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館與城市,猶如人的軀體與靈魂:當軀體日趨壯大,需要足以支撐的靈魂。
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
余德耀美術館。王慶 攝
截至2017年底,上海共有美術館82家,成為全國擁有美術館最多的城市之一。今年6月1日,《上海市美術館管理辦法(試行)》正式實施,這部全國首個美術館管理試行辦法,鼓勵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和公民等社會力量依法設立美術館。
事實上,在上海82家美術館中,民營美術館已佔到了64家,3.5倍于國有美術館。日益增多的民營美術館,為上海的文化生態貢獻多元色彩,但如何管理與扶持,恰如墻上挂畫,需要相關各方細思量。
不是多了,而是還不夠
作為一家民營美術館,明圓美術館“上海當代藝術30年文獻展”的學術水準得到業界高度認可。
深夜,浦西市中心的一家民營美術館,燈火通明,正在緊張布展。
撤展、布展是個力氣活,往往連續一週,從上到下,人人都得出苦力,因為人手太少。李達(化名)是這裡的執行館長,30多歲,還算扛得下這樣的工作強度。
淩晨3點多,布展結束。李達癱坐地上,告訴記者,喘口氣後他要再巡視一圈。當然,得掐好時間,夠他回家洗澡換衣服,然後優雅地出現在9:30的展覽開幕式上。
一年前,李達還是一家財經報紙藝術版的負責人,“報社不景氣,第一批被砍掉的就是藝術版。”
而民營美術館正蓬勃興起,需要引入大量人才。很多媒體將2017年視為民營美術館的“井噴之年”,但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上海確實已經超過北京、廣州,成為全國民營美術館發展重鎮,但並不存在井噴現象,因為上海的增長是持續的、溫和的。
數據顯示確實如此。2012年,上海美術館的數量為34家,之後逐年增為47家、57家、63家、73家,直至82家,其中國有美術館始終在18家左右,增長主要來自民營美術館。僅去年,便新增了明當代美術館、昊美術館、寶龍美術館、蘇寧藝術館、明珠美術館、藝倉美術館等9家民營美術館。
民營美術館的增加,給上海這座城帶來了什麼?這位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接下來的一兩年裏,非中心城區還將迎來數家民營美術館的開幕,它們起到了拾遺補闕的作用。”
確實,相比國有美術館,民營美術館的分佈更廣。它們中有“龐然大物”如龍美術館,佈局浦東、浦西,總面積達4.3萬平方米;還有兩館合併後的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假座”原世博會法國館,佔地4萬平方米;新增的寶龍美術館,佔地也有2.3萬平方米,一舉為人口眾多的非中心城區閔行區充實了公共文化産品。但更多的是“小身材”的民營美術館,像“躲”在長寧區圖書館三樓的蘇俄造型藝術館,隱身於商場卻名聲在外的K11美術館,還有空間雖小、展覽卻不斷的梅爾尼科夫美術館,它們嵌于城市各個角落,為周邊居民邂逅藝術提供便利。
“拾遺補闕”不僅是空間上的,也是內容上的。不久前,“文化雲”以網上問卷的形式開展了美術館受訪者參觀習慣與需求的調研。1340位受訪者參觀市級美術館的比例總和為89%,而參觀民營美術館的比例總和為92%。換個角度比較,有11%的人群沒有參觀過統計中的市級美術館,而沒有參觀過統計中的民營美術館的人群佔比為8%。
2017年全年美術館觀眾數前十的排名更能説明問題,龍美術館西岸館、藝倉美術館、民生現代美術館、余德耀美術館、上海當代藝術館、喜瑪拉雅美術館等6家民營美術館入選,從數量上超過了國有美術館。
與國有美術館相比,民營美術館的展覽主題更為豐富、形式更為活躍,對年輕觀眾更具有吸引力。這是數據背後透露出來的信息。
