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從混沌洪荒到第一片綠葉出現,地球經歷了40.6億年,由飛沙走石的荒嶺變為鬱鬱蔥蔥的青山,白水縣新卓國有林場走過了66年,前者的物種演化,依靠的是地球的自然選擇和無盡的等待,後者的環境蛻變,憑藉的是幾代林場人的接續奮鬥以及對綠水青山的執著信念。新卓國有林場的故事,為正確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供了一個鮮活樣本。
8月8日,記者用無人機航拍的新卓國有林場。 記者 李沛華 攝
“林場是個大奇跡,人工造林數第一。白水它有一葉肺,方山林海把力給。我要致敬林場人,六十載守護大山林。守好白水大生態,綠水青山惠後代。”不少白水人都聽過這首快板,詞中誇讚的林場,正是位於白水縣城西北30公里、面積12.74萬畝的新卓國有林場。這片林海是關中渭河平原與陜北黃土高原之間堅實的生態屏障。
8月8日,記者來到林場,站在方山上的觀景平臺眺望,山脊上綠陰搖曳,峽谷中氤氳升騰,樹林裏群鳥嬉戲,跟人跡罕至的原始森林幾無二致,很難想像,66年前,這裡還是另一副模樣。“森林覆蓋率不足5%,裸露的地面上儘是砂礫石塊,牛羊甚至找不到足夠的青草……”新卓國有林場場長石永軍介紹説,早先由於缺乏生態屏障,黃土高原的沙塵暴肆意南侵,北方的揚塵混合著本地的浮土,硬是將方山腳下的膏腴良田吹成了不毛之地,一旦下大雨,從山上滾滾而下的泥石流更是嚴重威脅人們的生産生活。種地入不敷出,村民只能上山尋找為數不多的草藥維持生計。
沒有人願意忍受環境惡劣之苦,更沒有人甘願貧窮,窮則思變。1958年3月,在全民義務植樹運動中,新卓國有林場應運而生,一場史詩般的植樹造林拉力賽正式揭開序幕。
8月8日,記者航拍的新卓國有林場場部。記者 李沛華 攝
喚醒方山
新卓國有林場主轄區東西長約31公里,南北寬約16公里,為使這片廣袤的土地重獲生機,林場職工走進方山深處,挖坑、整地、除草、種樹……“那個時候,住的是廢窯洞,點的是煤油燈,喝的是山泉水,遇到下雪封山,幾個月出不去!”回憶起當年的情景,83歲的第一代林場職工高西錄仍然感觸頗多。然而,3年的苦與淚並沒有喚醒方山,“1962年立春,雪還沒消,我跑上山一看,大片樹都凍死了。”高西錄回憶説,1830畝椿樹和榆樹的幼苗相繼枯萎,成活率不到10%,大家對植樹的前景産生了懷疑。時任場長王仲錄認為,方山這具久病之軀,必須找準病因,才能藥到病除,而看病的“大夫”,就是掌握林業知識的技術人才。
1962年秋,方山迎來第一個林學專業畢業的大學生——20歲的浙江人吳守約。林場老職工謝忠啟評價吳守約在林場的工作,用了樸實的五個字——“他把苦吃了。”剛來到林場,吳守約作為技術員,直接住進了劉家坪工區,跟其他7名職工在山裏一待就是13年。在別人看來,一個南方人在北方的荒山中生活,不僅要承受環境和氣候的不適,同時要克服心理的落差,擔心他無法堅持下去,但吳守約用實際行動消除了大家的顧慮。他跑遍林場的溝溝坎坎,在查閱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專業知識,提出了適地適樹的造林方法。1964年春,吳守約在工區向陽坡試種20畝刺槐。這種植物耐旱,根系淺而發達,足以固沙保土。經過一個多月的實驗,大部分樹苗長出新葉。
樹活了,人們的信心也回來了。為了提高林木成活率和多樣性,他又培育了油松樹苗,幾個月後,移栽進魚鱗坑(有一定蓄水容量、交錯排列、類似魚鱗的半圓形或月牙形土坑)的油松也成活了,刺槐和油松,一株挨著一株,一棵接著一棵,貧瘠近百年的方山冒出點點綠意,大地逐漸甦醒。
育林過程中,吳守約在本地娶妻生子,由技術員一步步成長為副場長,經過多年實踐,不僅寫出了《荒山造林的幾點經驗》《油松植苗造林經驗》等論文,還發明瞭“塑膠大棚容器育苗”“刺槐撫育間伐”等林業技術,獲得省、市級科技成果獎。“吳場長做事公道,原則性強,大家説他‘不活套’,但是都服他。”謝忠啟感嘆説,吳守約把林場看得比命還重,任何有關植樹護林的事都要親自上手,幾十年如一日,每天巡林走山路三四十里,拿著百米長的軟尺,挨個丈量魚鱗坑的尺寸,不合格就重新挖。為了防蟲治蟲,手持捕蟲網爬高上低,將捕捉到的昆蟲製成662個標本,逐步摸清了病蟲害發展規律。
