’就佔了三分之一的面積，上面隨意堆放著許多書刊。靠近窗幔是一張大寫字檯，墻上釘著一幅尚未裱裝的豐子愷畫：岩石縫裡長著一根綠色的小草……靳以先生站起來，拉開窗幔，再打開落地玻璃門，就是戶外……靳以先生打算將‘榻榻米’拆掉，把這間變成書房兼客廳，讓它適合中國人的習慣。”

　　

　　1946年夏，蕭乾（前排右）、辛笛（前排中）和靳以（後排右一）等攝于徐匯村（今復旦第二宿舍）22號蕭乾家門口

　　在廬山村，靳以是最好客的“村民”之一，他的家裏經常高朋滿座。1946年9月，女作家淩叔華準備坐船從上海赴英國，與在倫敦的丈夫陳西瀅會合。在等船期間，淩叔華攜女兒小瀅住在靳以家。淩叔華原本與靳以不熟，因編輯《武漢日報·現代文藝》副刊時，靳以為她異地做過編輯，從而拉近了距離；陳西瀅是散文作家，因與魯迅論戰而聞名。靳以一生崇拜魯迅先生，是魯迅靈柩的抬棺人之一，但他卻與陳西瀅、淩叔華夫婦保持著終身的友誼。就在這年8月，靳以還為小瀅寫過題詞：“不為一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

　　淩叔華在廬山村等船近兩個月，閒暇時便去鄰家訪問朋友，最先訪問的是徐匯村的蕭乾。蕭乾和他的英國夫人格溫剛從英國回來，夫婦倆都在復旦教書，格溫在外文系教英國文學。蕭乾與格溫是牛津大學同學，他倆的相識，還是陳西瀅介紹的。據説，格溫對徐匯村的生活很滿意，當年一家小報曾特地介紹過格溫：“這位英國太太吃不慣校中廚役所燒出的小菜，特自起夥倉，所以，她也和其他教授的中國夫人一樣，拿著竹籃天天到小菜場去買小菜，她做小菜的本領很不錯，教授中吃過她的烹調品者都讚不絕口……”

　　

　　1947年，蕭乾與夫人格溫在徐匯村（今復旦第二宿舍）平房，據説窗前的花是格溫親手栽種的

　　1947年，靳以在家中熱情招待了作家劉白羽，劉白羽來自解放區，對復旦“村莊”充滿好奇。據有關記述，就在那一次，劉白羽親眼看見蕭乾“左手挎著‘洋太太’，右手牽條洋狗，西裝革履，滿嘴洋文，在校園的草地上散步……”其實，那條所謂的“洋狗”名叫“阿福”，是詩人辛笛送給蕭乾的雜種狗。晚年的蕭乾憶起“阿福”，依然充滿愛憐之情：“每逢我騎車去校本部講課，阿福必跟在後面。臨過馬路時，我總得下車硬把它趕回去。那時美軍的吉普車橫衝直撞，開學那天，一名一年級新生就被軋死在校門前。但阿福總是嗷嗷叫個不停，不甘心回去。”

　　廬山村另一位好客的“村民”，是戲劇家、中文系教授洪深。1946年末，戲劇家田漢來到洪深所住的廬山村19號。其時，田漢的個人婚姻正陷入低谷。據田漢自述，抗戰勝利後，他從重慶回到上海，居無定所，先後在戲劇家于伶、高百歲家借住過，因分居多年的妻子林維中的“騷擾”，他被迫多次搬離，最後住到遠離市區的洪深家裏，“我借居他家的三樓，一者圖靜，二者也是避林女士的無理取鬧……”（《田漢自述羅曼史》）

　　永遠定格的一幕

　　1946年中秋節後的一天，曾在中原解放區參加革命的青年詩人蘆甸、李嘉陵夫婦突然出現在德莊門口。蘆甸告訴冀汸，“這次到上海來，不是為了‘謀生’，而是為了‘覓路’——回解放區之路。”原來，兩個月前蘆甸隨部隊在宣化店突圍後，一直沒有打通去延安的道路，輾轉到達上海。冀汸安排他倆在德莊住下，混在學生食堂用膳，並帶他倆去市區看望了老師、曾任復旦兼職教授的作家胡風，通過胡風與地下黨接上了關係。

