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 龍溪虎：千年回眸王安石（四）——舉才濟世 創辦新學

　　王安石是北宋時期卓越的政治家、改革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在熙寧變法中秉承舉才濟世的教育理念，推行一系列教育改革，把興教辦學作為變法的一項重要內容，順時應勢創辦新學，使宋代教育為之一振，史稱“熙寧興學”。

　　經世致用唯才是舉

　　國家要改革，教育須先行。王安石作為北宋推動改革的政治家，看到了人才在社會變革中的關鍵作用。他認為人才是變法的先決條件，把教育作為推行變法的一種手段，為新政培養更多急需人才。王安石主張學以致用，具有強烈的經世致用思想，體現了一個改革家的教育情懷。

　　王安石經世致用思想是其哲學觀的反映，也是其治學、行事的最高目標和依據。他的哲學思想突出一個“變”字，人是可以變的，政治經濟制度也是可以改變的。他説：“有陰有陽，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指出了新故相除是自然和社會共同的變化規律，把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同樣也駁斥了司馬光等人的祖宗之法不能變的謬説，為變法革新找到了理論依據。

　　王安石在教育上主張學以致用、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原則，強調崇實尚用、專而不雜和文武並舉的教育特色。為了實現變法成功，王安石在變法實踐中糅合儒、法、墨、道、釋等各家思想，既繼承了先秦時代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思想，遵照孔孟的教導行事，又吸收了法家思想，倡導禮法治國，使儒法學説，成為其變法思想的主要來源。在王安石看來，人才就是“經世致用”之才，國家興學辦教的根本目的在於培養學用合一人才，為學為文要有補於世。既要懂得“經術”理論知識，又要有解決紛繁複雜社會問題的能力；主張文武並舉，反對“文武異道”，既能做到通曉“朝廷禮樂刑政之事”，也能做到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崇尚朝廷實用的禮法、樂教、刑罰、政令，反對“重章句輕涵義”，只注重文辭毫無實際用途的“無補之學”，所以在教學內容選擇上，王安石提出：“茍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無不在於學。”過去以科舉為導向培養出來的人才，“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無法真正為國家發展作貢獻。在教育理念上，王安石認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要有符合各方面所需人才的穩定來源，要為國家培養所需要的專業性人才，故而人才的培養應以學校為主而不能以科舉為主，使“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只有這樣才能為國家培育出真正的治國人才。

　　王安石根據多年地方官實際經驗和長期學術研究,認識到人才是國家的棟樑，關係到國家興衰榮辱。在王安石看來，民富國強的關鍵是唯才是舉，要培養“經世致用”人才。“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已而衰，古今之道義，流俗所共知耳”，“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可見，王安石對人才培養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有著深刻的認識。

　　改革科舉廢除明經

　　科舉制度自隋唐建立以來，到北宋初期逐步得到完善，成為選拔人才的重要手段。王安石變法時期，舊有的科舉取士制度不能滿足國家治理的需要，選拔的人才也往往與社會實際脫節，成為社會無用之才。王安石為適應變法需要，在推行變法中改革科舉制度，廢除華而不實的詩賦詞章取士制度，選拔一些經世致用的人才為國家服務。

　　科舉改革是熙寧變法的重要組成部分。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變法。熙寧四年(1071年)，頒布改革科舉制度法令，廢除死記硬背的明經諸科，明確規定不再錄用只會吟詩作賦之人；改革考試內容，要求考生聯繫當前實際參加經義策論考試，錄用懂得經世之術對社會有用之人。增加進士科名額，讓更多參加科舉士子有機會參與國家治理。由於北宋沿襲隋唐科舉取士的舊制度，造成當時人才匱乏，王安石推行科舉改革目的主要是擴大人才選拔範圍，讓一些真才實學的人才脫穎而出，順應變法需要。

　　王安石科舉改革內容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改革內容，廢除舊明經諸科，將舊有的詩賦、帖經、墨義等進士科考試項目加以廢止，正式罷詩賦而代之以經義。參加進士考試的考生，任選《詩》《書》《易》《周禮》《禮記》中的一種參加考試，謂之“本經”或“大經”，並要考“兼經”，《論語》《孟子》為“兼經”；二是改革形式，策論考試分四場進行：第一場考本經中的一經，第二場考兼經，第三場考試論一首，第四場考時務策三道；三是擴大名額，以前學習明經諸科的士子，都改成考進士科，增加進士科名額，將進士錄取分為一甲到五甲五個等級。

　　王安石推行的科舉制度改革，打破了常規錄取進士的傳統，注重人才的實際能力，要求闡釋經義與議論時事相結合，開始以經、義、論、策取士，選拔具有一定行政能力的人才來管理社會事務。此前，科舉制度注重詩賦韻律，考試內容十分重視詩歌的用韻、對仗、詞才、用典等，形成了追求形式美和學問化的西昆體詩風。在王安石科舉改革以後，科舉考試內容開始轉向，重視議論和道理的闡發，注重考生用儒家思想來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文風開始朝散文化、哲理化風格轉變。這種長于議論、明白曉暢的文風更能契合社會現實需要，對此前只重視背誦儒家經典與詩賦的考生是致命打擊，從而鼓勵引導考生注重鍛鍊自己的政治才能，增強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

　　王安石變法雖然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其變法成果基本上也消失殆盡，但科舉改革的成果大部分得以保留，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對北宋以後科舉制度的發展和完善産生了重要影響。

