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悲鴻精神 發展美術事業

　　1995年7月19日，是我國傑出的藝術大師徐悲鴻誕辰100週年紀念日。原中國美協副主席王琦先生代表中國美協發表重要講話，表達對一代宗師的緬懷紀念之情。

　　在中國美術發展的歷史上，徐悲鴻的名字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徐悲鴻是一位傑出的繪畫藝術家，又是一位徹底的愛國主義者，他畢生為弘揚民族文化、尋求中國美術變革的正確道路而奮鬥不已。百年來尤其是近數十年來，中國美術之所以取得如此光輝的成就，是與徐悲鴻和其他老一輩美術家的辛勤勞動分不開的。先驅者篳路藍縷的開拓之功，將永遠為後代所銘記。

　　20世紀的中國處於劇烈的變動之中，中國社會艱難卻是堅決地從傳統走向現代，中國的藝術家為實現中國藝術從傳統向現代的轉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們高舉“民主”和“科學”大旗，向傳統舊文化進行猛烈的衝擊。走在新文化運動隊伍中的徐悲鴻，提出了改革中國畫的正確主張。徐悲鴻對於中國傳統繪畫也一直堅持正確的選擇態度。對傳統繪畫中的精華，他歷來認為是民族文化的瑰寶而應發揚光大。他主張引進西方繪畫來改革中國繪畫，但對西方繪畫他從沒有採取盲從和全盤接受的態度。他曾經明確地指出“古法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繪畫可採入者融之”，這是徐悲鴻1919年在《中國畫改良論》一文中所提出的主張。終其一生，他都堅持這一立場，在藝術實踐中作出巨大的成績，在美術界産生了廣泛的影響。

　　徐悲鴻是一位有著深厚傳統文化修養的藝術家，他沒有故步自封、抱殘守缺，而是站在中國藝術家的立場，積極向世界優秀的文化藝術學習。他的視野是開闊的，胸襟是博大的。徐悲鴻在歐洲留學多年，他一面接受西方美術嚴格的訓練，一面悉心觀摩和研究西方不同時代的藝術傑作，進行分析和比較。中西兼通的文化修養，既為徐悲鴻攀登藝術高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更使他明確和堅定了如何變革中國美術的信念。

　　徐悲鴻始終如一地堅持現實主義的藝術道路，他注重學習西方繪畫的素描和寫生，提倡師法造化，反對機械地摹倣古人，將西方繪畫的寫實手法與中國古代畫論“師造化”的優良傳統結合起來。他主張“藝術家應與科學家同樣有求真的精神”，強調藝術家追求真理、研究人生的態度。徐悲鴻所主張的現實主義，不只是用寫實的手法描摹客觀對象，而是具有更加廣闊的深刻的思考現實、關注人生的內涵。聯繫他認為藝術造型要“惟炒惟肖”的主張，與中國傳統畫論關於“形似”、“神似”與“形神兼備”的觀點是一致的。徐悲鴻的現實主義藝術觀點，強調藝術真、善、美的統一，這是他對於現實主義美術理論的重要貢獻。

　　現實主義美術是20世紀中國美術的主流，這是中國社會客觀條件和歷史文化環境的必然選擇。徐悲鴻提倡現實主義美術，為中國美術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我們首先需要的是關切現實和人生的藝術。寫實的手法適合人民大眾的文化心理和審美習慣，那種怪誕的、醜惡的“藝術”難以為人民大眾接受，從而失去了依存的基礎。歷史發展的事實，雄辯地説明瞭這一真理。徐悲鴻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當自己的祖國和同胞處於水深火熱的時候，他不可能去追求那種脫離現實和人民的“藝術”。從他的作品中所表現的主題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正直的、愛國的藝術家憂國憂民的拳拳之心。從“悲天憫人”到“人定勝天”，從抒發人道主義的情懷到謳歌中國共産黨領導下人民解放鬥爭的勝利，徐悲鴻的作品是藝術家思想不斷向前發展、與時代同步的生動體現。

　　徐悲鴻一生創作了大量的中國畫、油畫和素描作品，為祖國留下了一筆極為珍貴的精神財富。他在歐洲留學期間，悉心研究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藝術，學習前輩大師的繪畫技法，創作了不少技巧嫺熟、內容生動的油畫和素描。1927年他回國以後直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徐悲鴻創作了油畫《田橫五百士》、《徯我後》和中國畫《九方皋》等作品。這些以歷史事件為題材的巨構，寄託了畫家對於社會現實的感慨，抒發了畫家崇尚正義追求光明的思想情懷。《田橫五百士》以歷史題材表現當時的仁人志士不向權勢屈服的崇高品德和情操。《徯我後》取材于《尚書·商書》中《徯我後，後來其蘇》篇，畫農村苦旱，赤地千里，人民盼望甘霖早日降臨。它隱喻老百姓期盼英明的領袖將他們從痛苦中解放出來的心情，反映出畫家對苦難同胞的深切同情。

　　抗日戰爭期間，徐悲鴻創作了大量的中國畫。《愚公移山》取材于家喻戶曉的古代寓言。畫家用愚公移山的故事表現中華民族團結一心、堅韌不撥，堅決打敗日本侵略者的信念，從內容到形式都達到很高的水準，成為畫家的主要代表作之一。晚年徐悲鴻的繪畫創作，繼續堅持“師法造化，尋求真理”的藝術主張，他給予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解放區美術創作極高的評價。認識到自己以往藝術創作的不足，承認“我雖提倡寫實主義20餘年，但未能接近大眾。”他嚴格要求自己，抱病深入民眾生活，表現戰鬥英雄、勞動模範和革命領袖，努力開拓嶄新的創作領域，表現出一位嚴肅真誠的藝術家不斷前進和奮鬥的可貴精神。

