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每年大學錄取工作結束，直至新生報到之際，“縣中學子”總會引發公眾的關注與討論。今年，被清華大學錄取的河南平頂山女孩韓雅平，以一句“只有學好知識，才能改變自己和家庭的命運”，讓無數人為之動容。這些在困境中“逆襲”的年輕人，讓“知識改變命運”這一樸素信念變得具體而滾燙。而當聚光燈熄滅，我們更應該思考：如何更持續地托舉這些年輕人，讓他們獲得平視的目光和從容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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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的開學季，總有一群年輕人拖著行李箱，從縣中走進名校。他們曾是老師口中“別人家的孩子”。高考放榜那一刻，分數給了他們一張通往更大世界的入場券，這是無數個淩晨早讀、堆積如山的試卷換來的戰果。

　　然而，當行李箱的輪子碾過陌生的校園小徑，這份榮光很快迎來考驗。沒有了教師的步步緊盯，他們要獨自探索新的學習和生活方式，與大城市同齡人之間的差距也逐漸浮出水面。如何適應這種落差，在多元的評價體系裏找到自己的位置，是許多從縣中走出的年輕人需要面對的問題。

　　昔日光環的陣痛

　　進入大學後，縣中生首先面對的並不是知識難度的提升，而是學習方式的改變。多位受訪者提到，高中階段的學習幾乎都圍繞應試展開。緊湊的課程安排、統一的教學進度、日復一日的刷題訓練，讓他們習慣了沿著既定軌道向前奔跑。相比之下，大學課堂更強調自主學習、課堂展示、小組合作等，這些過去較少接觸的形式，成為他們進入大學後需要補上的一課。

　　比學習模式驟變更讓人手足無措的，是和其他人在“起跑線”上的差距。重慶大學學生張月禹彤回憶，高中英語教學幾乎完全圍繞考試展開。“我們高中的英語培養更多是以成績為導向，不會特別在乎你會不會用英語流利地溝通，發音標不標準，能不能聽懂。”她説，高中課堂一半時間都在背單詞、聽寫和講試卷，這樣的模式雖然能夠有效提高分數，卻很難真正培養語言運用能力。

　　評價體系的重構，將這種落差感進一步放大。在原有的坐標系裏，成績是唯一且清晰的尺規，一分耕耘便有一分收穫。但在大學多元的評價標準下，投入與産出未必總成正比。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的邱志賢説：“初高中唯一的評價體系就是成績，到大學突然面對那麼龐雜的評價體系，很難接受。”多名受訪者表示，當名為“分數”的單一支柱斷裂，他們的自我也更容易在陌生環境裏搖擺。

　　獨自探索的迷茫

　　如果説學業上的落差能被一張成績單直觀地照出來，那麼社交和生活層面的差距則要隱蔽得多。在縣中，同窗關係建立在共同的作息、固定的座位與一致的奮鬥目標之上，幾乎不需要主動經營。走出這層封閉又緊密的關係網，大學開放式的社交場域讓不少縣中生一時無所適從。

　　來自黑龍江齊齊哈爾的王鑫純還記得剛抵達北京的那個下午，她獨自一人往宿舍走，導航卻把她帶去了另一個校區，“那一瞬間就是邊走邊哭”。與此同時，她也發現自己與室友之間存在著微妙的落差，室友裏至少有兩個人是從同一所高中一起考來的好友，而自己“真的是一個人在這裡”。好在開學後不久，幾名高中同學相約在校園附近吃了一頓火鍋，這頓飯讓她第一次感受到“來北京最幸福的時刻”。

　　社交場景轉換的同時，生活的自主權也落在了他們自己手上。來自陝西安康的曾新淇每月生活費在2500元左右，剛入學時“每天就是吃吃喝喝”，很快便所剩無幾；後來看到同學一頓飯能輕鬆花掉四五百元，她也慢慢摸索出自己的節奏，靠做家教賺取額外收入，“如果我想達到跟他們同樣的生活標準，就靠自己多努力”。

　　比起日常生活的重新統籌，更讓人手足無措的，是面對保研、考研、出國、實習這類多元選擇時，家庭經驗出現的“時差”。張月禹彤的父親一直希望她報考選調生，母親雖然支持她自己的決定，卻也給不出更多具體建議，“他們可能沒有辦法給到很多在此之外的助力”。直到大二，她陸續聽了幾位學長學姐分享的報考數據，才意識到考公“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容易”，原有的規劃也隨之鬆動。

　　沒有前人經驗的傳承，也讓他們在信息渠道上時常陷入被動。王鑫純第一次選課時手忙腳亂，“我身邊沒有能夠給我先前經驗的人，需要全部靠自己摸索”。當然，大學內部的經驗分享可以為他們提供幫助。曾新淇所在的考古學專業，題目與經驗在學長學姐之間代代相傳，她也把這份幫助轉交給後來報考同一專業的學弟，讓對方少走一些自己曾走過的彎路。