　　這一年底，詩人牛漢也來到復旦，擠住在德莊。據牛漢回憶，“1946年12月，國民黨又開始抓人。我很危險，便隻身逃到上海，在復旦（郗潭封在那裏）混飯吃，混住在學生宿舍裏，在這裡見到了詩人冀汸。”郗潭封也是復旦學生，在復旦編輯刊物《詩墾地》，“牛漢有時候給我寄來詩稿，請我轉給胡風……我感覺到他是地下黨，但他從來沒有告訴我。”（郗潭封《牛漢：我的親兄弟一般的朋友》）冀汸回憶，牛漢睡郗潭封的床舖，“自然也是在學生食堂混吃，牛漢個子高，近兩米……大家站著吃飯，他的頭便浮在眾頭之上。誰要是找牛漢，在食堂門口掃一眼就可發現。從安全形度説，頗為不利。”最後，牛漢在地下黨幫助下，通過開封抵達解放區。

　　1946年12月起，“反對美軍暴行”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愛國民主運動風起雲湧，復旦校園也興起波瀾。此後，國民黨軍警就經常出現在復旦“村莊”，大肆搜捕愛國師生，洪深、漆琪生和陳望道等進步教授的家都被一一搜查，蕭乾記述道：“一天淩晨，我正在徐匯村宿舍裏，驀地傳來砰砰砸門的聲音。我爬起來去開門。那位在英國牛津長大的格溫嚇得以為來了明夥強盜。進來的卻是持槍的大兵。他們衝進臥室，翻完了書架又把床上的被褥枕頭全掀起丟開，一面用槍托子在榻榻米上使勁頓。最後毫無所獲，氣哼哼地走了。”

　　

　　廬山村（今復旦第一宿舍）19號，洪深曾居住於此

　　1947年5月30日，國民黨軍警闖進洪深的家，逮捕了躲在洪深家的進步學生。據一位劫後余生的學生回憶，這次搜捕後，“校區各宿舍還籠罩著劫後的氣氛，當我走進廬山村洪老的家，卻格外地感到寧靜、溫暖。洪老照例還在看報，小妹妹小弟弟們都準備睡覺了，我沒敢更多驚動他們，告訴了他們我即將遠行。這天夜晚，我就睡在最高層的田漢同志住過的閣樓房中，第二天天剛亮，就從江灣輾轉乘車到輪船碼頭。”此後不久，洪深被迫辭去復旦教職，搬離了廬山村。

　　1949年4月26日清晨，國年路上槍聲大作，國民黨軍警對復旦進行最後一次大搜捕。槍響以後，周谷城教授翻身起床，透過窗戶向外張望，只見兩輛紅色警車停在徐匯村門口，許多槍口瞄準寓所。早已被列入國民黨“黑名單”的周谷城明白：國民黨軍警來抓人了！此刻，周谷城神色自若，對著鏡子，洗臉，梳頭，穿好西裝，打好領帶……他對夫人説：“要是我衣服也沒穿，蓬頭垢面，那多難看。”周谷城之子周駿羽當年只有8歲，他清楚地記得：“有人‘砰砰砰’來敲我們的門：‘周谷城、周谷城住在這裡嗎？’……那個人硬要進來，爸爸就迎上去説：‘我就是。’那個人説：‘請你跟我們走一趟。’爸爸就出去了，我和媽媽也就跟了出去……”走到徐匯村門口，章益校長聞訊趕到，周谷城拉著章益的手，大聲説：“友三（章益字），你要為我作證！”然後，跨上警車。警車載著幾十名被捕師生，閃著警燈，呼嘯遠去——多少年過去了，周谷城洗臉、梳頭、穿西裝、打領帶的一幕，卻在復旦“村莊”永遠定格。

　　1950年9月1日，復旦大學校委會決定，將“村莊”名稱以中文序數代替（即改為第一宿舍、第二宿舍等），從此，復旦“村莊”的故事告一段落。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一帶仍是一片田園風光……“村莊”之名，更貼近風景和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