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過後 才有感動 ——對話作家劉醒龍

　　作家簡介

　　劉醒龍，1956年生於湖北黃州，著名作家。現任湖北省文聯主席，《芳草》文學雜誌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委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小説委員會副主任。代表作有中篇小説《鳳凰琴》《秋風醉了》《分享艱難》，長篇小説《威風凜凜》《生命是勞動與仁慈》《痛失》《彌天》《聖天門口》《天行者》《蟠虺》《黃岡秘卷》，長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上上長江》等，曾獲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獎項。

　　利落的寸頭，勻稱的身材，時尚的黑框眼鏡，簡單合體的休閒服……近日，著名作家劉醒龍做客河北文學館讀書薈活動，帶來一場題為《文學的正途》的講座，分享多年來他在文學創作實踐中收穫的心得與經驗。記者眼前的劉醒龍精神幹練、思維活躍，很難想像他已過耳順之年。從1984年發表第一部中篇小説《黑蝴蝶，黑蝴蝶》至今，35年來，他鍥而不捨地躬耕于文學田園，結出一個又一個碩果：中篇小説《挑擔茶葉上北京》獲第一屆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説《天行者》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蟠虺》《上上長江》《黃岡秘卷》等作品相繼推出，備受文壇關注……

　　“寫作是過日子，獲獎是過年。過年是大家找個機會熱鬧一下，但重要的仍然是過日子。”劉醒龍如是説。在石期間，記者對劉醒龍進行了專訪，且看他如何用辛勞和汗水把這“日子”過得風生水起。

　　“寫作要自始至終尊崇內心的想法，這也是一種創作的‘初心’”

　　記者：您自2011年獲得茅盾文學獎後，依然筆耕不輟，保持著強勁的創作勢頭，推出了多部高品質的作品。長篇小説《黃岡秘卷》是您的最新力作，併入選日前揭曉的2018年度中國小説排行榜，可見讀者和業界對它的認同。我們注意到，在這部作品中，您用了“我們的父親”這種特別的稱謂，通過一個家族幾代人的命運變幻，表現出劉氏先人的勤謹耐勞、忍辱負重、正直忠勇、執拗端方的品質，進而追溯一種地方性文化的根脈。這種文化的根脈，是否就是您在書的後記中提到的“賢良方正”？

　　劉醒龍：也可以這麼説。其實，當初在書寫這部作品的過程中，我並沒有太多想法，處處隨著性子，憑藉著一種創作的感覺引領著自己寫下去。直到寫完後靜下來，我才突然意識到這部作品的意義。2005年出版長篇小説《聖天門口》，我在寫作過程中曾有寫成史志的想法，出版後卻被廣泛理解為書寫家族。而《黃岡秘卷》的情況正好相反，小説剛一發表，就被定性為史志，而我本來只是想好好寫一寫幾位很有代表性的父輩。在後記中，我寫了一句話：“為故鄉立風範，為歲月留品格。”我一直覺得，養育我們的故鄉是非常偉大的，只是我們並沒有深入了解過它，對它的品性常常視而不見。

　　年輕時我對故鄉有種種偏見，現在越走越發現，故鄉太了不起了。有一種品質，潛藏在祖祖輩輩的先人血脈中，和他們一起生長。從爺爺到父親，再到故鄉千千萬萬的鄉親，他們都是普通人。四十歲以前，我看重他們身上的血性，如今，我更看重從他們身上延續到自己心裏的血脈，常常被他們身上那種賢良方正的細小印記所震撼。這種被細小印記所帶來的感動，恰是與內心徹底融合的滄桑。

　　記者：看來，您的父輩以及故鄉對您的生活和創作有著很大影響。

　　劉醒龍：是的，父親對我們而言，不是紀念碑，而是有血有肉的、鮮活的、有影響力的一個人。2012年深秋，父親在88歲上病逝，這個年紀也算是高壽了，但我心裏還是沒有丁點準備。這個準備不是説後事什麼的，而是自寫小説以來，一直覺得父親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小説，至於是不是真的寫寫父親，我並沒有認真想過。在給父親守靈到最後送別的幾十個小時裏，我流著淚寫了一篇散文《抱著父親回故鄉》，那樣的文字是後輩對長輩的紀念與情懷，真的用它來言説父親這輩子，是遠遠不夠的。父親他們這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懷，放在時間的長河裏來看，和現在有很大的不同。越是用心去寫，越是發現他們這一代人看上去平凡普通，貌不驚人，但在他們所面對的歲月裏，其心其意，其行其為，遠比通常所見的那些膚淺文字來得深刻和高尚。而用“我們的父親”這樣的稱謂，也是為了表達作為後來者的“我們”，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尋根”、90年代的“寫實”，在又一個百年的背景下，為“父親”鑄造一尊令我們問心無愧的文學雕塑，這理應成為與“父親”最親近的“我們”的責任。