但是,擁有這些美術館是否就夠了?最新數據統計,倫敦、巴黎、紐約基本每1.5萬人就有一家美術館,而上海平均一家美術館要服務30萬人,就面積、人口來看,國內美術館的數量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並不算多,對於人口巨大的上海來説,尤其如此。
市民的需求最能説明問題。有40%的受訪者希望在社區文化中心看到美術館的巡展,其次是商場、學校、機場、高鐵站、地鐵站、辦公樓等,尤其呼籲不要遺忘郊區。也就是説,他們想在家門口看展覽、逛美術館。
相比人們日益增長的藝術需求,上海的美術館不是多了,而是還不夠。
不做地標,做“細胞”
上海明圓美術館場館內部。
一手拎著剛從菜場買回來的兩棵白菜,一手牽著孩子看展覽,這是淩菲菲最願意在自己的兩家美術館裏看到的場景,也是她作為明園集團創始人堅持要做藝術地産的最大動因。
2004年,淩菲菲在“明園”第一個項目“明園世紀城”裏成立了上海明圓文化藝術中心,這家後來更名為“明圓”的美術館,是上海最早的民營美術館之一。去年,她又在新項目“森林都市”一期中保留了部分舊廠房,將之改造成明當代美術館。
“我覺得在這種環境裏成長起來的孩子,一定跟沒有進過美術館的孩子是不一樣的。”淩菲菲説著,挑了下眉毛。
她的“這種環境”,指的是家門口的、社區裏的美術館。“我自己情緒不好的時候,就會跑到美術館,讓自己安靜下來,體會藝術家看世界的維度。明白了世界不是只有一個維度的,人也就想通了。”但如果美術館離自己很“遠”———這個“遠”既指空間距離的遠,也指心理距離的遠,“一家美術館一旦是堂皇的,需要你去仰視它,你就可能會失去親近它的勇氣和興趣,它也就沒法成為你放鬆和傾訴的對象。”淩菲菲説,“很多人想把自己的美術館建成城市地標,辦的展覽也要是標誌性的,我覺得那樣的目標太宏大,那是政府要做的事,我只願我的美術館能成為社區的‘細胞’。”
細胞會呼吸,呼吸之間,美術館與社區發生互動。傳統的美術館是靜態的,但作為社區文化“細胞”的美術館,是活潑、生動的。比如,有一年年底,“明圓”策劃了中國鼓大展,從館的一樓到五樓,錯落佈置了各種形態的中國鼓。觀眾在參觀之餘,還可以拿起棒槌敲響美術館特製的一面大鼓。“最熱鬧的是除夕那天,大家都玩嗨了,過了半夜12點還不肯散去。”此時,觀眾本身成了展覽的一部分。
較之展覽,美術館的公共教育活動更能體現這種互動性。去年整年,全市的美術館共舉辦了3357場公共教育活動,與上年度的1000場相比,增加了2倍。K11美術館以“上海藝術商圈”為平臺,僅去年第四季度,就舉辦了23場活動,在小型民營美術館中十分突出。喜瑪拉雅美術館配合《上海種子》展覽,推出了46場教育活動,形式包括系列講座、工作坊、表演等。民生現代美術館的“WE劇場”、“詩歌來到美術館”、“Kids Museum”等品牌活動,人氣一直很旺。梅爾尼科夫美術館則邀請附近學校學生來館裏上美術課,一堂“油畫藝術賞析———中西方繪畫藝術特點之異同”課程,因為有作品“現身説法”而變得生動直觀起來,同時,他們也把展品送進學校展出。
淩菲菲的“細胞説”和李丹丹的“無墻”模式很接近。李丹丹是明珠美術館執行館長,該館位於新華·紅星國際廣場,屬於這個55萬平方米文化商業綜合體的一部分,它由新華發行集團和紅星美凱龍集團共同打造,一大特色在於美術館與新華書店兩個空間,通過一個獨特的星空穹頂多功能活動區域連接起來。與其他美術館較為獨立的形制相比,明珠美術館建立在一個消費與精神共融的生態中,探索與新華書店、周邊商圈、社區的關聯,也就是李丹丹所説的“無墻模式”。
美術館與社區的互動,不只是豐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實際上,藝術的教育功能就在這種互動中悄然實現。比如民生現代美術館的品牌公共教育活動《上海製造:那些年的美術電影》系列,讓公眾有機會通過上海美術電影廠老員工的回顧,重溫中國美術電影走過的路。參加活動的粉絲中有來懷舊的70後、80後,更不乏90後、00後,當他們對歷史産生好奇的時候,便是他們打量歷史的開始,而這種打量,又是承繼“上海製造”精神的開始。
