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從速度向深度轉變
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中國城市迅速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城鎮化開啟以人為中心的新發展階段。在中國城鎮化的後半程,中國城市發展將向何處去,多位親歷改革開放40年的專家學者各抒己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城市發展波瀾壯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城市發展帶動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引擎。中國城市崛起的動力何在?城市病怎樣治理?中國城市未來將向何處去?6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與經濟日報共同發佈《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16》,多位曾親歷改革開放歷程的專家在會上談及對這些問題的思考。
改革推動城市崛起
“改革開放40年有很多值得紀念的東西,有很多值得關注和總結的東西,但我覺得最眩目的是中國的城市化。”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徐林表示,我國的城市化率由改革開放初1978年的17.9%,提升到了去年年底的58.52%,城市人口超過8億人。無論是到一線城市、二線城市還是西部地區甚至比較偏遠的縣城去看,中國城市和城鎮的面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全國政協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院長王偉光分析認為,首先,農業聯産承包責任制等農村改革實現了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的繁榮,從而釋放出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通過自帶乾糧進城務工、戶籍制度改革,使得剩餘勞動力從事非農産業成為可能。其次,在信息技術推動的全球化背景下,對外開放使得境外的企業、資金、技術、管理和人才大量流入境內成為可能。再次,財稅體制改革以及地方政府績效考核制度建立,激發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大量內地農村剩餘勞動力與全球的生産資料更多地在沿海城市結合,生産向全球銷售的具有成本優勢的産品和服務。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推進,成就了中國城市崛起。“改革開放40年有很多值得紀念的東西,有很多值得關注和總結的東西,但我覺得最眩目的是中國的城市化。”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徐林表示,我國的城市化率由改革開放初1978年的17.9%,提升到了去年年底的58.52%,城市人口超過8億人。無論是到一線城市、二線城市還是西部地區甚至比較偏遠的縣城去看,中國城市和城鎮的面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部長侯永志認為,在不到40年的時間裏,我國城市化率提高了41個百分點,相當於每年都超過1個百分點。不僅速度快,而且有規模,每年都有1000多萬人口進入城市。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僅取得了這樣的成就,還保持了城市化進程的基本穩定。
“中國城鎮化成功和城市崛起意義非同尋常。”王偉光認為,中國城市崛起帶動了中國成功實現發展和轉型,1978年之前,中國還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處在最低收入國家行列。2018年中國已經成為製造大國,整體上正在邁向現代的製造大國和城市社會。中國城市崛起加快了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佔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邁入城市社會,深刻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結構形態,也顯著提升了人類的發展水準和整體速度。
城鎮化“下半場”面臨挑戰
“中國城市可持續繁榮面臨挑戰。在當前與未來,中國城市伴隨繁榮而來的是諸多風險和問題,城市在過快增長的同時導致城市化泡沫的情況放大,城市發展結構失衡加劇,城鄉之間、城市之間、城市內部分化嚴重。”王偉光表示,這不僅導致城市發展的不可持續,而且導致泡沫破滅和風險變現,城市化和工業化初期所擁有的關鍵優勢在削弱,包括人口紅利消失、生産成本上升、生態環境惡化、收入差距拉大等。此外,隨著中國城市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城市越來越面臨發達國家城市和發展中國家城市的競爭性夾擊。
