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絨繡”面臨人才挑戰

　　原標題：“上海絨繡”面臨人才斷層挑戰 被譽為“東方油畫”，列入國家非遺名錄如今市級傳承人僅8人

71歲的海派絨繡傳承人包炎輝 本版圖片/晨報記者 張佳琪 

傳統絨繡技藝出現在手包和皮鞋上

　　“上海絨繡”——這種在特製網眼麻布上，用彩色羊絨線繡出各種畫面和圖案的刺繡，被譽為“東方油畫”，于2011年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

　　然而，如今掌握精湛技藝的匠人年事已高，年輕人又因絨繡“時間長、回報低”不願從事這個行當，“上海絨繡”正面臨人才斷層的嚴峻挑戰。

　　東方油畫

　　100多年前，絨繡這項西方技藝由修女們傳入上海。精通針線活的本地繡娘們，結合中國傳統刺繡技法，學著用一團團花花綠綠的洋毛線，繡織在網格布上，逐漸形成了中國的絨繡。

　　“上海絨繡”的製作大致分三步：先放樣，用打格子的辦法將原稿複製到網眼布底子上；再是工藝師手工自行染色配線，根據原稿畫面色彩，染出所需的各色絨線；第三步是繡制，一般先繡輪廓或深色部分，再繡各個色彩塊面，最後細部刻畫。

　　絨繡的製作，非常考究。以配線為例，一斤羊毛可做出976根絨線，每根長1.44米，都可劈作4股。用這種絨線繡出的作品毛茸茸的，立體感勝似油畫，因而被稱作“東方油畫”：無論是逶迤蜿蜒的蒼莽群山，神態迥異的飛禽走獸，還是喜怒哀樂的人物肖像，無不惟妙惟肖。

　　大幅絨繡作品氣勢恢宏，人民大會堂國宴廳、湖南廳、香港廳等均懸挂有大幅絨繡作品，優秀的絨繡作品還多次被作為“國禮”贈送給國外要員或重要機構。

　　最見功力的是人像，1943年，上海絨繡藝術家劉佩珍嘗試第一幅人像絨繡《高爾基》，運用絨繡拼色工藝，用300多種彩帷絨色線表現1000多種色彩，首開中國絨繡藝術品創作人物肖像之先河。上世紀50年代，工藝美術大師高婉玉首次自行手工染色，還用九宮格在網眼布上按比例直接打格放大繡制，進一步創造、豐富了上海絨繡的工藝。

　　輝煌過往

　　絨繡，曾有著輝煌的過往。據史料記載，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上海各洋行繡品以日用工藝品為主，包括鞋面花、粉盒面、提包面、靠墊拖鞋等半成品絨繡花片。1929年，各洋行繡工人數達300人，月産品已達1000余件。

　　第一幅人像絨繡《高爾基》的誕生，則讓絨繡開始從日用工藝品，發展為藝術品。

　　“人物肖像的刻畫，層林盡染的山色，都可繡制出來，有很高的藝術效果。”71歲的包炎輝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海派絨繡的傳承人，在他看來，絨繡的千針萬線勝畫筆。

　　“色彩豐富，立體感強，乍一看像油畫。”包炎輝説：“絨繡必須是純手工完成，歷經揀線、染線、排線、劈線、拼線等十幾道複雜工序，所以每件工藝品都是不重樣的。”

　　據包炎輝介紹，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南廳的《毛主席與各族人民在一起》、香港廳的《香港維多利亞港灣夜景》、國宴廳的《萬里長江圖》等，這類達到二三十平方米的大型絨繡藝術品，均由上海絨繡大師唐明敏領銜繡制。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絨繡的訂單多得不得了，光紅星廠就有職工300多人。”包炎輝説，上海曾有紅星絨繡廠和東方絨繡廠兩大絨繡廠，製作了不少精品。

　　“現在要繡制這樣的大型作品，越來越困難了。”包炎輝説，與一般刺繡不同的是，絨繡技藝對色彩的追求是近乎苛刻的，而如今能做到劈線分股、逐針配色等技藝的絨繡師屈指可數——目前，海派絨繡的市級傳承人僅有8人。

　　人才斷層

　　一幅頂級絨繡藝術品的製作週期，往往需要半年甚至一年時間。由於絨繡時間長，回報低，很多年輕人對此並不感興趣。而絨繡只能人工操作，無法用機器代替，又導致了其價格高昂，難以市場化運作。