美術館的志願者隊伍受美術館的影響更大。志願者隊伍有個特點———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就意味著,這個受影響群體的數量是在不斷增長的。張阿姨是民生現代美術館志願者隊伍中的一員,她對記者説:“我不懂藝術,但每個週末放下家務來這裡做志願者,我很開心。每次有新展覽,美術館都會先培訓我們,聽聽蠻好的。”
從國際經驗看,法國蓬皮杜藝術中心、英國泰特美術館等藝術機構,與後工業化時代以“體驗經濟”為基礎的城市發展緊密相連,美術館作為公共文化設施日益成為區域振興與升級的重要引擎。從當下中國看,文化消費開始從同質性的娛樂轉向高度差異化的文化體驗,在這一過程中,佔了美術館總量大頭的民營美術館,如果能創設多維文化場景,激發人們的參與度和互動性,為城市吸引和留住高層次人群,便是為區域經濟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城市應該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美術館,共生於各自所在的社區,在與社區的互動中孕育一種文化的力量,即使這種互動,也會帶來吐故納新。“都説民營美術館開開關關,我覺得這很正常,細胞不就是死死生生的嗎?今天關門的民營美術館,它在昨天是對社區作出貢獻的。”淩菲菲説。
藝術的事,不能“藝術”地做
談民營美術館,話題很容易就聚焦到民營美術館的生存問題———缺錢幾乎是所有民營美術館面臨的共同問題。
民營美術館館長在接受採訪時往往都會呼籲政府加大資金扶持力度,但淩菲菲不這麼看:“政府沒有義務為民營美術館輸血,做美術館就是做公益,企業家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話雖如此,兩家美術館一年近2000萬元的投入,畢竟是筆不小的支出。明園集團運營良好,但對其他很多由地産公司投資創建的美術館來説,財務狀況受公司單一業務起伏的影響很大。
民生現代美術館代表著另一類由金融公司主導的民營美術館,相對實力雄厚,但不精打細算,也過不好日子。而“精打細算”對館長甘智漪來説,可是看家本領。這位非典型美術館館長,儘管衣著、做派很藝術范兒,實則不僅是位工商管理碩士,更是資深金融專家,曾主導多項房地産金融創新,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權威媒體撰寫金融專欄文章。
在民生銀行高管的位置上,接到調任民生現代美術館館長的指令,甘智漪第一反應是去書店蒐羅有關美術館管理的書籍,“你想像不到,整個上海都找不出一本來。”5年過去了,回憶當時那一幕,甘智漪仍會做出一個誇張的表情,“當上館長後我才發現,當時業內普遍缺乏管理意識,館與館之間借調重要展品,竟然都沒有合同。”後來她出差去中國台灣,找到了20多本相關書籍,如獲至寶。
好的管理,才能催生好的展覽項目。
今年4月,民生現代美術館報送的“2017中法文化之春”開篇展《透明的聲音》展覽、品牌公教《上海製造:那些年的美術電影》,全部入選“2017年度全國美術館優秀項目”,分獲“優秀展覽項目”和“優秀公共教育項目”。加之同年入選文化部“全國美術館優秀青年策展人扶持計劃”的《生聲不息》,民生現代美術館一年三獲國家級殊榮,在重量級的國有美術館中也是少見的。
甘智漪將之歸功於金融式的美術館管理模式。雖然從小熱愛藝術,但甘智漪從不認為自己就是藝術家,可以越界去做藝術的事,而把自己定位於管理者,重要的是做好制度設計。
首先是減輕美術館的運營壓力。
“其實在上海做藝術是很幸福的,政府對文化的支持有很多實實在在的‘落腳點’,比如市、區兩級政府的文化發展基金,還有我們所處的世博地區也有一些扶持基金。外國政府為了推動文化交流,也會設立文化發展基金,《生聲不息》就獲得了法國使領館的國家文化基金資助。”甘智漪對記者説:“資源很多,你怎麼拿?關鍵看項目品質。美術館要有自己的專業態度和研究方向,展覽品質是美術館的生命線,做還是不做、做什麼,館長心中要有一桿秤。很多美術館在做‘罐頭展’,從國外買個成熟項目回來,沒有自己的想法。”