　　記者：您的這種創作狀態真的很令人羨慕。對於一部長篇小説，在寫作前不去預設而能夠無拘無束地隨性創作，對很多作家來説可能是難以想像的。您是如何達到這種境界的？有沒有什麼可以傳授的寫作技巧？

　　劉醒龍：寫作要自始至終都尊崇內心的想法，這也是一種創作的“初心”。自己渴望寫什麼，筆端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什麼，不能硬寫。我寫《黃岡秘卷》這部作品時，有一種自由灑脫的境界，如果非要找一個原因的話，可能就是通常所説的無欲無求。

　　有些作品在閱讀過程中能明顯感覺到，作家在寫作時是有一種慾望在推動著前進的。比如《基督山伯爵》字裏行間都瀰漫著復仇的情緒。寫作要投入，但我不提倡過度投入。投入過度往往容易使自己陷進去，造成作品中慾望太過張揚。寫作時，要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情緒高漲時要讓它平息一些，情緒低落時就需要停下來等一等。豪情萬丈狀態下寫出來的漂亮文字，回過頭來看是不真實的、靠不住的。

　　寫小説一定要有故事，在小説中設置“包袱”，對小説中的所有人物負責到底，對筆下的人物進行系統管理，哪怕這個人物在開篇只有二三十字的描寫，也要在後面有所交代，這是一個作家的責任心。這些都是寫作的基本技巧。基本技巧永遠不會過時，是符合寫作的基本規律的，關鍵看作家如何利用、體悟和表現。

　　記者：談到寫作技巧，您的幾部長篇小説，不管是六年三易其稿的史詩性長篇小説《聖天門口》，還是《天行者》《蟠虺》《黃岡秘卷》等，都立足於故鄉，將宏大的時代風潮、歷史烽煙與民間底層人物的命運緊緊融合，真實呈現了當代中國社會的變遷和人性嬗變的歷史進程，一直在悲涼與柔情的文字中深刻反思人性。在寫作中，您如何處理這種“小人物的大命運、小地方的大歷史、小故事的大道理”？

　　劉醒龍：我們身處小地方，每天接觸到的也都是小人物、小故事，每一個普通人的身上都附載著時代的變化。我生長于鄂東大別山區，那個地方的歷史和整個中國的近代史其實是相通的，生長在那裏的人們有著與時代同樣偉大的命運，他們的生命與時代的步伐融合在一起。有人認為《黃岡秘卷》是對地方性知識的全面呈現，是一部宏大的黃岡志。其實，相比別的作品，這部小説方志特徵只是手段。小説寫到長輩們常常提起的“賢良方正”品質，這四個字最能概括中華五千年文明史，顯然不再是一個小地方的地方誌了。

　　文化有地域性，文化又是無地界的。福克納曾説過這麼一句話：“我的一生都在寫一個郵票大的地方。”他為什麼把自己的故鄉比作郵票而不是其他的事物，比如湯匙、酒盅或者火柴盒呢？因為郵票可以通達世界，儘管它很小，卻能到達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作家要進入生活深處，發現被一般人所忽略的生活真相”

　　記者：您曾説過，一個小人物，尤其是一個社會地位低下的小人物，一類人、尤其是一類處在社會底層的人，他們的精神狀態與生存狀態，從來就是一條貫穿自己小説的命定線索。在您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您似乎更願意以溫情的善意來諒解人性的弱點。這種“對人的關懷、對生命的關懷”是您一直以來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嗎？

　　劉醒龍：要相信別人、相信自己都是向善的。要相信時代、相信歷史、相信生活、相信自然、相信世間萬物。只有相信，自己面對生活時才會更有信心。有信心，做事的動力才會強大，過程再曲折、再艱難都能夠做到底。做到底就有可能成功，凡是半途而廢的永遠不會成功。這是一種自我修煉。我願意尋找各種理由相信別人都是出於善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能想到別人的好，肯定是件快樂的事情。長此以往，會讓自己在不知不覺中變得更強大。

