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黨的一大在上海召開?因為上海具有非常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格局、獨特的文化背景和市民構成。在海派文化的土壤中,紅色基因一點點發展壯大,兩者相輔相成,在時代的洪流中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正如上海大學副校長段勇所説,海派文化與紅色文化同樣發源於上海,它們之間從來不應該被孤立地談論。日前,第十六屆海派文化學術研討會在虹口區海派文化中心舉辦,與會專家一致認為———紅色基因的挖掘應當是海派文化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
海派文化海納百川,但過去人們談論這個話題時,常常囿于社會史的研究角度。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剛指出,海派研究應當突破思維定式,擴大普通民眾對海派即為“旗袍”“老克勒”的認知,將紅色元素納入海派文化的研究和宣傳之中。他説:“將現有的資源與上海的紅色故事相結合,賦予建築以生命,才會産生更大的影響力。”
以位於四川北路的中共四大紀念館為例,其周圍約兩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就有40多處文化舊址。包括左聯遺址、魯迅藏書室、曹聚仁舊居在內,這些海派文化資源中無不蘊藏著紅色的基因,而五星紅旗更是在虹口的山陰路上誕生的。擴展到整個上海,據統計,上海有革命遺址遺跡約657處,現存有跡可考的440處。“上海的革命遺址遺跡還可以進一步整合,進一步深度開發。”在徐建剛看來,海派文化和革命文化其實有很大的關聯度,黨史研究者與海派文化研究者也應當彼此關注。
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復旦大學教授熊月之為這一觀點提供了有力佐證。他指出,“清末民初的上海,是新學説、新思想的傳播高地。正因為有這麼開放的文化氛圍,全國的進步人士才高度聚集於此。民主革命時期,幾乎所有重要的‘馬恩列’名著都在上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