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千年錯認又何妨  一朝正名天下響

　　霸陵陵區航拍全景。

　　江村大墓K27齣土的銅齒輪、銅構件。

　　江村大墓K27齣土的一組印章。

　　江村大墓K27 出土的刑徒俑。

　　江村大墓K15 出土的部分彩繪著衣式陶俑。

　　白鹿原是個神奇的地方，霸陵等西漢陵墓，見證著這裡千年的變化。（IC photo 供圖）

　　12月14日，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進展線上發佈會聚焦甘肅、河南、陜西3個漢唐時期重要考古發現。會上公佈，陜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

　　漢代第三位帝王漢文帝的霸陵無疑是本次關注度最高的項目。在沒有確認墓主人身份前，白鹿原的這處墓葬一直被稱之為“江村大墓”，經過精細發掘和縝密分析，專家判定“江村大墓”就是漢文帝的霸陵。

　　考古發掘了江村大墓的8座外藏坑，出土陶俑、銅印、銅車馬器及鐵器、陶器等1500余件。江村大墓的形制、規模均符合西漢最高等級墓葬規格，加之其周邊分佈竇皇后陵、薄太后陵，專家確認江村大墓為漢文帝霸陵。

　　多次考古

　　搶救發掘始於 上世紀60年代

　　西漢十一帝唯漢文帝葬白鹿原。《漢書》載：漢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乙巳，葬霸陵。”《水經注·渭水》雲：“霸水歷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

　　漢文帝霸陵此前曾進行過多次考古工作。1966年、1975年，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王學理、吳鎮烽先生對霸陵、南陵的從葬坑進行了搶救發掘。上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慶柱、李毓芳先生對霸陵、南陵進行的考古調查與測量，為此後的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礎。

　　21世紀初，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霸陵、南陵進行了考古調查、勘探。2006年-2009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霸陵陵區進行搶救性勘探和試掘，發現了江村大墓及其陪葬坑等，為確定霸陵的具體位置提供了重要線索。

　　2011年-2013年，根據西漢帝陵大遺址考古工作計劃，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研究員帶隊對霸陵、南陵陵區展開了大範圍的考古調查與勘探工作，大致探明瞭兩座陵區遺存的分佈範圍與形制佈局。

　　2017年開始，考古隊對江村大墓東北、西南區域的8座外藏坑進行了考古發掘。勘探發現了江村大墓的“石圍界”、圍合江村大墓與竇皇后陵的外陵園墻，以及建築遺址、陶窯等，發掘了江村北陶窯遺址、江村大墓外藏坑、南陵外藏坑、栗家村漢墓等，出土各類陶俑1000多件，金、銀、銅、鐵、陶質文物3000余件，取得了豐碩成果。坑內遺存主要有：著衣式陶俑（個別戴有刑具）、陶器、鐵器、銅器，以及漆木器遺跡等。

　　2018年-2019年，為配合基本建設發掘了江村大墓西南約3900米處的23座漢墓，其中4座“甲”字形大墓，均為豎穴木槨結構，最大者全長54米，墓室東西長20米，寬18米，深16米。該墓雖被盜嚴重，但仍清理出土玉衣片2000多枚，以及伎樂俑、陶編鐘、編磬等珍貴文物200余件。另外，其他墓葬還出土了帶有“襄城家”銘文的銅鋗等文物。

　　根據以上考古調查、勘探、發掘成果來看，江村大墓及其周邊的遺跡，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陵區，與漢高祖長陵、漢景帝陽陵、漢武帝茂陵等西漢帝陵形制要素相近，平面佈局相似，整體規模相當，並有顯而易見的發展演變軌跡。

　　與此同時，在國家文物局大遺址考古工作中，省、市考古人員再次對鳳凰嘴展開“大體檢”，經過對鳳凰嘴周圍山體的檢測，發現其中並無空洞，因而其山體內部也就不可能存在著一座大型墓葬，周圍也沒有出現任何的陵園建築或漢瓦遺存。

　　傳言已久的“霸陵”所在地鳳凰嘴，最終被證實只是一個平淡無奇的土原。

　　傳奇文帝

　　廢除三種肉刑 是以大行受大名

　　中國古代對君主的評價方式有很多，但主要是廟號和謚號兩套體系，其中謚號有一套相對嚴格的謚法，每個字都有其含義。所謂“謚者，行之跡”，“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漢文帝的“文”是一個謚號，漢代謚號還沒後來那麼長，故常用謚號來稱呼帝王，他的全稱應為“漢太宗文皇帝”，謚號“文”是非常高的讚美，“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這代表後世對他極高的評價。