　　真正的作家、藝術家，力量來源就在於心靈的寬闊，有能力愛自己，更有能力、有胸懷去愛他人，能夠在情感上深刻地貼近和進入那些看似與他無關的廣大人群。

　　記者：您目前擔任著《芳草》雜誌主編，日常除了創作一定還會接觸到許多作者的來稿來電。結合自身的創作經驗以及編輯文學雜誌的經歷，您認為當下小説創作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劉醒龍：我有這樣一種感覺，現在的小説變得越來越不食人間煙火了。曾經文壇流行一種觀點叫“消滅細節”。這種説法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是缺乏對人世間的普通人日常行為的豐富想像。有些人認為，我自己也是生活中的一份子、時代的一份子，我寫自己就是深入生活，就是寫這個時代。這麼理解當然也無可厚非，關鍵還要看這類作品是否與大眾有情感的共鳴點。不能僅僅看到生活的表像，要看是否進入生活深處，發現被一般人所忽略的生活真相。寫作的初衷是個人的，起初是從作家的眼界、胸懷出發的，但最後經過創作所呈現出來的作品，是超越個人的，應該展現帶有時代共性的眼界和胸懷。

　　記者：近年來，您一直沒有停止行走的步伐，探訪南海諸島、深入可可西裏、萬里長江行……這樣的行走和行走中的創作，給您帶來了哪些不一樣的感悟？

　　劉醒龍：2017年7月，我從長江的入海口行走至長江源頭，每天遇到什麼就寫什麼，走了40天，寫了30多章，當天記下所見所聞，第二天就在報紙專欄發表。這種完全不同的文學創作經歷，給了我這樣一個體會：在屈原、李白、杜甫和蘇東坡的時代，將萬里長江從頭走到尾，比21世紀的人類在宇宙邊緣行走還要難。但在今天，只要我們有意願，有激情，身體健康也有保證，普普通通的人都能做到。在不斷深入生活中，我們既能發現自己作為生命個體的崇高，更能感受到國家的偉大進步。

　　如果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面對日新月異、不斷變化的新時代，依然坐在書齋、不出斗室、不問世事，一心只為能寫出一本可以當枕頭睡覺的書，這是萬萬不行的。文學創作不能急，也不能不急。這種“不能急”和“不能不急”是相對的。身處偉大時代的中國作家不僅需要有直面現實的決心和勇氣，更要有講好屬於我們這個時代中國故事的使命感、責任感、緊迫感。前人的既有成就和當前正在創新的理念都表明，只要我們願意為這個時代付出自己的才華，苦練腳力、腦力、眼力、筆力，自覺地用心用情用功去做，就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就能夠處理好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寫出更多與新時代發展同頻共振的優秀作品。

　　記者：古人説，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您怎樣看待閱讀與寫作的關係，平時您喜歡閱讀哪類著作？

　　劉醒龍：最近我偏好讀地方誌和古文。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研究是從地方誌和家譜開始的，哪怕是最普通的家譜，也能上溯十幾代人。拋開這種血脈傳承，只是就事論事的價值判斷是沒有意義的。文學藝術之所以在歷史進程中從不缺席，就在於文藝作品是文化血脈的重要傳承方式。

　　作家最應該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豐厚養分。20世紀80年代後的寫作急切需要補上向古人學習這一課。現在的文學太過於注重向西方學習，忽視了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學習、致敬。作家應該是學貫中西的，不應該全盤西化。目前在學校的教學中，也常常割裂古典文學與現當代文學，沒能做到融會貫通。中國作家應該多讀些中國典籍，用血濃于水的傳統根脈來滋養並進行當代文學實踐。從長期來看，這種影響將是事半功倍的。文學創作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馬拉松，得靠自己一步步地小跑到位，指望別人用馬來拉，也還是鬆鬆垮垮不成模樣。

　　“關注時代是文學的根本”

　　記者：您在這次講座中屢次提到，講好中國故事，首先要把握中國文學傳統的正脈，只有通過塑造出賢良方正的中國形象，才能為世界文明發展注入更多激情與活力。在文藝創作中，這種精神或者説文化的正脈具體體現在哪？