　　徐悲鴻創作了大量以動物為題材的中國畫，他畫的飛禽走獸，造型精煉，生動傳神。作品的構圖和筆墨、色彩，既有傳統中國繪畫的藝術特色，又融匯了西方繪畫注重素描的寫實功力。他的中國畫作品文質相兼，雅俗共賞，多有作者主觀感情思想的寄託，針對現實，發人深省。他畫長征的奔馬、在風雨中引吭高啼的雄雞、奮起的雄獅、威武的靈鷲、逆風的小雀，表達了藝術家對中華民族堅韌不撥精神的讚頌和奮起覺醒的熱切期望。作品以前所未有的獨創形式來表現意義深刻的主題，成功地實現了他革新中國繪畫的夙願。

　　徐悲鴻不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美術創作家，更是一位傑出的美術教育家。他曾經多次説過，美術教育是他第一位的工作，創作活動則居第二位。他深深地理解美術事業是整個民族、整個社會的事業，發展新美術事業需要象“愚公移山”那樣的精神，通過幾代人持續不斷的努力，方能有所成就。

　　自1917年他應聘擔任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導師開始，先後任上海南國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主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等職。抗戰期間他除提任中央大學教授以外，還籌辦了中國美術學院。抗戰勝利以後，徐悲鴻擔任國立北平藝專校長。新中國成立以後，徐悲鴻擔任中央美術學院第一任院長。他一生致力於美術教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明確的教學主張和辦學方法。他積極引進了西方近現代的美術教育體制，又結合中國的國情予以改造。他強調教學方法的科學性，重視繪畫基本技法的訓練，更要求學生不僅要專業基礎深厚，還要知識面廣闊，文化修養豐富，具有完美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他愛才如渴，因材施教，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很有成就的美術家，成為新中國美術事業的中堅力量。

　　徐悲鴻尊重同道，獎掖後時，不為門戶派別所囿，對許多有成就的美術家和有培養前途的藝術青年總是由衷地賞識、刻意地愛護，不遺餘力地扶植和提拔。早在30年代，他便重視當時尚被認為“卑俗”的民間藝術，撰文稱讚過“泥人張”。他寫文章讚揚陳志農的剪紙藝術，還曾對司徒喬和王悅之的繪畫作過很高的評價。1942年在重慶舉行的“全國木刻展”，他撰文熱情地宣稱，木刻家古元是中國藝術界一卓絕之天才。1949年他對畫家邵宇的素描組畫《土地》和王式廓的版畫《改造二喀子》又給以充分的肯定和鼓勵。至於對自己的門人如吳作人、呂斯百、艾中信、馮法祀、劉勃舒等畫家的指導和培養，更是留下了許多感人的事跡，這裡不及一一敘述。“教書育人”正是徐悲鴻教育思想和他的崇高品德的充分體現。

　　我國自古以來便強調藝術家“人品”與“畫品”的統一。徐悲鴻便是“人品”與“畫品”高度統一的典範。徐悲鴻來自農村，家境貧困，為人耿直，治學勤奮，少年求學的艱苦生活，使他對於社會現實、對於人生道路有了比較深刻和明確的認識。在舊時代徐悲鴻用“獨特偏見，一意孤行”來表明他的處世治學態度，意為堅持自己的主張，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擾。對於自己的人格操守和藝術主張，徐悲鴻的確做到了堅定不移、不同流合污、不左右搖擺、憤世嫉俗、潔身自好。

　　抗日戰爭期間，徐悲鴻積極投身救亡運動，創作了不少關心民族危亡、歌頌正義戰爭的作品。他還多次赴印度和東南亞等地舉辦畫展，將售畫所獲捐贈抗戰將士、賑濟戰區災區。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徐悲鴻積極參加民主運動，1945年他在重慶由郭沫若領銜的《文化界對局進言》上勇敢地簽上自己的名字。1946年徐悲鴻在北平組織美術作家協會，領導進步美術活動。新中國成立後，徐悲鴻不顧疾病纏身，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作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第一任主席，他為新中國美術建設作出了巨大的共享。徐悲鴻在晚年常用魯迅的警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來鞭策自己，用實際行動體現了魯迅所説的“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的嚴格要求。

　　徐悲鴻以他輝煌的藝術成就與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美術活動贏得了巨大的聲譽。30年代他曾攜帶大量中國繪畫作品前往歐洲各國展出，傳播祖國文化，展示現代中國美術的風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抗日戰爭期間，他曾多次訪問印度和東南亞各地，舉辦個人畫展，得到了國際各界人士的極高評價。徐悲鴻的名字已經與現代中國美術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徐悲鴻的藝術已經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在中國，黨和人民給予徐悲鴻以崇高的榮譽。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對徐悲鴻的藝術有過很高的評價。周總理還親自為徐悲鴻紀念館書寫“悲鴻故居”四個大宇。徐悲鴻先生逝世已經40多年，人民仍然懷念著他。在中國，徐悲鴻的名字幾乎是家喻戶曉。人們熱愛他的作品，沒有忘記他為廣大人民所作的不朽貢獻。

　　（編者注：作者王琦，時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此文為其“在徐悲鴻誕辰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編者稍作修改，題目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