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當大學不再只是“給答案”——從三個維度看廣州美術學院的一場教學改革

　　學生走進大學，最關心的還是“老師要什麼”“怎樣拿高分”；課堂上，教師講得投入，學生習慣低頭；專業越分越細，走出校門後，卻不會解決實際問題；人工智能已經能夠寫文章、畫圖、檢索知識、生成方案，一些課堂仍在把掌握知識、記住答案作為教學的重要目標。

　　這些並不只是藝術院校遇到的問題。

　　有人把這樣的現象稱為“大學高中化”——換了校園，換了課程，學習卻依舊圍著標準答案、績點和評價轉。

　　2024年9月，廣州美術學院開始了一場力度空前的本科教學改革：打破一年級原有專業邊界，約1800名新生共同進入“大通識”課程體系。

　　看起來，變化首先發生在課程表上，而多位參與改革的教師談到的卻是三個更深層的問題：當知識獲得越來越容易，大學應該教什麼？當年輕人越來越習慣獨自面對螢幕和競爭，應該怎樣學習？當真實世界的問題早已跨越學科邊界，大學內部傳統的專業和院係分野應如何融合教學？

　　從知識邏輯到問題邏輯：AI時代，大學要教什麼？

　　“如果AI已經能夠給出答案，學校還只是教答案，意義在哪？”這是廣州美術學院院長范勃反復思考的問題。

　　在他看來，技術能夠告訴人“能做什麼”，教育更需要幫助學生回答“為什麼做”“該不該做”“還有沒有其他選擇”。

　　因此，廣美的教學改革沒有從“再增加一些知識”入手，而是重新組織知識。

　　新生進入學校後不是馬上進入專業課學習，而是學習“6+2”系列通識課程。第一門課《啟智與開新》的第一講由范勃親自授課，沒有先教技法，而是提出四個問題：學院何為？藝術何為？藝術家何為？我將何為？此後，學生陸續進入文圖結合的《知識與圖像》以及《造物與創格》《數字與體驗》《空間與場域》《方法與實踐》等不同課程，把過去過早收窄的視野重新打開。范勃希望學生先形成“思想—觀念—方法—實踐”的完整鏈條，再進入專業訓練。

　　藝術生進入大學前通常經歷高強度專業集訓，技術動作越來越熟練，也容易形成一套流水線式的學習方式：知道怎樣完成任務、怎樣取得更好的分數，卻未必習慣追問“我為什麼做這件事”。進入大學後，過細的專業劃分又可能迅速把他們限定下來。“他都還沒有真正接受專業訓練，就已經覺得自己是學繪畫的、學雕塑的、學建築的。”范勃擔心，過早確定的專業身份，有時反而把學生的視野“鉗住”。

　　教師陳丹的一次作業，讓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具體。

　　她讓學生選擇一種與自己有聯繫的食物，通過它講述自己的經歷。原以為會看到許多帶著個人經驗的回答，交上來的作業卻大多把食物的來源、歷史、知識介紹得十分完整，真正寫到自己與食物之間的感情時，卻寥寥數筆。

　　陳丹後來意識到，值得警惕的不只是學生有沒有使用AI，而是本應出現在作業裏的那個“我”不見了。學生已經習慣揣摩“老師要什麼”，然後交出一份信息完備、格式正確、符合要求的答案。

　　如何讓“大通識”與後續專業教育真正接上，而不是通識學完、專業教育又回到原來的軌道？

　　廣州美術學院教務部部長涂淵介紹，通識教育課程包含的“6+2”體系——除了6門核心通識課程，還給學生提供數十門交叉性、前沿性選修課程，並在一年級最後設置專業先導課。學生經過一年的共同學習和自由探索後，再進入二級學院，與具體專業建立“介面”。

　　“經過這一年，他會更清楚自己未來到底要往哪個方向走。”作為廣州美術學院繪畫藝術學院教授、敘事性繪畫實驗班負責人，林鋒認為，主題創作更需要“深入生活，紮根人民”。過去專業往往成為學生入學時已經確定的“身份”，現在則希望專業成為學生了解不同領域之後做出的選擇。

　　這也意味著，廣美改革並不是削弱專業。學生進入繪畫藝術學院後，仍要接受繪畫材料、造型語言等嚴格的專業訓練，但一年級形成的問題意識和社會觀察開始進入後續創作。

　　《方法與實踐》課程像是給學生“打開了一扇窗”。該課程責任教授陳曉陽説，過去學生從考前班進入大學，很容易停留在“看到一個東西，把它畫得像”；現在一些學生會進入村落、工業園區、社區甚至街邊小店，在真實生活中尋找創作對象，與普通人交談，再將這些經驗帶回畫面。“他們開始對社會有思考，作品想表達的東西也會更深入。”

　　從這個意義上説，從知識邏輯走向問題邏輯，並非不要知識和技法，而是改變知識和技法被調用的方式——從“老師教過什麼”，逐漸走向“學生面對問題時能夠調用什麼”。

　　從個體學習到協作學習：進入真實世界，學習如何與別人一起做一件事

　　另一堵墻，存在於人與人之間。

　　近年的大學課堂裏，“安靜”並不少見。比“目標過早確定”更讓教師擔憂的，是人與人的聯繫正在減少。老師面對幾十甚至上百名學生講課，台下卻很少有人抬頭。一位教師甚至這樣形容，一些學生上了一年學，可能還叫不出多少老師和同學的名字。