　　史載，文帝以秦亡為鑒，深知百姓生活之苦樂對國家安定的意義。其性節儉，在位時奉行黃老“無為而治”的政策。曾因惜十家之財而罷建露臺；因憐吏卒輸送之勞而令列侯歸於封國，不須留于長安奉朝請；借緹縈救父之事而下詔廢肉刑；又詔罷天下田租。通過這一系列政策，漢朝的社會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文教大興，國力日益強盛，故稱文帝。

　　但“漢文帝”作為一個名字為許多70後、80後所知，還是在當時流行的小人書或繪本裏，有“緹縈上書”這麼一節，還原了《史記·孝文本紀》裏記載的一個案例：漢文帝時的淳于意，曾任齊太倉令，有罪當刑，詔獄逮徙係長安。淳于意的女兒緹縈和父親一同前往。父女倆到了長安後，緹縈請人代擬奏章，大膽上書漢文帝陳述冤情：“我的父親曾是齊地的一個小官吏，有清廉的好名聲，現在不慎犯了事，按律當受肉刑。我不但為父親難過，也為所有受肉刑的人傷心。一個人被砍去了腳，就成了殘廢；被割去了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即使他們想改過自新也不可能了。我情願做官府的奴婢，替父親贖罪，好讓他有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文帝於是下令免除了淳于意的刑罰，也沒有讓緹縈去當奴婢，並在次日就下令廢除黥、劓、刖三種肉刑，責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等負責修改刑律。

　　廢除肉刑的意義有多大？

　　據歷史記載，早在舜時期就已具有五刑和贖刑，《尚書·舜典》有言：“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在《孔傳》中以為“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 進入奴隸制社會，就出現了墨、劓、剕、宮、大辟這五種刑法，有記載在《呂刑》中。秦時又以法家治國，“繁法而嚴刑”。

　　緹縈踐行了“孝”，而文帝成全了“孝”。以至於後世君主能説一句“本朝以孝治天下”，真是為有源頭活水來。更重要的是，這一幕場景堪稱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具光輝的時刻之一。所謂人文肇始，“以人為本”是也，“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是也，“其除肉刑”是也。

　　關鍵證據

　　週邊文物 “同塋異穴” 坐實墓主身份

　　“同塋異穴”

　　坐實墓主身份

　　元代《類編長安志》記載漢文帝陵位於鳳凰嘴。由於此地整個山形很像帝陵封土，在地勢加持以及史書“因山為墓”記載的多重影響下，“鳳凰嘴”前立滿碑石，而其中比較重要的則有“康熙二十七年禦制碑”“雍正元年祭祀碑”“嘉慶二十四年禦祭碑”，清代陜西巡撫畢沅立碑也在此處，因此過去認為漢文帝霸陵在鳳凰嘴。但數十年來，考古工作人員採用考古勘探、地質探測等多種技術手段，多次對其進行了大範圍的細緻探查，除鳳凰嘴下的10余通明、清碑石外，並未發現陵墓類遺跡。

　　“文獻記載，漢文帝決定薄葬，‘不起墳丘，以山為陵’。這個記載可以説相當長時間裏誤導了人們。”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漢陵考古隊隊長馬永嬴説，但隨著考古發現，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江村大墓才是漢文帝的真正陵寢所在地。如以江村大墓認定為漢文帝陵，那麼竇皇后陵恰好位於漢文帝陵東700米，符合西漢帝陵規制。

　　此後，考古隊員對北距鳳凰嘴約2000多米的竇皇后陵進行了考古勘探。竇皇后陵現存“覆鬥狀”封土，高23米，墓葬形制為“亞”字形，其中東墓道最長，勘探長度77米，寬6米-23米。因墓室上壓封土，勘探困難，情況不詳。竇皇后陵封土週邊分佈有10多座外藏坑，平面呈長條形，最長者54米，短者僅5.2米，寬度多在4米左右。勘探發現，竇皇后陵四面有夯墻遺址，中間位置為門址，西北角有一處夯土基址。

　　根據既往考古工作成果，考古隊員重點復核勘探了江村大墓及週邊區域。江村大墓東距竇皇后陵約800米，墓葬形制為“亞”字形，地表無封土，墓室邊長73米、深30余米，東墓道最長，約135米，南北寬約10米-40米。

