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部文學作品被搬上銀幕，我們談論的遠不止情節的復現。文學如何捕捉時代的呼吸？當文字轉化為影像，又會經歷怎樣的淬煉與重生？4月20日，第十六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文學公開課上，學者戴錦華與作家雙雪濤圍繞“大時代兒女：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展開對談，從文學與時代的關係出發，延伸至影像改編的創作邏輯與媒介差異，兩位嘉賓結合理論與實踐經驗，與現場觀眾共同探討當代語境下文學與影像的交匯方式，以及影像化過程中的再創造問題。　

　　對談始於對文學本質的探討。文學與現實究竟是何種關係？戴錦華以“鏡與燈”的經典命題回應：它既是映照時代的“鏡”，記錄社會的紋理與褶皺；也是照亮前路的“燈”，以想像建構未來的可能。她指出，無論是《戰爭與和平》般的歷史全景，還是卡夫卡式的內心寓言，本質上都是對特定時代精神肖像的深刻側寫，區別僅在於筆法是巨幅油畫還是素描速寫。

　　戴錦華

　　雙雪濤從自身創作實踐出發，分享了其文學觀念的演變。他坦言，早期寫作曾遵循“反映現實”的傳統路徑，但後來愈發認為，文學並非被動反映，而是一種主動的創造。寫作是利用現實的材料，構建一個嶄新的、自洽的維度。“文學是創造一個‘新的現實’，”雙雪濤説，“它從現實生活的邏輯中‘逃逸’出來，形成自己的景象，同時在某個層面上又反映著現實。”

　　這種從個體經驗出發的創造，最終卻常常匯聚成時代的集體肖像。戴錦華認為，以雙雪濤、班宇、鄭執等作家作品及《鋼的琴》等電影所呈現的“東北”，已然超越地理概念，成為一個“可寫的”文化符號。它們通過無數具體的個人命運故事，為中國社會所經歷的劇烈變遷提供了一個可供理解、可供感懷的窗口。雙雪濤對此回應道，寫作時他並未刻意追求宏大的集體敘事，而是專注于個體的悲歡與生活的細節。“我相信‘一葉知秋’，”他説，“個人的命運永遠與集體緊密相連。”　　

　　當話題轉入具體的影視改編，討論便觸及了兩種藝術形式最根本的差異。戴錦華指出，文學與電影是兩套完全不同的“媒介系統”。語言的抽象性、內省性與時空的自由度，與影像的具象性、直觀性和物理約束之間，存在著天然的鴻溝。她認為，一部在文學媒介上達到高度完美的作品，往往因其語言藝術的獨有表達，而很難被成功改編。　　

　　兩位嘉賓對“忠實原著”的常見標準提出了反思。戴錦華認為，“忠於原著”是一個難以斷定的模糊命題，因為不同人所理解的“忠實”標準不一——是情節、人物、氛圍，還是某種抽象的精神？在她看來，改編的本質不應是復刻，而應被視為一種基於原作的、獨立的“再創造”。

　　雙雪濤　　

　　雙雪濤從創作者角度補充了兩種藝術在創作狀態上的差異。他認為，電影製作是一個高度理性、需要團隊協作的系統工程，而文學創作則更偏向一種個人化的、非理性的孤獨狀態。這種差異決定了改編絕不是簡單的翻譯。　　

　　結合具體案例，兩位嘉賓進一步辨析了文學改編的得失邊界。戴錦華以2026年影版《呼嘯山莊》為例，指出其將原著中複雜而深刻的悲劇，簡化為一個側重感官的故事。在她看來，這恰恰凸顯了當改編忽略文學與影像這兩種媒介的根本差異，就可能導致原著精神內核的流失。與之相對，她讚賞《一戰再戰》的改編，該片並未拘泥于原著《葡萄園》的複雜情節，而是抽取其精神內核，將其轉化為批判當代社會的鋒利切口，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創造性轉換。　　

　　雙雪濤也基於近年來的改編實踐，給出了自己的觀點。“在對自己的作品進行影視改編的過程中，也會思考‘什麼是忠於原作’。更多的時候是以小説為地基，蓋起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建築”。　

　　面對“影像是否會取代文字”的提問，兩位嘉賓給出了充滿思辨的回應。戴錦華指出，即使在AIGC席捲的今天，驅動它們生成圖像或視頻的，依然是精準的語言描述：“你是否可以選擇恰當的關鍵詞，你是否能準確用語言去描述，決定了你未來將生産出來的視聽的作品它的準確度，它的成熟度，它的原創度，所以我自己不認為這是一個圖像將淹沒我們的時代。”　　

　　雙雪濤對此表示認同，並表達了一種期待：在與影像並存的時代，公眾或許能重新提高對文字本身的要求和鑒賞力，回歸對文字精準、深厚力量的信任。

　　對談最終落點于敘事本身的價值。無論媒介是文字還是影像，其最核心的動力，始終是人類理解自我、闡釋時代的永恒衝動。文學以其內省與複雜雕刻時代的靈魂側影，電影則以其直觀與綜合激發共通的感受。改編，便是這兩種力量間一次充滿張力與創造性的對話。在這場對話中，重要的並非簡單的轉換是否“忠實”，而在於我們能否通過這種轉換，更深刻地觸及那些關於生存、關於記憶、關於何以為人的時代謎題，並最終，更好地理解我們自己所處的“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