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於泉州靈山南麓的靈山聖墓 (資料圖片)

位於晉江華表山的草庵是我國現存最完整的摩尼教遺址。(資料圖片)

重修後的靈山聖墓阿拉伯文石碑 (資料圖片)

明永樂十五年,航海家鄭和第五次下西洋前,專程到靈山聖墓行香進謁、祈求庇祐。(福建日報社全媒體傳播中心AI製圖)
泉州,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有著上千年的海外交通史。海陸通匯帶來的商貿發展、人文交流,成就了一個極度豐盈的物質之都、文化之都。
彼時,“市井十洲人”“纏頭赤足半蕃商”,各種文明、智慧、語言和技術交匯。遠道而來的海外友人,帶來了不同背景的宗教信仰。據考證,泉州是阿拉伯世界伊斯蘭教最早傳入我國的地區之一,中亞摩尼教隨後也一路輾轉入閩,並在晉江草庵遺留下世界上唯一一座摩尼光佛石刻造像。“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大儒朱熹的對聯,恰如其分地描繪了當時泉州各種宗教文化和諧共存的畫面。時至今日,仍詮釋著“半城煙火半城仙”的獨特韻味。
一座中外交流的橋梁
泉州東郊豐澤區靈山南麓,一座與沙特阿拉伯麥地那的穆罕默德聖墓、伊拉克納賈夫的阿裏聖墓齊名的伊斯蘭教聖墓(以下簡稱“靈山聖墓”)坐落於此,被稱為“世界伊斯蘭教的第三聖墓”。
文博專家、泉州市文物保護管理所原主任黃真真認為,隋唐時期,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已經走在世界前列,引起世界各國高度關注。伊斯蘭教也早在西元7世紀就隨著穆斯林傳播到中國。
靈山聖墓入口處,一塊牌匾上以中文、阿拉伯文和英文鐫刻著這樣的字句:“求知去吧,哪怕遠在中國!”現有研究普遍認為,唐時海上絲綢之路逐漸興盛,而彼時也正是伊斯蘭教在萬里外的阿拉伯半島萌芽的時期。唐王朝的強盛,連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都知曉,他因此倡議信徒到東方交流。
明代史學家何喬遠所著《閩書》中記載,相傳在唐高祖武德年間,穆罕默德派遣門徒四人來華,其中三賢、四賢就傳教泉州,卒後葬于靈山。文史研究專家、泉州師範學院教授吳幼雄認為,泉州就是伊斯蘭教傳入最早的地區之一,主要是沿著海上絲綢之路前來的。
因兩位先賢深受穆斯林敬重,其入土安眠之地被稱為“聖墓”,又稱“三賢四賢”墓,體現了泉州人民對穆斯林的尊重和友好態度。這是伊斯蘭教傳入中國最早的歷史物證之一,1988年入選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儘管歷史的腳步已走過1000多年,但環視墓區,兩具石棺以完好的姿態存在,石棺後面是由20根石柱支撐起的環形回廊,為下葬時所建。20根石柱把回廊隔為九間,而九在中國傳統中歷來是最高禮儀。所以,不管是從建築的保存完好程度,還是從墓建的規格等次,都可以從側面反映出中國對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包容。
在豐澤區靈山聖墓前有一方巨石屹立於岩盤之上,看似搖搖欲墜,卻又穩如泰山,這便是古代泉州八景中的“玉毬風動”——風動石。石上鐫刻諸多文人墨客的題詞和詩句,明代泉州太守周道光在石上鐫下“碧玉毬”三字,清代署福建全省督軍門馬建紀又于其旁勒有“天然機妙”之語,隱有讚美此地風光之意。巨石背面,岩盤延伸出一方可納百人的平臺,乘高臨下,靈山遠處的景色一覽無余。
據黃真真介紹,古時站在風動石上向外望去,前方是一片廣闊的大海,可以看到來來往往穿梭的船隻,三賢四賢的墓地選址於此,有遙望故鄉之意,寄託對家鄉的思念。穆斯林們相信,看到這些船舶,在精神上就能時刻與故土保持聯繫。