有了好項目,還需懂流程。甘智漪設了專門崗位來研究政府相關政策。民生現代美術館在世博地區運營三年,就有近20個項目得到國家及市、區兩級政府文化基金的資助,減輕了不少運營壓力。
其次是讓美術館內生創新活力。
2014年,民生現代美術館推出“項目經理人”制度,館裏不管哪個部門,只要有想法,都可以提出來,經團隊評估認可後,提出者可以主持開展該項目:從展覽主題的確立、藝術家及作品的選擇,到展覽項目的前期調研、立項、預算、執行、協調,一直到最後的評估、建檔等環節,需全程負責到底,其他部門則全力配合。
這樣的機制,讓剛走出藝術院校大門來到館裏的年輕人,迅速成長為一名策展人,更成長為能帶隊伍的項目負責人、管理人。
這樣的機制,也很容易讓人以為民生現代美術館的管理是很寬鬆的,實則不然。館裏有厚厚一大摞規章制度———《美術機構定位及發展目標》《組織架構及崗位職責》《管理委員會工作制度》《展覽管理辦法》《藏品管理制度》《財務管理辦法》《商務活動管理辦法》《項目評估管理辦法》……這在其他美術館很少看到。
好展覽還需好行銷。但因為展品有品質,“每次召開新聞發佈會,來的媒體不下兩三百家,如果展覽有商業味,媒體來不了那麼多。”甘智漪説。
用金融的方法管理美術館,展覽成本變得可控。以不久前結束的“透明的聲音”展為例,2個月7萬多觀眾,使美術館在每個觀眾身上的投入成本降到50元,而同期另一家美術館的展覽,只有1萬多觀眾,但項目又是花高價從國外引進的,以至每個觀眾的成本高達5000元。
即使是50元的成本,甘智漪還要想辦法降下來。館裏的咖啡館在“藝術粉”中有著很高的口碑,但每杯只賣25元,還對志願者免費開放。如何做到不虧本?甘智漪有秘訣。當初她只招了一位專業咖啡師,然後發動館裏的年輕人都去學,大家把做咖啡當成了放鬆方式,而館裏一旦有大型活動,手藝就派上用場了。
在藝術衍生品方面,甘智漪也動足腦筋。每次引進藝術家做展覽,她都和對方簽下免費授權書,通過這種方式來降低衍生品價格。
余德耀美術館執行館長余至柔認同甘智漪的觀點,她自己也非藝術專業出身,來到美術館之前在一家與藝術無關的企業工作。“美術館必須加強管理、控製成本,如果管理不好,美術館活不下去,那不管你有什麼樣的美好願望,也都無法實現。”余至柔認為,美術館既需要有藝術背景的專業人員,也需要有懂商業的管理人員。“如果都是藝術家,會在管理上存在一定困難。”
美術館是用來打底子的
辦好的展覽、有好的管理,這是民營美術館需要做的功課,但政府一方面也確實需要更細緻地研究民營美術館的需求。
採訪中,多位館長提出,我們在做公益事業,為什麼不能享受“公益”的水費、電費,以及地租?對一家美術館來説,因為要保持恒溫恒濕,水費、電費是不小的開支,在運營成本中佔了不小的比例。
希望政府在宣傳上多些支持也是館長們的共同心聲。余至柔告訴記者,余德耀美術館在宣傳方面的預算有限,2015年做“雨屋”展的時候,美術館創始人余德耀特別給了一筆宣傳費,他們才得以在淮海中路租了戶外廣告牌,還在計程車上投放了互動廣告,“那次的效果特別好。西岸藝術長廊的人大都已經知道余德耀美術館了,但我們希望西岸之外的人也能知道我們。”
稅收優惠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在一些歐美國家,如果個人或企業向民營美術館等非營利文化機構捐贈或贊助,可享受“同額免稅”待遇。這一政策增大了民營美術館的募資渠道,但我國雖有專家不斷呼籲出臺相應制度,始終未見動靜。
“文創五十條”的出臺,讓很多民營美術館的當家人看到了希望,但細究起來,其中並無明確針對美術館的內容。“影視、動漫固然重要,但博物館、美術館是用來打底子的,決定一座城市的調性。”
採訪結束前,甘智漪再一次對記者強調美術館對一座城市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