“他對林場的一草一木都瞭如指掌。1985年我們在高河工區幹活,天擦黑的時候,遠處山頭冒煙,可能著火了。有句話叫‘望山跑死馬’,是説山裏的距離看似近,其實很遠,大家都慌了,害怕趕去不及時,火情失控。”當時謝忠啟進入林場工作不久,他對諸多細節仍然記憶猶新,他説吳守約大喊一聲,讓眾人跟著他走,跨過3個山溝,七彎八拐之後,天已經黑了,他們花了3個小時到達“起火點”。原來是有人用明火做飯,虛驚一場。“只有吳場長能帶著大家這麼快趕到,因為那些小路都是他幾十年裏踏出來的,這個人對林場是真的熱愛。”
實際上,對林場懷有深厚感情的不止吳守約,在數十年的植樹活動中,白水縣7個鎮村的7000多名群眾主動參與進來,他們的青春也跟山林融為一體。
8月8日,林場老職工謝忠啟(右一)回到當年植樹的山上。記者 李沛華 攝
林中樂章
林場裏有一條叫北洼河的小溪,77歲的閆志豪為它寫過一首詩,“發表在文學刊物上了,用來紀念我在方山植樹造林的經歷。”
1965年春,閆志豪接到生産隊任務,與另外兩名青年到北洼河旁的山上挖魚鱗坑。“住在一個土窯洞,門是用石塊壘起來的,裏面很黑,照明靠每月發的二斤煤油,每天半斤口糧,跟我一起來的兩個小夥子受不了孤寂和清苦,很快就走了。”從此之後,閆志豪過了半年獨居生活。山坡上長滿了小灌木和酸棗刺,因為乾旱,它們的根深深扎進地裏互相糾纏,十分難打理,經常镢頭剛入地就被根系網住,要費很大勁才能拔出來。“一個一米見方的坑窩,要挖出好幾個土坨,只有把土坨刨到坑沿打碎弄細,把坑做成簸箕形狀才算合格。”閆志豪仔細按照株距行距要求,依山勢走向,一溜溜、一排排地挖。“天亮出門,天黑回屋,餓了吃蒲公英、苦苣和苞谷面餅,渴了喝小溪裏的水。”閆志豪説,他並不在意生活條件的艱苦,深知植樹造林是好事,只是孤獨太過難熬,“沒人説話,我害怕變成啞巴,就跟石頭對話,朝著遠處喊叫。”後來遇到一個上山採藥的青年,托對方帶來一本小説,情況才有所好轉。“那是本蘇聯小説,人物名字到現在還記得,叫阿蓮娜和杜布切克,譯者是楊立平。”半年時間裏,他將小説反復看了幾十遍,直到林場派人來驗收工作,“技術員很滿意,高興地説,你把魚鱗坑修成繞山梯田了,全部合格。”
多年後重回北洼河邊上那座小山,看到萬頃林濤,閆志豪十分感慨,“2006年,林場成了省級方山森林公園,現在有山有水,有鳥有獸,一派勃勃生機。”
2023年8月,工作人員對林場進行植物物種調查。(新卓國有林場提供資料圖片)
與閆志豪的經歷類似,81歲的劉高友也曾為種樹在山上住過很長時間。“1968年清明剛過,山裏的氣溫還沒升起來,我們10個人到了廟洼溝,準備搞植樹造林大會戰。”劉高友回憶説,原定的住宿地點是兩孔土窯洞,只不過一孔已經坍塌,另一孔也品質不佳。“窯洞黑得跟鍋底一樣,炕和床都沒有,我們只能撿點枯草和樹枝搭個簡易床,當時看到這情形有人直接就下山了,連我在內,留下來5個人。”
5個人的任務並不輕鬆,他們要從場部背回刺槐樹苗,然後將樹苗種進之前工友們挖好的魚鱗坑裏。“有些魚鱗坑土層薄,沙石多,一镢挖下去震得兩手發麻,遇到這種情況,就得慢慢挖,把樹苗栽進去還得用腳踩實,提高成活率。”劉高友説,山上的生活除了勞累和寂寞,偶爾也有危險。
有一次,4個隊友下山回家取乾糧,他一個人留在工區,傍晚點火做飯時聽到異響,抬眼望去,窯院東邊小路上赫然蹲著一隻狼,泛光的眼睛正盯著自己。“直接驚出一身冷汗,頭髮瞬間豎了起來。説不害怕是假的,周圍也沒人能救命,只能自個兒想辦法。”他想起老人説過狼怕火,就向灶膛裏添了幾根幹柴燒旺爐火,同時取來靠在院墻上的幾把掃帚,用繩子捆在一起後點燃。他舉起猛烈燃燒的掃帚左右掄動,徑直向狼衝去。“掃帚很幹,燒起來劈裏啪啦地響,狼怕了,扭頭就跑,我追出去四五十米,看著它跑遠,趕緊回窯洞。”劉高友説自己不敢放鬆,借著火光,在窯院旁的土崖上挖了一堆棗刺,分別擋在東西兩側的小路上,以防惡狼再次來襲,經過提心吊膽的一夜,天亮時才敢入睡。“現在林場不知道還有沒有狼,但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黑鸛和華北豹確實都回來了,説明環境真的在變好。”
