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新農村的新變化 ——評李延青《發小們的病》和《白頭兒火柴》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對作家提出了新要求，賦予了作家義不容辭的光榮使命，即要認識新時代，反映新現實，堅持與時代同行，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改革開放40年，神州大地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以農村為例，當今的農村與農民，已經不再是我們曾經熟悉的農村與農民了。無論是可見的生存環境、生活方式、人際關係、鄉風民俗，還是看不見的思想、情感、價值取向、倫理道德觀念，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新變化帶來了發展中的新矛盾。

　　李延青近期的小説《發小們的病》（載《長城》2018年第6期）和《白頭兒火柴》（載《中國作家》2017年第10期），以巧妙的構思和極具冀西山區地方特色的人物和事件，反映出當今農村在物質生活條件得到改善的同時，理想缺失和價值迷茫等日益成為新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亟待解決的難題。

　　《發小們的病》描述了村支書逢時和一些村民的理想缺失及其原因。天民和逢時是一塊長大的發小，但如今的關係卻悄然發生了變化，曾經無話不談的好友，現在變得陌生和互不理解了。這種不理解突出地表現在對村裏地塊最大、最適宜種莊稼的“八畝地”的爭奪上。

　　逢時在鯉魚川當村支書多年。他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把“八畝地”買到手，蓋一座自己的莊園。天民多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村裏，看到一片片撂荒的土地，看到昔日的綠水青山變成了光禿禿的荒山，看到村裏人情淡漠、空空蕩蕩的樣子，心裏非常難過，經常一個人坐在一個地方默默發呆落淚。他想不透將來農村會怎樣發展，是什麼樣子，但無論如何，他堅信農村不能不種莊稼。他反問：沒有莊稼的農村還是農村嗎？為此，他用全部積蓄買下了“八畝地”其中的六畝，逢時想出高價從他手裏買過來，天民就是不賣。最終，逢時因病去世，天民決定競選下一屆村支書。

　　從表面上看，逢時死於疾病，實則是被他過分膨脹了的“私欲”所害。私欲導致了短視。所以，作為鯉魚川的當家人，面對光禿禿的荒山，他考慮的不是如何恢復綠水青山，而是想方設法要在“八畝地”蓋私家莊園，即便在彌留之際，仍托“我”做天民的工作；因為私欲，他整天把自己泡在酒裏，以致得了肝癌。他不關心鯉魚川的未來，也不把鄉親們的困難和請求放在心上，所以他不能理解天民的痛苦。在他看來，天民是反常的，得了“神經病”。而村裏的輿論更是出乎所料，受譴責的不是逢時，反倒是天民，就連妻子也不理解他。有的人認為天民買地得不償失，是犯傻，是瘋了；甚至有人認為，天民是故意和逢時作對，損人不利己。

　　逢時有病而不自知，反説沒病的人有病；而天民被某些輿論所譴責，反映出一些村民和逢時一樣，在精神上存在著同樣的“病態”，其病根就是私欲和短視。

　　天民和逢時圍繞“八畝地”的爭奪，實則是兩種人生觀、價值觀、發展觀的矛盾和鬥爭。這樣的爭鬥發生在兩個要好的發小之間，也意味著舊有的人際關係正在發生新的變化。最後，小説通過逢時之死，天民即將接任村支書和他的願景，預示了鯉魚川美好的未來。

　　《白頭兒火柴》寫扶貧。這類作品不少，作者寫得不落俗套，獨出機杼。扶貧幹部了解到剛剛出獄回村的邱月晨是個出色的石匠，便主動為他聯繫好了一樁石匠活兒。邱月晨剛開始非常高興，但聽説不是他一個人幹，而是計劃建立石材廠，讓他帶著大家一起幹時，便不容分説地予以拒絕，並表示：寧願自己一個人去養豬，也不和大夥一塊幹石匠活兒。

　　原來，三年前邱月晨和同村的幾個人一起幹活兒，往返都坐他的三輪車，有一天因翻車造成一死二傷。以前發生類似事故，經過中間人説和，都是鄉里鄉親的，賠死傷者幾千塊錢也就完了。這一次，死傷者家屬依法維權，變得認錢不認人了，雖經多次説和，死者家屬仍堅持索賠幾十萬。邱月晨無力賠償而入獄，媳婦帶著小女兒改嫁他鄉。因此，邱月晨出獄回到村裏，不想見人，只想離群索居。

　　顯然，這件事傷透了邱月晨的心。這一方面表明，農民依法維權法律意識的增強，另一方面也表明，昔日重情重義的鄉風民俗變得淡漠，而化解新變化帶來的新矛盾在依靠法律手段的同時，樹立良好的鄉風民俗又是多麼重要和迫切。因此，對於扶貧工作來説，就不是單純的物質脫貧，還要精神脫貧。或者説，物質脫貧要建立在精神脫貧的基礎上。二者互為因果，缺一不可。

　　所謂“白頭兒火柴”，是一種最原始的火柴，它在任何光滑的硬物上都能劃出火來。因此，它不僅象徵著溫暖、熱情和光明，而且及時、迅捷、不受限制，扶貧工作組長由此獲得了啟發，寄託著作者對扶貧工作和農村美好未來的渴望與期盼。

　　總之，這兩篇小説儘管具體內容不同，但都涉及當今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問題，即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這種不平衡，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建設美麗鄉村和農民脫貧致富的步伐。精神與物質，二者只有協調發展，才能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封秋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