　　整頓太學創立三舍

　　王安石變法除了改革科舉考試製度，還整頓太學，在州郡廣設學校，為社會培養更多需要人才。

　　1.整頓太學。宋初以來，太學一直徒有空名，學生較少，管理不善。在宋神宗以前，太學由保守派官僚把持，成為反對變法的輿論陣地，各級學校也沒有取士權，與朝廷沒有直接聯繫。王安石執政以後開始整頓太學。一是改組太學，將顏復等舊學官全部撤職，任命陸佃、沈季長等變法派作學官。太學從此按照變法派主張行事，成為變法派造輿論、育人才的重要場所。同時，對太學內部規章也做了一些調整，學生名額增至一千人。二是鼓勵興辦學校。中央和郡縣舉辦各級各類學校，除了中央太學得到了大力發展以外，地方教育也得到了蓬勃發展，呈現出“學校之設遍天下”的喜人局面。學校嚴格挑選教師，培養各類人才，成績優秀者不再經過科舉考試，可以由政府授直接授予官職，使學校成為向國家輸送人才的主要場所。三是恢復和創設武學、律學和醫學等專門學校，以培養專門人才。並在州縣廣設學校，學官由朝廷委派，定期考核。為保證辦學經費，每州給田十頃為學糧，使地方學校有了很大發展。

　　2.創立三舍法。三舍法是王安石科舉改革的重要內容，規定在校學習優異者朝庭可以直接授官，使學校具有取士權，從而打破了科舉取士的壟斷。熙寧四年(1071年)，為整頓太學,王安石推出學校與科舉相結合、並行取士的三舍法，開始對太學進行改革。“三舍法”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個等次，可以由低到高依次提升。學生入學後先編入外舍學習，定期試其行藝，優秀者可以依次升入內舍及上舍。外舍每年可以參加升舍考試，考試合格，並不能直接升舍，還要參考平時的操行及學業成績，凡列入一、二等者，才能升入內舍學習。內舍參加升舍考試，若成績達到優平二等者，再參考平時成績及操行，可以升入上舍學習。上舍學習兩年，期滿進行畢業考試，學官不參與，由政府派員主考。成績評定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試”。也就是説，在一定的年限及條件下，外舍可以升入內舍，內舍可以升入上舍；上舍考試成績優異者可以直接授官，中等者直接參加殿試，下等者直接參加省試。但官員子弟可以免考試即時入學，而平民子弟需經考試合格入學。這樣一來，不僅提高了學校的地位，使學校具有取士職能，而且也將學校變成了選擇官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三舍法創立和實施,不僅完備了北宋的考試製度,而且健全了宋代的教育學制，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一是利用學校教育取士拓展了寒門學子的上升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門第等級之限，廣泛吸納了各階層人士，成為推行變法的新生力量。二是採取分舍教學，將學生水準大抵相當的集中在一起，便於集中教學和統一管理，反映了班級教學的特色。三是首次將“積分制”納入學生成績評定，學生日常管理採取“行、藝”等級記分，能夠比較全面和客觀地評定一個學生。

　　編寫教材統一用書

　　王安石為推進改革，創立荊公新學，主持修撰《三經新義》，為完成變法事業奠定思想基礎。

　　王安石于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及第後，在任淮南節度判官的三年時間裏，著有《淮南雜説》一書，在學壇引起巨大反響，“著《雜説》數萬言，其言與孟軻相上下”(《郡齋讀書志》卷四下《王介甫臨川集》)。這是王安石創立“新學”的開始。嘉祐八年冬至治平四年秋(1063年～1067年)，王安石居喪于江寧(今江蘇南京)，在那裏聚徒講學。後來推行新政時，完成了《三經新義》的編著，標誌著王安石學派的完成，被稱為新學，不久成為宋學中的最大學派。王安石後來被封荊國公，史稱王荊公，因此他的新學也稱荊公新學。

　　王安石在推行三舍法的過程中,為統一思想，根據學用一致原則，設置經義局，組織王雱、陸佃等人對傳統教材《尚書義》《詩義》《周禮義》重新進行訓釋，經過二年多的努力，編成了《三經新義》一書，並頒布給學校作為學生的必用教材。《三經新義》通過訓釋經義，闡明義理，反對章句傳注的煩瑣學風，開宋儒義理之學先河。熙寧八年，王安石呈上《三經新義》，神宗隨後頒行于學校，希望改變空洞無物的考試內容，來選拔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實用人才，從而振興北宋王朝。《三經新義》以新的角度解釋經書，鼓勵人們對經義自由發揮，用經義解決現實問題。這對以後的經學發展起到促進和革新作用。元佑二年(1087年)之前，《三經新義》一直作為科舉考試應試的內容和標準，選拔了一批經世致用之才為變法服務。隨後，王安石親自撰寫“經義式”論文，作為士子的答卷模板。這種“經義式”論文逐漸成為新文體。

　　晚年王安石退居金陵作《字説》，又稱《熙寧字説》，以“行政命令”頒行天下，作為學生的啟蒙教材，並説:“教學必自此始。”王安石認為漢字以音、形包含著萬事萬物之理，具有一定的社會表像和政治意義，是推行道德統一的基本手段，需要從娃娃抓起。《字説》對漢字字義加以獨特的詮釋，來推行自己的經學觀點。因此，王安石十分強調文字的考據和學習，認為要想正確理解經義,必須先從學習統一的文字開始，這樣才能達到道德統一目的。

　　王安石創辦荊公新學，主持編撰《三經新義》，在地方大力興教辦學，以學校教育代替科舉考試，改變了當時崇尚辭賦的學風,開啟了一代崇尚實用的新風，為我國古代教育發展寫下了光輝篇章，使宋朝教育事業攀上了一個新的高峰，對我國後世教育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來源：微信公眾號“翻開江西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