　　“‘亞’字形在漢代是只有帝、後才能使用的墓葬形制，屬於頂級配置。一般諸侯王的墓都不能超過這一規制。此外，地面無封土與《史記·孝文本紀》記載的‘浴霸陵皆以瓦器，不治墳’十分吻合。”馬永嬴説。

　　而100多個環繞江村大墓、象徵官署機構的外藏坑中清理出的“中司空印”“中司空丞”“山官”“倉印”“廄廥”等多枚明器官印，都在進一步佐證著墓主身份。

　　隨著考古發掘進一步深入，關鍵性證據浮出了水面。江村大墓週邊有卵石鋪砌的陵園設施（暫名“石圍界”），邊長約390多米，寬1.5米，石圍界外側四面正中有門址。在江村大墓、竇皇后陵週邊還通過勘探、試掘發現了一道東西殘長1200余米，南北寬863米的夯墻遺址。

　　“同塋異穴”！漢代墓葬形制之一，兩座大墓在同一個陵園稱同塋，相互緊靠、一人一穴稱異穴。漢高祖長陵陵園中，高祖陵居西，呂后陵位東。漢景帝陽陵週邊也有一週大陵園，將景帝陵園和王皇后陵園界圍其中，帝陵在西，後陵居東。江村大墓和竇皇后陵的情況與漢陽陵非常相似，雖然居西的江村大墓週邊有石砌的陵園界線，位東的竇皇后陵也有自己的夯土園墻，但二者同在一個大陵園中，如此佈局明顯體現了帝、後“同塋異穴”的葬制。

　　學術意義

　　解決西漢十一陵名位問題 奠定帝王陵墓研究基礎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漢陵考古隊隊長馬永嬴認為，西漢帝陵的選址與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密切有關。西漢帝陵及其陵邑置身於秦以來龐大的交通網絡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舊有的交通條件，促使長安地區形成了新的交通格局並起到了交通衝要和樞紐的作用。除了西漢帝陵陵區本身良好的道路條件外，從宏觀著眼，長陵、安陵、霸陵、陽陵、茂陵、平陵、杜陵等西漢諸帝陵及其陵邑在整個大長安地區的整體交通佈局中，地位都非常重要。

　　如，長陵和其西的安陵及其陵邑一起控制著北向甘泉、雲陽的馳道；霸陵除扼守臨潼向關東的大道以外，也是長安通往東南方向，過武關沿丹水直指江漢平原的武關道實際上的起點；陽陵及其陵邑在渭北咸陽原上處於最東邊的位置，當交通要衝地位；茂陵及其陵邑則是控制京師長安和西域之間聯繫的咽喉，也是後來漢武帝北擊匈奴，經略西域的交通鎖鑰；杜陵位於漢長安城東南的少陵原北端，作為子午道的起點，其作用不可忽視。

　　正是在這樣的經營下，西漢王朝才實現了所謂“長安諸陵，四方福湊並至而會”的交通形勢。以諸陵邑為交通樞紐，通向四面八方的漸趨完善的傘形交通網絡，對維持長安城及諸陵邑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

　　專家認為，此次霸陵所在最終確認，否定了鳳凰嘴為漢文帝霸陵的傳統認識，確定了漢文帝陵墓的準確位置，解決了西漢十一陵的名位問題。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專家表示，包括漢文帝霸陵在內的西漢帝陵規模、形制、佈局及內涵的基本掌握，為西漢帝陵制度形成與發展演變的研究提供了詳實的考古資料，為中國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

　　霸陵的雙重陵園、帝陵居中、象徵官署機構的外藏坑圍繞帝陵佈局等，均為西漢帝陵中最早出現，表明瞭皇帝獨尊、中央集權的西漢帝國政治理念的初步確立；霸陵平面格局上承長陵、安陵的“無為而治”，下啟陽陵、茂陵，平陵及杜陵的“獨尊儒術”，是西漢帝陵制度發展演變的關鍵環節，同時也折射出西漢帝國國家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

　　霸陵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中，印章、封泥及其他帶字文物等，證實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倣現實中的西漢帝國”的建設理念。南陵外藏坑出土的眾多帶有草原風格的金銀器是先秦兩漢時期農牧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直接證據，見證了中華文明由“多元”到“一體”的歷史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