“它就像一座聯繫東方與中東的橋梁,意義十分重大。”黃真真説,儘管1000多年過去了,靈山聖墓依然散發著魅力,總有人不遠萬里來此瞻仰、朝拜。
與靈山聖墓相距不足十米,有承天寺歷代高僧的舍利塔,此外還有一些當地不同年代村民的墓葬。黃真真説,在這座鐘靈毓秀的靈山上,就藏著不同宗教的印跡,是不同宗教在泉州融合與互相包容的縮影,更是這座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多元文化交融的見證。
草庵發現摩尼光佛像
泉州晉江的西南近郊,華表山林木蔥鬱,一座名為“草庵”的古樸寺宇安然矗立。這是我國現存最完整的摩尼教遺址。庵內崖壁上鐫刻的摩尼光佛石刻造像,見證著一個曾流佈世界的宗教,在東方海隅最後的光明故事。
“草庵的來歷,要從摩尼教在中國的傳播説起。”晉江市文物保護中心主任吳金鵬介紹,摩尼教約西元6至7世紀通過絲綢之路傳入新疆,後傳入唐朝長安。西元9世紀,唐武宗廢佛運動,摩尼教也受嚴禁和打擊,改稱“明教”。
“彼時改名實際上仍然保存著它的教義。”晉江地方史學者、《晉江草庵研究》作者粘良圖闡釋道,“這個‘明’字就帶著‘日’跟‘月’,也是一種光明的象徵。”
也正是這場“劫難”,促使來到中國內陸傳教的呼祿法師,攜一眾信徒南下,借由東西方貿易的浪潮,抵達泉州。
據何喬遠《閩書》記載,呼祿法師“來入福唐,授侶三山,遊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這位傳教者最終長眠于泉州清源山,為摩尼教在閩南的生根埋下伏筆。
北宋時期,相對寬鬆的環境使明教在華表山麓紮下根來,建立了最初的草庵。彼時,這裡信眾雲集,甚至理學大家朱熹在泉州為官時,也曾拜謁呼祿法師墓,並留下“明靈自安宅”的詩句,可見其當時影響力。
1979年與1980年初,草庵前及晉江磁灶宋代古窯址相繼出土了刻有“明”“教”“會”等字樣的褐釉碗殘片,向世人揭示了宋代泉州明教會活動公開的興盛景象。
到了元代,政府對各種宗教採取相容的態度,使得明教迎來又一黃金期。1954年發現的“失裏門”墓碑顯示,元政府在泉州設立管理機構,由僧官統管江南諸路明教與基督教,這一舉措讓明教徹底融入泉州的多元宗教生態。
至元五年(1339年),教徒們將草庵改建為石室,並鑿刻了那尊舉世無雙的摩尼光佛造像。佛像長髮披肩,面相豐潤,神態安詳莊重。該雕像雖然也稱佛像,也如一般佛教造像趺坐于蓮座,卻身著寬袖對襟道袍,結帶為扣。
“這就是‘道貌佛身’,就是説它既有道家的風格,也有佛家的風格。”粘良圖告訴記者,元代的明教經過不斷的衍變,與佛教的宗教儀式較為接近。
明朝建立後,因國號之諱,明教遭遇打壓,遂漸趨衰微,最終融于歷史煙塵。然而,草庵仍在正統年間得以重修。
如今草庵所存主體建築面闊三間,進深二間,後部架于山崖上,單檐歇山頂。這座燕尾脊飾的石構建築,正立面外墻由紅磚飾面,其餘三面墻體均由不規則的塊石砌築而成。199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組考察草庵後,盛讚其為此次考察的“最大發現、最大成就”,認為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世界性與歷史性價值。消息傳開後,全球學術界為之轟動,考察團成員的簽名石碑至今仍矗立在草庵前的草地上。
和諧包容的多元文化
宋元時期,泉州逐漸成為舉世聞名的“東方第一大港”,海外貿易達到鼎盛,“漲海聲中萬國商”正是當時的真實寫照。
隨著海洋貿易發展,眾多阿拉伯人、波斯人循著“三賢四賢”的腳步,在泉州相容並蓄的胸懷中留下一段段佳話。他們或經商,或傳教,或遊歷,許多人定居下來,聚族而居、繁衍後代,並建清真寺、置墓葬區,留下了伊斯蘭文化的重要歷史遺産。
“過去數十年,泉州市發現和蒐集的古阿拉伯文碑碣有數百方,其中大部分為墓碑石,大多刻有古阿拉伯文字(有的是阿拉伯字和漢字並用)。”吳幼雄説,這些墓碑石的主人多數是波斯人、阿拉伯人,也有土耳其人、阿曼人、也門人等。他們中有貴族、官僚、商人、教長、傳教士、藝人和奴婢,也有不少婦女和兒童。他們多數是商人,又來自不同的國家,攜手推動泉州海絲文化發展。