“在人類進入嶄新的智慧時代,科學技術、競爭規則、發展動力的變化會越來越快,中國城市隨時面臨競爭失敗和淘汰出局的危險,中國城市需要培育強大的核心競爭力。”王偉光説。
在國務院參事、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理事長仇保興看來,我國的城鎮化可以分成上半場和下半場。上半場是前40年,是物質文明的載體,是一個追求GDP的城鎮化,下半場則轉向以人為本的城鎮化。上半場是“灰色”的城鎮化,但下半場一定是“綠色”的城鎮化。
仇保興認為,我國目前正從速度城鎮化向深度城鎮化轉變,這個過程中面臨多種挑戰,包括城鎮化速度將明顯放緩,機動化將強化郊區化趨勢,社會老齡化快速來臨,住房需求持續減少,碳排放國際壓力空前加大,能源和水資源結構性短缺持續加劇,城市空氣、水和土壤污染加劇,小城鎮人居環境退化、人口流失,城市交通擁堵日趨嚴重,城鎮特色和歷史風貌喪失,保障性住房積存與住房投機過盛並存,城市防災、減災功能明顯不足,等等。
有觀點認為,由於過去幾年中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數量有所下降,中國開始出現了“逆城鎮化”現象,對此徐林分析認為,會不會出現“逆城鎮化”現象,是由要素特別是勞動力資源配置是不是還追求更高的報酬和更高勞動生産率的部門決定的。按照人往高處走的規律,今後依然還會出現勞動力資源從農業向非農産業,從農村地區向城市地區轉移的趨勢。
城市未來向何處去
仇保興認為,城鎮化進入後半場,需要穩妥進行農村土地改革試點,要以“彈性城市”規劃整合城市整體資源,提高城市防災能力。同時,推行“城市交通需求側管理”,促進綠色交通發展;變革保障房建設體制,降低房地産泡沫風險。此外,還要全面保護城鎮歷史街區,修復城市文脈;推行“美麗宜居鄉村”建設,保護和修復農村傳統村落;強化城鎮群協同發展管治,促進高密度城鎮化地區可持續發展;對既有建築進行“加固、節能、適老”改造,加快綠色建築推廣。他建議,以特色生態小鎮為抓手,分批進行人居環境提升改造;以治理“城市病”為突破口,全面推進智慧城市建設。
“城市是問題的根源,也是解決問題的鑰匙。‘深度城鎮化’正是‘速度城鎮化’的解藥。”仇保興説,城市是80%GDP、95%創新成果、85%稅收和財富的聚集器,也是文化的容器,城市的財富隱藏在空間之中。城市需從建築到基礎設施進行硬體改造,再加上“軟體”——智慧城市建設,才能調治“城市病”。他認為,“深度城鎮化”至少能産生30萬億元的有效投資需求。
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葉裕民認為,改革開放40年是工業化前期和中前期,生産要素主要是土地物質資本、一般原材料和一般勞動力為主,但到了工業化中後期,勞動力發生了本質變化,由一般勞動力轉化為有能力從事高效率産業、從事創新的人力資本。只有這種人力資本聚集,進而形成創新網絡,先進製造和現代服務才能發展起來,城市品質才會提升,城市競爭力才能得以強化。
葉裕民認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兩大主旋律,在工業化的中前期是工業化主導城市化,但到了工業化中後期,城市化成為主導。人力資本積累到什麼程度,工業化就可以發展到什麼程度。城市化的高品質發展基本前提是人的高品質生活,人力資本的積累是人類高品質生活的基本前提。
未來城鎮化動力來自何處?“我覺得未來城市化要更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已經進城農民工的落戶及他們的家屬、子女的市民化。一旦這個問題得到突破,中國的城市和農村人口比例還會有比較大的變化。”徐林説,讓更多農民工和家人在城市團聚,形成對未來更穩定的預期,他們的子女可以接受更現代的教育,對中國的現代化非常有好處。
“以改革開放迎接中國城市更美好的明天。”王偉光表示,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中國城市40年的成功為未來可持續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增添了通過發展城市帶動鄉村振興,進而國家整體現代化,創造人民美好生活,實現偉大民族復興和中國夢的自信。只有持續改革開放,中國城市才能化解過去積累的問題;只有持續改革開放,中國城市才能應對全球競爭中出現的問題;只有持續改革開放,中國城市才能披荊斬棘、迅速實現崛起;只有持續改革開放,中國城市才能戰勝艱難險阻奪取最後勝利;只有持續改革開放,才能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是對改革開放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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