　　既往認知的重塑

　　受訪者普遍認為，相比學業和社交上的短暫失衡，身份差異並非縣中生大學生活中難以跨越的鴻溝。在長時間的共同學習和生活中，他們逐漸發現，真正決定人與人距離的並非成長環境，而是在新的場域中如何重新認識自己，也重新認識他人。

　　在互聯網輿論場中，提起縣中生，人們的腦海中總會浮現出一套預設，仿佛他們面對大學多元開放的場域時，會顯得格格不入、跼踀自卑。“社會或者是媒體，往往沒有去看正向積極的一面，而是故意放大消極的一面，去滿足他們心裏的一種預設：‘你只是個做題家，出身已經決定了一切’。”中國人民大學大二學生莫子騰指出。

　　“雖然龍口和北京教育模式不同，半個學期之後，縣中和素質教育高中的差別就不是特別大，因為大家基本上都是按大學模式生活了。”來自山東龍口的吳育彤回憶道。在新的校園環境中，每個人都需要重新適應。高中階段不同的教育經歷雖然影響著最初的適應節奏，卻很難長期決定一個人的位置。

　　這並不意味著差異不存在，而是差異不再主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談及人際交往，幾位受訪者都不約而同地將“出身”排除在主要影響因素之外。老家在浙江台州的沈悠陽認為，“如果單從地域看其實沒有什麼差別，跟同學相處更主要是看性格”。與她同修新聞專業的柳雨凡也提到：“不會有特別大的區別，更多還是看眼緣去相處，如果能跟我主動搭話，就能處得很好。”中國人民大學大三學生陳子涵則表示：“舍友成分很複雜，來自哪的都有，但相處得都挺好的。”

　　來自福建的陳奇認為：“最重要的是自己不要給自己設限，不要覺得出身小縣城就怎麼樣。”陳子涵也提及：“我覺得還是需要正確認識自己，自信一點，自己能夠做到自己該做的就好。”曾新淇表示：“我拿著比他們差的資源考上了跟他們同樣的學校，那只能證明我很厲害。”

　　受訪者普遍認為，不應將縣中生視為高度同質化的群體。“不能因為他是從縣中來的，就全部蓋上一樣的帽子，什麼都覺得不合適了。”邱志賢表示。陳奇也提到，自己認識不少來自縣中的學長學姐，他們同樣能夠在名校生活得很好、發展得很好，網絡上關於“小鎮做題家”的討論雖然存在一定現實基礎，卻不足以概括所有人的經歷。

　　過去的成長環境塑造了他們的學習方式，也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他們進入大學初期的適應過程，卻不足以決定他們的人生軌跡。對他們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來自哪，而是在更廣闊的天地中，想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自我和解的歸途

　　走出相對封閉的縣中，在多元價值觀的碰撞中，他們也開始重新定位自我，並帶著新的視野回看過往。

　　“初高中唯一的評價體系就是成績，到大學突然面對那麼龐雜的評價體系，很難適應。”邱志賢坦言。這種單一標準的消失，在前期帶來了極大的落差感，但拋開“唯分數”的束縛後，他們也打開了理解世界的新窗口。在與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相處過程中，他們開始接觸到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模式。

　　“到北京之後跟不同的人去接觸，我會很震驚，因為接觸到的價值觀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王鑫純回憶道。在這種衝擊下，他們起初可能迷茫無措，但在看到不同人的生活方式與經歷後，逐漸學會在多元環境中尋找內心的自洽。沈悠陽説，她已經學會了自我調節：“我現在反正學會了自洽，走走路、唱唱歌就自洽了。”

　　從內蒙古考入四川大學就讀的馬群則在分數之外的領域看見了自己的另一面。上大學後不希望荒廢閒暇時間的馬群，選擇加入學院學生會的宣傳部負責海報設計。“那是我人生中設計的第一張海報，就被採用了。當時我的滿足感是前所未有的。”

　　對於自身的差距，他們展現出了一種務實而積極的接納態度。清華大學學生張政表示：“我的起點就是夠低，但我往上走，每一步其實都提高了。沒必要去和已經很高的人去比，只要做好自己、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路就可以了。”

　　馬群過去一直以為焦慮是出身縣城的自己才有的問題。“我以為室友都不迷茫了，有一天我室友説他也跟我一樣，有時候晚上也睡不著覺。每個人都是有閃光點的，要去找到它，然後放大。”

　　縣中的成長經歷是他們人生中的一段，但並非撕不下來的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