林場周圍還有很多像閆志豪和劉高友一樣的村民,他們為林場流過汗,流過淚,甚至流過血,但那段青春記憶始終只是一段插曲,而對第二代、第三代林場人來説,林場就是人生的主要篇章。
陜西省方山森林公園入口處的標識牌。記者 李沛華 攝
薪盡火傳
張娟萍是第二代林場人,2023年退休後又被返聘回單位,“對這裡有感情,一叫就回來了。”她説小時候並不理解這種感情,父母都是林場職工,總是不在家裏,家裏4個小孩,生在工區,長在工區,弟妹幾乎都是由她帶大。“小妹8個月大的時候,就完全靠我照顧,我當時也才8歲。後來我要上學,沒人照顧弟妹,父母擔心狼把娃叼走了,就把他們放在空的水缸裏,闔上缸蓋,留一個呼吸的縫子,弟弟妹妹可以説是在缸裡長大的。”上初中時,她每天放學都要趕回家給弟弟妹妹做飯,經常要蒸饃,和面、發面、揉面、上鍋、晾饃……這一整套程式下來,14歲小姑娘的胳膊已經舉不起來了。偶爾父母早一點巡山回來,她總是高興地歡呼:“不用蒸饃咧!不用蒸饃咧!”
張娟萍説,小時候埋怨過父母,認為他們對樹林的愛多過孩子,但自己加入林場後,慢慢地釋然了。“我父親張孝錄81歲了,60年前從林業學校畢業進林場當技術員,在山裏轉悠了大半輩子。現在他患了腦萎縮,很多事情記不得,但是一提起林場的事情,一草一木都能説清楚。”退休後,她理解了父親,因為自己對林場也放不下,忘不了。“12.74萬畝林地,現在全場森林覆蓋率達到66%以上,比建場初期高了十幾倍,林場每年釋氧量5萬餘噸,生態經濟價值也達到13.08億元,是建場時投入資金的344倍,周圍村民都跟著富裕起來。這是一份有意義的工作,是我參與過的大事業。”
33歲的任亞楠住在林場旁的新卓村,他贊同張娟萍的説法,靠著林場這個“綠色寶庫”,越來越多的群眾吃上了“生態飯”,每年僅採摘林中連翹就能創造近1000萬元的産值。3年前,任亞楠回村做起了連翹、蜂蜜收購生意。“林場把10萬畝槐花蜜源作為一種公益産品,免費授權給我們村發展村集體經濟。我去年收了3噸蜂蜜、5萬斤連翹,賣給山西和四川的客商,賺了13萬元。”
朱建剛也是第二代林場人,他對父親最後的印象,是那個倒在辦公桌前、拿著鉛筆的背影。“我父親朱彥真是林場的技術人員,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林區進行森林測繪,同時發掘、培育新樹種,手繪了全場森林資源平面圖和地形圖,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26年前,退休不退崗的朱彥真仍然為林場規劃操心費力,終因勞累過度,不幸突發疾病,倒在了還未畫完的圖紙上。朱建剛接過了父親的職責,在智慧設備和新技術的加持下,完成了前人的心願。“我們現在有了林場的邊界向量圖,精度可以達到米級,全面提高了林業調查的精準度。除此之外,我們還建立了森林防火視頻監控系統、巡查無人機和護林員三位一體的現代化森林資源管理監測預警系統,可實時觀測林區情況,實現快速高效指揮調度。”他説父親如果知道林場現狀,一定很欣慰。
不少人為林場的未來焦慮,擔心第二代林場人退休後無人接班,畢竟植樹造林、守林護林是個清苦的工作,每當這個時候,林場青年職工趙子龍就會現身説法,“我跟白博月副場長都是‘90後’,我是退伍軍人,又是共産黨員,作為第三代林場人,只要來到這裡,就要像這片森林一樣向下紮根,向上生長,心甘情願為這片綠色奉獻。”
夕陽下,白博月、趙子龍和其他林場職工穿戴好裝備,排隊跨出場部大門,準備上山進行夜間防火巡查,十幾分鐘後,他們將離開大路,沿著吳守約踏出的小徑,走進森林深處……(渭南日報記者 隋曉會 倪偉 楊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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