　　劉醒龍：在文學創作過程中，作家不僅需要自覺沉澱的博大胸懷，更需要飽含深意的沉著淡定與執著堅守。2018年8月，我去鄂西秭歸縣的樂平裏，拜訪當地的騷壇詩社。騷壇詩社藏在大山深處屈原的出生地樂平裏，有600年曆史，像是歷史特意珍藏的一條文學正脈，生生不息。騷壇詩社成員全部是當地的農民，他們一代接一代寫了上萬首詩詞，農閒時候聚在一起，用古老的音韻在屈原廟前相互唱和。這些並不認為自己是詩人的農民，用寫在房前屋後的詩詞以及田間地頭的吟唱，表達了普通人的努力和堅持，造就了潛藏在人民中間的中國文學創作精神。他們的平靜與堅守告訴我們，五千年文化正脈正是在不急不緩中默默延續至今的。

　　又比如，熱幹面是令武漢人津津樂道的小吃，許多武漢人都會説自己是吃熱幹面長大的。實際上，除了早晨，很少有武漢人會將熱幹面當成正餐。如果一天到晚只吃熱幹面，排斥大米飯、肉類、青菜等正餐，當年的辛亥革命首義，就不大可能發生在武昌。因為可以想像，如果武漢三鎮的人只吃熱幹面，肯定會是營養不良，滿城的人都病懨懨的，哪還有推翻封建王朝的鐵血性格。這正如那種脫離了文化品格的作品，個性再突出，風格再獨特，也只能成為小品，很難表現出國家和民族的進步與發展。花絮類的東西，可以編成“順口溜”“急就章”，見效比較快，但很難成為生活的“正餐”，人們如果只“吃”這些東西，就會營養不良。現代社會有太多層出不窮的“小吃”，這些所謂美味常常讓人忽略“正餐”的重要性。無法想像，如果中國古典文學只有小吃一樣的《聊齋》，只有美味的明清筆記小説，而沒有提供主要文學營養的《紅樓夢》《三國演義》，會是什麼樣子。

　　記者：是的，您在創作中也一直延續著這種文化的正脈。上世紀90年代中期，您的中篇小説《分享艱難》與河北文壇“三駕馬車”談歌、何申、關仁山所創作的《大廠》《年前年後》《九月還鄉》等小説，一起受到評論界關注，引發了一場“現實主義衝擊波”。這些作品時代感強烈，具有濃厚的憂患意識，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現實主義創作潮流，在當代文壇産生了極為深遠和廣泛的影響。如今我們身處前所未有的時代，現實生活為作家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豐富和新鮮的創作資源。新主題、新人物、新視角、新理念層出不窮，社會生活如汪洋大海，哪怕是一朵浪花都可以被作家釀成醇厚的文學老酒。然而，多元化現實生活的蕪雜性、異質性、豐沛性、非邏輯性，也給創作帶來了巨大挑戰。那麼，身為作家應該怎樣面對並書寫當下的時代？

　　劉醒龍：無論社會發展到哪個階段，文學都離不開時代性，關注時代是文學的根本。這次來參觀河北文學館時，我重溫了反映抗戰時期晉察冀戰鬥生活的一系列經典文學作品，這些作品真切地體現了那個時代人們的生存狀態。我至今還記得小説《平原槍聲》中滹沱河兩岸的青紗帳以及令人振奮的戰鬥場面描寫。當年，燕趙大地曾涌現出一批頗具分量的反映農民革命鬥爭和抗日戰爭的文學作品，比如《紅旗譜》《野火春風鬥古城》《小英雄雨來》等，這些都是具有鮮明時代性的經典作品，作家是在用文學的眼光來書寫那個時代。同樣，在我們所置身的這個時代，作家也必須用文學的眼光來觀察、來思考，發出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學的聲音。

　　記者：的確，文學家有時不僅僅是思想者，還是一位時刻警醒著的觀察者、記錄者。文學的眼光要看到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個世界，看到平常事物背後的不尋常。作家應該站在歷史背後進行創作，有獨立、深入的思考。那麼，這種觀察時代的文學眼光如何才能練就呢？

