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思政課教師，每年暑假帶學生下鄉實踐，是我最看重的工作之一。課堂上的理論固然重要，但走在祖國大地上，理論就能被更加全面、透徹地理解。今年，我和另外3位老師帶領30名大一學生到福建省寧德市霞浦縣開展了為期11天的暑期社會實踐。時間不長，但足夠讓一些東西在心裏紮根。

　　從“知道”向“體感”轉變

　　社會實踐的第一重意義是，把抽象的概念還原為具體的經驗，讓理論有了溫度。

　　在去鄉村實踐調研之前，學生已經在課堂上聽我講過很多次“兩山”理論。但“知道”與“體感”之間，還隔著一片真實的土地。

　　霞浦縣柏洋鄉董墩村平均海拔440米，是霞浦縣城的“大水缸”、溪西水庫的水源涵養區。所以，在這裡既不能建工廠，也不能搞大規模商業開發，甚至不能養豬養雞。學生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時很驚訝，村民靠什麼生活呢？

　　他們很快就看到了答案：葡萄。2009年，董墩村黨員幹部帶頭從福安引種巨峰葡萄50畝。2025年，全鄉葡萄種植面積發展到6500余畝，年産值達億元。學生們在葡萄園裏套袋，在農戶家裏訪談，在田間地頭聽村幹部講産業發展歷程。

　　一名學生在田野筆記裏寫道：“以前在課堂上聽到‘鄉村振興’這四個字，我腦子裏是空的。現在再説這四個字，我腦子裏會浮現出葡萄架的樣子，還有淩晨兩三點起床給葡萄套袋的大媽。”

　　在複雜情境中理解真實

　　社會實踐的第二重意義是，引導學生走出非此即彼的簡單判斷，提升理解複雜情境、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

　　董墩村的葡萄産業確實做起來了，但面臨的問題同樣真實。

　　物流成本太高，一箱5公斤的葡萄寄到上海運費要32元。沒有區域公共品牌，當地農戶直言不諱，“我們種的葡萄不比福安差，可人家福安葡萄牌子能值幾十個億，我們種得再好，知道的人也沒多少”。電商直播嘗試了3個月，因為銷量慘淡不得不停掉。還有，青年人不願返鄉，村裏多數是上了年紀的人……

　　這些不是坐在教室裏就能想像出來的鄉村發展困境。它們瑣碎、具體，但恰恰是鄉村振興必須跨越的坎兒。學生們在訪談中既聽到農戶對相關部門提出訴求，也聽到當地幹部解釋，“鄉鎮一級能做的大多是基礎性工作，真正做成區域公共品牌需要更高層面去推動”。兩邊的説法都有道理，但也都有局限。

　　“我以前覺得，很多問題只要重視就能解決。現在我知道了，即使重視，也需要時間、資金、人才和市場，缺一環都不行。”一名學生在調研報告中寫道。

　　重新理解“人民”的含義

　　社會實踐的第三重意義是，讓學生在與具體的人的相遇中，理解“人民”二字的含義和分量。

　　在思政課堂上，我們經常講“以人民為中心”。“人民”是一個抽象集合名詞，學生很難産生切身感受。但在社會實踐中，學生能夠把“人民”還原成一個個具體的人：80歲還在種葡萄的爺爺、淩晨兩三點起來給葡萄套袋的大媽、為水源保護奔波的駐村第一書記、在群眾間宣揚黨和政府新政策的村幹部……

　　在柏洋鄉橫江村，駐村第一書記繆程飛説：“鄉村振興就是要讓村民成為參與者和獲益者。”這句話飽含了基層治理的決心和情懷。他不是坐在辦公室裏拍腦袋想出來的，而是在走遍了橫江片區5個行政村、17個自然村之後説出來的。

　　在霞浦縣三沙鎮東山村，學生們看到1997年前茅草房的老照片，對比眼前的美麗鄉村，理解了什麼叫“不僅要脫貧，而且要致富”。

　　把思政課開在祖國大地上

　　思政課不能只在教室裏講，教師要帶領學生走出校門，走向田野。祖國的每一寸土地都蘊含著獨特的思政課資源，關鍵在於如何發現並轉化。

　　寧德市就是一個有豐富教育資源的實踐點。這裡有“兩山”理論的生動實踐，有“四下基層”制度的起源脈絡，有閩東革命史的紅色記憶，有鄉村振興的現實挑戰和制度探索。學生在當地實踐調研所獲得的成長，與課堂學習形成了深度互補。

　　在實踐中，學生們主動提問、追問、質疑、驗證。他們既入戶訪談，聽農戶的説法，也同當地幹部座談，在比對分析中形成自己的判斷。這種獨立思考、辯證分析的能力，源於學生在實踐調研中的自覺觀察、提煉和總結，是自我教育最真實的成果。這也是社會實踐的第四重意義。

　　學生們在實踐中也發現了自己的位置。有學生説：“我以前覺得鄉村振興是政府的事、是農民的事。現在我意識到，如果年輕人都不考慮為鄉村做些什麼，鄉村就沒有未來。而我就是年輕人。”學生們開始把國家發展、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當作與自己有關的事情來看待。這或許是社會實踐給予學生最寶貴的禮物。

　　引導學生成為觀察者、思考者、參與者、行動者……我想，開展思政課實踐教育的意義，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