明永樂十五年(1417年),航海家鄭和第五次下西洋前,專程到靈山聖墓行香進謁、祈求庇祐。阿拉伯各國亦是其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地和到訪交流地。
在墓廊西側,矗立著一塊“鄭和行香碑”,記載了此次“官方祈福”的生動內容。“行香碑是迄今發現見證鄭和到過泉州的最重要的實物。”泉州資深鄭和研究專家李玉昆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鄭和行香碑”是研究鄭和與泉州關係的基石,如果沒有這塊碑,流傳在民間的一切傳説和其他記載就缺乏有力的見證。
“鄭和行香碑”由地方官蒲和日撰書碑文,全文僅四十六字:“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今伊朗)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香,望聖靈庇祐。鎮撫蒲和日記立。”
已故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郭志超教授曾撰文指出,鄭和第五次下西洋前曾到靈山聖墓行香,很感性地傳播了朝廷保護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信息,營造了泉州回族及其文化生存和發展的良好氛圍。
與此同時,泉州草庵能成為摩尼教在世界上最後的物質遺存,也絕非偶然。“泉州憑藉包容開放的海洋精神,接納擁抱了這個世界性的宗教。”粘良圖點明瞭泉州海洋性格的關鍵作用。關於摩尼教入閩路徑,學術界雖有“陸路”與“海路”之爭,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的存續與繁榮,深深植根于泉州的海洋文明之中。
面對這片似海般包容的土壤,摩尼教也主動融合與再造,其在泉州的生存智慧,體現在深刻的本土化進程中:不僅在名稱上改為更具漢文化色彩的“明教”,在教義、儀式和神祇形象上也大量吸收佛、道元素,使其無縫接入當地的信仰語境,最終成為泉州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雙向包容的文明對話,讓草庵在歷史長河中得以倖存,並逐漸走向世界舞臺。
一座草庵,不僅是宗教交流的見證,更留下一段段人文因緣。20世紀30年代,弘一法師數次到訪草庵,為草庵題寫楹聯“石壁光明相傳為文佛現影,史乘記載於此有名賢讀書”;他還曾在草庵養病,病癒後寫下《重興草庵碑記》,成為研究草庵的重要資料。2004年,著名作家金庸為了《倚天屠龍記》中多次提到的“明教”特地來到草庵拜訪,當時參與接待金庸的吳金鵬回憶道:“金庸先生看到草庵摩尼佛造像很高興。他説,草庵的存在説明,明教不是他杜撰的。”
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成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産名錄》,成為我國第56個世界遺産項目。作為此次申遺的22處代表性古跡遺址重要組成,伊斯蘭教聖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不僅是宗教史的化石,也是泉州重要的文化名片,它們在馬可・波羅筆下的“光明之城”找到歸宿並紮根生長,穿越千年時光依舊卓然而立、歷久彌新。(記者 肖蔚男 湯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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