　　劉醒龍：作家應具備自我學習、自我成長的本領，要像大江大河一樣源源不斷注入新的活水。面對偉大的新時代，不僅僅是年輕作家需要提升，成熟作家也需要接受時代的挑戰，不斷充實自己。學校只能訓練寫作技巧，一部作品所不可缺少的文學元素是教不出來的，要靠自己不斷摸索、總結。文學藝術是偉大而永恒的，文學藝術元素是日新月異的，作家和藝術家的認知能力、創造能力也需要不斷成長。

　　其實，作家是一個清冷的職業，很多時候很難遇到知音，所以就需要有堅守精神，守住職業的底線。堅守最好的表達方式就是文字。在現實面前，作家不能只是旁觀者，也不可以是那種隨大流的起鬨者。作家這一行業最不同尋常的本領，就是能夠在哪怕千千萬萬個聲音中區別出自己的聲音，回過頭再來影響那千千萬萬人。寫作是一件很漫長的事，它和做任何事一樣，不是看你一下子能跳得多高，而是看你能夠走多遠。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守住初心，沿著文學的正途，一直走下去。 （記者 肖煜 張曉華）

　　■記者手記

　　初識劉醒龍

　　1月5日，作家劉醒龍應邀做客河北文學館，有幸與他一同喝茶聊天，暢談文學與人生。

　　第一次聽説劉醒龍的名字，是在1996年，我還在河北師範學院中文系讀書。這一年，劉醒龍的中篇小説《挑擔茶葉上北京》獲得了第一屆魯迅文學獎，同期獲獎的還有鐵凝的散文《女人的白夜》、遲子建的短篇小説《霧月牛欄》和何申的中篇小説《年前年後》等。當時，中國文壇上正掀起一陣“現實主義衝擊波”，主力軍是河北文壇的“三駕馬車”何申、談歌、關仁山，劉醒龍的名字赫然在列，而且排在了“現實主義衝擊波”的最前面，儼然是一位領軍人物。

　　真正閱讀劉醒龍，是從長篇小説《天行者》開始，大山深處界嶺小學師生莊嚴的升旗儀式深深打動了我。2011年8月，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揭曉，劉醒龍的《天行者》從眾多候選作品中脫穎而出，同時獲獎的還有莫言的《蛙》和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等。9月，我去北京採訪莫言和劉震雲時，曾以媒體記者身份參加了在國家大劇院舉辦的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見到了劉醒龍，他個子不高，短髮，人長得很精神。評論家陳曉明宣讀了授獎詞，讚譽“《天行者》是獻給中國大地上默默付出的鄉村英雄的悲壯之歌”。中國作協主席鐵凝親自為劉醒龍頒獎後，劉醒龍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説：“此時此刻無望無際，生命之上詩意漫天！”

　　2016年5月，劉醒龍應評論家郭寶亮之邀到河北師範大學做了一場題為《文學：仁者無敵》的講座。那些日子裏，工作之餘我正在焦頭爛額地準備博士論文答辯，最終還是擠時間去聽了這場講座。劉醒龍以孟子的“仁者無敵”為核心，結合自己的創作經歷，尤其是新作《蟠虺》，講述了一個作家對文化血脈的傳承，以及民族精神的堅守。雖然他的小説多是現實題材，但是劉醒龍給我的印象卻是一位有著仁愛之心的傳統文化守護者。

　　前幾天，劉醒龍參加河北文學館讀書薈期間，我和同事對他進行了面對面的專訪。在談到他對閱讀和寫作、故鄉和文學、生活與時代等的理解時，劉醒龍説，一個作家要守護好自己的故鄉和文化的血脈，要用文學的眼光審視生活，書寫所置身的這個偉大時代。後來，我們去聆聽了他的講座《文學的正途》，他從“春秋大義”講到“賢良方正”，最後呼籲作家要堅定文化自信，努力塑造時代新人。講座開場之前，劉醒龍在老朋友省作協主席關仁山陪同下參觀了河北文學館，並即興揮毫潑墨，寫下“中國文氣，燕趙雄風”八個大字，向底蘊深厚的河北文壇致敬。

　　1月9日，作家張楚的微信朋友圈發了一條他寫作家阿摩司·奧茲的文章《一次相逢》，文中引用了奧茲關於寫作的一句話：“對於我而言，寫作並不是激情，與之相反，是一種強迫症。”劉醒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説道：“作家是一個清冷的職業，很多時候很難遇到知音，所以就需要有堅守精神，守住職業的底線。”（崔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