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始於漢代

代史學大家班固在其《漢書·晁錯傳》中記載：“……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晁錯為赫赫有名的漢代名臣，因“皆是勝算”，成為太子智囊。太子依憑其出謀劃策，運籌帷幄。在晁錯等幾位股肱大臣的輔佐下，當時的太子、後來的漢景帝，平定了“七國之亂”，為漢代真正四海一家、國力提升打下堅實的基礎。

“智囊”一詞，在漢代“登臺亮相”。究其功能而言，它並非什麼新鮮事物。春秋戰國時的遊士、門客，同智囊有異曲同工之妙。當時的各國君主，都以養士、用士為重。

漢高祖，馬上得天下。隨漢高祖縱橫馳騁的多為軍功之臣。軍功階層特有的出生入死及對武力的崇奉，使漢高祖嘗言：“以馬上打天下，安能以詩書治天下?”流風所及，軍功階層，在漢初，別具一格，尾大不掉，對中央集權構成一定挑戰。到了文、景兩帝，強本節用，與民休息，府庫充實。文帝時的賈誼，景帝時的晁錯，都為當時大政方針的謀劃者。只是，掣肘于各方力量——主要是孟子所説的“巨室”，這兩位優秀政治家，最終，一位鬱鬱而終，一位成為平息各方矛盾的替罪羔羊。

漢武帝登基，欲建千古之業，求賢若渴。《漢書》中説：“漢之得人，于斯為盛。”儒雅之董仲舒、公孫弘，出使之張騫、蘇武，運籌之桑弘羊，軍事之衛青、霍去病……均守土有責，可圈可點。

漢代，承秦而來，當時的政治還遺留幾分春秋戰國遺風。地方諸侯國的力量不容小視。這些紮根地方的政治實體，客觀上也促進對人才的爭奪吸納。淮南王劉安門客眾多，他傾門客之力，編撰當時的百科全書——《淮南鴻烈》。與漢景帝同母的梁王，門下也有韓安國等一代大儒。

智囊之風為何在漢代如此高漲呢?這是因為，文、景、武三朝國力大為提升，生齒日繁，事務日多，疆域漸廣，整個國家正處於上升通道，日新月異。與此同時，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層出不窮。政治，為管理眾人之事。當政者耳聰目明，天資突出，仍有力所不逮之處，需要智囊為其謀劃，助一臂之力。

再則，漢代有造紙術，卻無雕版印刷，文字傳寫有諸多不便，知識傳授多為口耳相傳，師徒講授。所謂“家有千金，不如留子一經”，這樣的財富觀，在今天看來，幾近天方夜譚，但在當時，卻是一部分人希望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真實寫照。一本經書的抄寫，經年累月，耗時費日，堪稱無價之寶。這些長輩在給子女遺留財富的時候，寧可留一本不可多得、記載先民智慧的經書，希望子女借此汲取力量。知識流通的緩慢和獲取知識的昂貴，使知識帶有相當的門檻。智囊，從大批的知識人中脫穎而出，他們知識豐富，見多識廣，相當於微型圖書館和社會閱歷館。誰擁有智囊，自然也就對知識、閱歷、膽魄、格局“近水樓臺先得月”。

智囊的出現，是社會生活精密複雜的必然産物。天下之大，面對紛紜萬象，個人是有局限的——或跼踀一隅，或囿于成見，或望洋興嘆，或治絲益棼，或力不從心，或身不由己，或一葉障目，或緣木求魚……對此，我們無法苛求。所以，智囊的出現，正好彌補這些缺憾。漢代智囊之多，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國古代政治文明自我完善、自我修復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