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作”成世界認識中國重要媒介

清紫檀嵌琺瑯象牙雕塑人物樓船

銅鍍金嵌琺瑯望遠鏡

乾隆款畫琺瑯六方瓶

銅鍍金四象馱廂匣式嵌水藻瑪瑙八音座鐘

　　　匠心神巧·廣作特展專題

　　今年下半年，廣州博物館聯合故宮博物院、北京市頤和園管理處、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聯袂推出的“匠心神巧——廣作特展”成為城中最熱的文化話題之一。一年多時間籌備，京穗兩地四大館聯動，以廣州為“支點”，連接起“皇家”和“海外”兩大迥然有異卻又相互聯繫的文化圈層……這個眾人追捧的展覽，到底是怎樣做出來的？對廣州的城市文化而言，價值何在？記者專訪了此次展覽的策展人、廣州博物館館長李民涌。

　　　　何為廣作？

　　“廣作”本來特指清代的廣式傢具。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以之代稱當年那些廣州匠人們以各種材質，用各種手法，在各個領域裏創作出的“手工藝品”。

　　“廣作”不僅是屬於廣州的城市記憶，也曾是，也仍將是世界認識中國的重要媒介。

　　現在關於“廣作”一些品種的研究很豐富，如廣彩等陶瓷類。但相對來説，廣緞之類的研究就少得多，這也是下一步的研究重點。

　　　首次以“廣作”統稱清代廣州傳統工藝品

　　本次特展的一大亮點，是首次以“廣作”之名統稱清代以來廣州工匠製作的具有廣州地區特色的工藝品。對我國傳統工藝比較了解的觀眾可能知道，這個詞，本來特指清代的廣式傢具。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以之代稱當年那些廣州匠人們以各種材質，用各種手法，在各個領域裏創作出的“手工藝品”，似乎顯得更加契合其深層內涵。而在記者近兩個月來的採訪中，大多數“圈內人”和“圈外人”對這個詞也相當喜歡。

　　中國傳統手工藝領域素有“蘇作”“京作”的提法，係因這兩地在清代不僅名匠眾多，共生共榮，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工藝家“生態群落”，而且善於因材施藝、因地制宜，形成了各自具有鮮明特色的藝術風格。與它們類似的地區，在國內還有一個，就是以廣州等為代表的廣東地區。兩百多年前，廣州憑藉對外貿易優勢和宮廷青睞西洋文化的良機，形成既有地域元素又富時代特徵的各類精巧工藝，對中國乃至世界工藝美術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所採用的材料之繁多，技藝之豐富，令人嘆為觀止。尤為重要的是，廣州地區發達的商品經濟，特別是對歐美市場的長期領先優勢，令本地手工藝品通過外銷渠道，對海外産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比如今天大家經常提到的“中國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經廣州口岸出口的大量中國商品而産生、發展起來的。

　　李民涌表示，“廣作”這個概念提出以後，借助展覽的傳播，觀眾們很認可。在學界，目前也並未有人提出明確的反對，不少專家也在逐漸嘗試著使用這一擴展後的概念。這至少説明，以之統攬廣州傳統手工藝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當然，“蘇作”“京作”的概念形成很早，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深厚的理論和知識體系，“廣作”在這方面還需要做更多努力。但這個概念的提出，的確對從整體上把握廣州地區傳統手工藝品的文化內涵，有助力。

　　借助“廣作” 拼接廣州商貿歷史地圖

　　當年廣匠們製作的那些精彩作品，至今仍是國內外眾多收藏機構的珍貴館藏。還有很多，則在當年訂購它們的那些人的後代手中，繼續傳承。

　　1727年12月20日，英國商船“奧古斯塔斯王子”號從廣州黃埔港起航，開始了返鄉之路。船長弗朗西斯·戈斯特林的私人貿易物品中，有5箱繪有紋章的瓷器。其中一部分，屬於彼特·金男爵的小女兒。這個對我們來説很陌生的彼特·金，是一位出生在鄉下的埃克塞特城雜貨商的兒子。他母親有個著名的表親——哲學家、啟蒙思想家約翰·洛克，資助金完成了學業，讓他後來成為了一名倫敦律師、政客。1725年5月，他被封為奧卡姆的金男爵，隨後就訂制了這套瓷器。整整40年後，繼承了男爵爵位的小兒子托馬斯·金也在廣州訂制了一套紋章瓷。這充分證明了廣州外銷瓷行業的持續興盛。

　　李民涌告訴記者，當年廣州“外銷品”的存世量目前還沒有精確的統計，但綜合歷史資料可以知道，在歐洲，特別是英國、葡萄牙等國，以及美國等地，都是存量較大的地區。全面梳理這些漂洋過海的廣州手工藝品，盡可能地還原當時設計、生産、銷售、消費的整個圖景，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廣州博物館近年一方面“補缺項”，即對館內收藏的品種、門類的缺項儘量加以彌補，比如外銷墻紙；另一方面是“選精品”，即對藝術、技術、學術等方面非常突出的作品努力去採集。通過努力，很多過去的“空白”被填上了，如這兩年對一些外銷紋章瓷的徵集，就為廣州建立起國內最好、最全的專項收藏。

　　他同時強調，研究“廣作”，需要強化與世界各地的博物館等文化機構的交流，探索與大學等研究機構的合作。現在“廣作”一些品種已經研究很豐富，比如廣彩等陶瓷類，但相對來説，廣緞之類的研究較少，這也是他們下一步的重點方面。

　　“廣作”是國際市場與中國內涵的平衡

　　怎樣讓一個展覽能夠抓住觀眾，把廣州的故事講好，為廣州文化建設提供一些助力，是技術活。李民涌説，多家文博機構聯合辦展，特別是與故宮等文博界的“知名品牌”合作，是近幾年的趨勢。這種做法無疑對廣州博物館的品牌提升有所幫助。對觀眾而言，就是可以在家門口看更多高水準大展。

　　這種模式能豐富廣州對許多領域的認知。比如此次展覽中，故宮的專家在廣琺瑯方面的專業知識，就令本地專業人士和業餘愛好者受益良多。

　　許多業界學者在談及廣州傳統手工藝品的風格時，總是強調“兼收並蓄”“中西融合”。從此次展覽中，我們可以非常強烈地看到這種特點。廣州作為最早接觸西方的中國口岸之一，較早、較多地受到當時令人大感新奇的“西風”沾染，導致在當時廣州本地高水準且規模龐大的手工藝産業集群中，一批出口導向型的品類的出現。國際市場的口味讓廣州出口商和手工業匠人們拋開承襲已久的傳統成規，按照西方客戶的需求生産産品。而當年剛打通了新航路不久的歐洲人，面對超乎想像的手工業生産規模和品質，大感震驚。當時，中國能生産許多種極富東方風情，而又找不到進口替代的産品。可以説，“廣作”本身是國際市場的牽引力，與中國內涵的平衡與結合。

　　同時，我們認識到“廣作”從未脫離本土的文化土壤而存在。如廣緞、粵繡，裝飾效果極強，紋樣的輪廓、線條工整清晰，配色鮮艷又繁而不亂；圖案花形小巧、零碎，但花紋的輪廓、線條自然工整；配色對比強烈、光彩奪目，這都和本土的氣候、風物、審美習慣密切相關。類似的“嶺南風格”在其他品種的傳統工藝品中也得到突出體現。通過這些精美的廣作藝術品，我們可以感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力。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可以説，至今仍有著旺盛的創作、生産、消費市場的“廣作”，不僅是屬於廣州的城市記憶，也曾是，並仍將是世界認識中國的重要媒介。

　　文/卜松竹

　　圖/王維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