　　上世紀90年代，上海紅星絨繡廠和東方絨繡廠歷經兼併、改組，最終歇業。2000年，在原紅星廠廠長包炎輝的帶領下，一批絨繡技術人員在浦東新區洋涇街道涇南路重組創業，成立了上海黎輝絨繡藝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黎輝絨繡”）。

　　2011年，“上海絨繡”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為保護和傳承絨繡這門技藝，洋涇街道專門辟出一幢“小洋樓”，建立了洋涇絨繡保護傳承基地（傳習所）：一樓為展示廳，現有藝術展品百餘幅，週一至週五免費對外開放。二樓則為大師工作室以及絨繡生産車間，供參觀者了解絨繡的製作過程。

　　傳習所內的5位老匠人，由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唐明敏領銜，最年輕的也已近花甲，年紀最大的一位77歲。

　　“40年來，絨繡行業人才一直在消耗，幾乎沒有補充。”包炎輝説，他們也曾嘗試培養一些年輕的傳承人，但絨繡工作時間長、內容枯燥，最終把年輕人嚇跑了。

　　“2009年至2010年，我們招了5名大學生、1名中專生，學習時間最長的2年，後來都先後跳槽離開了。”

　　轉型嘗試

　　2017年底，晨報記者在傳習所的繡制車間，看到一幅正在繡制的唐卡題材作品，約3米長的繃架上堆放著各色毛線，僅黃色系的線就有近10種。

　　這幅畫作由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唐明敏和另一位絨繡師完成，預計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完工。可是從去年年底開始，唐明敏就因身體不適，一直無法開工。

　　“絨繡作品的訂單不缺，但我們也不敢接單子，一旦開繡費時費力，絨繡師們都上了年紀，如果不能在期限內完成，又有毀約的風險。但出不了作品，就養活不了團隊。”包炎輝説，這一窘境，一直困擾著他們。

　　包炎輝説，一般情況下，每年能完成一到兩個大型絨繡藝術品，就能勉強維持企業的生存，但“大型精品需要多人合作，還要技術相當，太缺人手了”。

　　包炎輝的兒子包粒從事設計行業，2010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受朋友之托將一隻“暴力熊”模型上彩。他用八張不同的絨繡繡片代替顏料，通過裁剪拼貼，給這只“暴力熊”穿上絨繡的衣服。

　　這只“暴力熊”便是黎輝絨繡文創品牌“QueensBack”的靈感來源。父子倆殊途同歸，希望將傳統絨繡技藝融入現代生活，讓它出現在日常所用的包包、皮鞋等配件上。

　　只是，這種跨界依然處在探索階段。目前，“QueensBack”的銷售路徑主要還是熟客生意，“依靠以前積累的客源和展廳參觀的客人，也在嘗試買手店、電商等銷售渠道”。

　　[專家建議]

　　資源整合

　　做大做強

　　晨報記者注意到，絨繡保護單位除了包炎輝所在的洋涇絨繡傳習所以外，還有高橋絨繡館、恒源祥絨繡工作室、上海工藝美術研究所。

　　建於2009年的高橋絨繡館坐落在高橋老街上，集展示、製作、銷售、保護功能于一體，館內也有5位絨繡師，向遊客展示絨繡繡制技藝。而上海工藝美術所曾經匯集了一批滬上民間藝術大師，包括當初的絨繡大師劉佩珍、高婉玉、張梅君。目前博物館內仍有幾位老絨繡師，輔助博物館從事絨繡宣傳、保護工作。此外，恒源祥絨繡工作室，成立於2005年，工作室主要服務於恒源祥集團，為企業繡制專屬禮品、為企業品牌宣傳等。

　　“絨繡在市場上還是有一定的消費人群的，應從保護和發展兩方面入手。”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民俗學研究員蔡豐明認為，絨繡是較有上海特色的非遺項目，四個保護單位力量分散，建議由政府牽頭建立行業性的聯盟，實現資源整合，做大做強。

　　對於絨繡保護單位自身而言，蔡豐明認為應該加強自身的品牌特色，“走進市場，品牌的樹立很重要，現有的幾個産品自身特色不濃，亮點不多。各個保護單位的創新力度不夠，應該拓寬新的産業領域，比如家裝業、及新型文化産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