　　陳曉陽嘗試把學生從這種狀態裏“推”出去。

　　約1800名一年級學生被分成小組，進入珠三角的社區、鄉村、市場等社會一線。這裡沒有一張已經寫好答案的試卷。他們需要觀察、採訪、討論，需要一起決定到底看什麼、問什麼，再把各自看到的東西整合起來。

　　陳曉陽長期從事藝術與人類學交叉實踐。在她看來，今天不少年輕人擁有大量知識和信息，卻缺少體驗社會的真實經歷。這門課，強調“重新學習看”。

　　不只是看一個村莊的建築和色彩，還要理解它為什麼形成這樣的空間；不只是拍攝一群跳廣場舞的人，還要進入他們的生活，理解一種活動如何形成關係；不只是看到一個市場，還要看到市場背後的人。

　　授課教師段志鵬帶著一組學生研究廣場舞。第一次接觸調研對象時，學生十分生澀。經過多輪訪談，她們甚至能跟著舞隊一起跳，身體真正進入了自己所研究的生活。

　　段志鵬更多時候站在一旁觀察，看學生怎樣提問，怎樣和陌生人建立關係。這種改變也發生在作業邏輯上。

　　開課時，一些學生會著急問：“最後作業是什麼？怎麼做才能拿高分？”

　　陳曉陽和教師團隊一直到課程進行數周後才明確最終作業。因為一旦過早告訴學生要交什麼，他們很可能迅速回到最熟悉的應試方式，只尋找“對作業有用”的材料。

　　老師希望他們先去看、去聽、去和真實的人相處。學生必須學習的，不只是調研方法，還有傾聽、表達、協商、分工以及面對分歧。

　　一些變化慢慢出現。

　　課堂展示時，學生開始爭著表達；講座結束後，主動舉手提問的人多了；一些原先不太敢和陌生人説話的學生，可以一次次進入社區和人群。

　　學校學生工作部部長孫凱軍説，過去新生入校後，“選錯專業”“專業是父母替我選的”“不想學這個、想去另一個專業”等困惑，是輔導員經常需要處理的問題。現在學生先經歷共同的通識教育，有時間重新認識自己的興趣，也保留重新選擇專業的空間，類似困擾明顯減少。

　　更讓孫凱軍感受明顯的是學生的精神面貌。在他看來，大量線下活動、小組合作和真實交往，讓學生重新與同伴、教師和社會發生聯繫。

　　從封閉體系到開放教學：學生要跨界，教師也在適應改革

　　如果説前兩個轉變更多發生在學生身上，第三個轉變則要求大學改變自己。

　　傳統大學依託院係和專業組織教學，有穩定的課程、師資和評價制度。這套制度保證了專業深度，也容易形成一道道邊界：繪畫的老師教繪畫，建築的老師教建築，每個人熟悉自己的領域，跨院係合作反而意味著額外成本。

　　當廣美決定讓約1800名學生共同上一門跨學科課程後，一系列現實問題馬上出現：誰負責課程？幾十名教師共同備課，工作量怎麼算？過去圍繞院係和班級設計的課酬標準，如何適應新情況？

　　改革只能繼續深化。

　　學校設置“責任教授”，統籌課程設計和教師團隊；不同院係教師組成的課程教學團隊集中“磨課”；參與複雜通識課程的教學工作量、課酬和績效辦法也隨之調整。

　　《方法與實踐》課最初就遇到一個現實難題。

　　約1800名學生，如果一個田野小組控制在30人左右，就需要幾十名能夠帶隊的教師，而學校真正擁有社會學、人類學田野訓練經驗的教師只是少數。

　　陳曉陽和團隊沒有因此縮小課程，而是決定先培訓教師。

　　學校從各院係尋找願意參與的老師，再邀請項飆、劉志偉等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學者參與教師培訓。來自繪畫、雕塑、建築、設計等不同專業的教師，因此被重新組織到一個教學項目中。

　　教師開始與學生一起學習。

　　有參與者發現，這場原本面向學生的通識改革，也為中青年教師提供了重新獲取知識、更新方法的機會。“對老師和學生，其實是一個共同成長、共同學習的過程。”陳曉陽説。

　　學校在統一核心課程之外設置大量交叉選修課，又用專業先導課把一年級通識教育與二級學院專業教育銜接起來。一頭是全校共享的通識資源，一頭仍然保留各學院的專業優勢。課程由此不再完全按照行政院係垂直排列，而出現越來越多橫向連接。

　　廣美把這種組織方式概括為“小機構、大網絡”——通識教育中心本身人員不多，卻可調動全校教師資源，同時把校外學者、科技專家和社會資源帶進課堂。

　　通識教育之後，專業學院也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課程。一些高年級課程把學生帶進古村、社區、工業園區進行在地創作，繪畫不再只是在畫室裏完成作品，而需要與具體的人、歷史和現實建立聯繫，通識教育由此延展到後續的專業教學中。

　　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最終能否適應快速變化的社會？

　　雖然首屆經歷通識課程的學生尚未畢業，但改革之風已讓學校在招生、就業端發生變化。據介紹，2024年學校就業率一度下降到82%左右，2025年回升到約86%，2026年達到91.9%，為近幾年較高水準；與此同時，在全國藝術類生源總體承壓的背景下，廣美招生仍保持較強吸引力。

　　當知識獲得越來越容易，大學真正稀缺的，也許是幫助年輕人形成自己的視野和判斷——知道世界是什麼樣，也知道自己站在哪；能夠使用新的工具，更能夠決定工具應該用來解決什麼問題。

　　這也或許正是廣州美術學院這場改革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