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河北｜​鄉土百工話蔚州

大德莊宅院磚雕

　　中國工藝歷史源遠流長，孕育了中國傳統民間工藝巧奪天工之美，而蔚縣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傳承著精美絕倫的百工技藝。鄉間手藝人和鄉間手工製品是傳統鄉土生活獨特而重要的標誌。

　　蔚州大地上的工藝種類、工匠行當極其豐富，既是當地勞動人民智慧和才能的結晶，也是歷史和地域的獨特産物。

　　各有秘笈的“能工巧匠”

蔚縣清代《百工圖》壁畫 （圖片由蔚縣博物館提供）

　　古老蔚州的匠人門類之全、分工之細在中國北方乃至全國都是比較突出的，涵蓋各行各業，創造了獨家秘笈，繪就了民間百味的鄉土文化，也孕育和滋養著古老的蔚州文脈。

　　自古以來，蔚州的匠人包括木匠、石匠、泥匠、銅匠、鐵匠、錫匠、畫匠、麻繩匠、加工毛皮的毛毛匠……種類數不勝數，所涉及範圍，吃穿住行、日用家擺，無所不包。各種行當還都有細緻的分類，如木匠就分為：大木行，細木行，車匠，耬匠，犁匠，做韛的韛匠，做針錐把、針葫蘆、木碗、響門的旋匠，拉籠圈的木匠，雕龍刻鳳的牙子匠等。同是石匠有做石磨、做石碾、做碌碡、刻鑿砘耠砬子、刻石碑、開鑿石條之分，就是做石磨也有做磨油、磨面、磨香、磨曲、磨豆腐、磨粉之別，並且各有各的竅門，各有各的工具。這種精細的分類也使得蔚縣的匠人歷來在技藝上精益求精。

　　蔚縣的手工藝還有著強烈的地域性、村落性和家庭性。南山林木多，於是南山腳下一帶編筐、編簍子、編籠等的編織業發達，小木貨加工的匠人特別多；西北山一帶有類似高嶺土的坩子土和豐富的煤炭，於是燒砂鍋、燒瓦盆、燒大甕、燒磚瓦等燒制業發達，燒窯匠人、捏制匠人特別多；河川區盛産白麻、葦子，於是麻繩匠、席匠等多集中在壺流河兩岸及吉家莊、白樂一帶。而當一種技藝在一個村子裏流傳開來後，幾乎就是家家效倣，就有了哪個村的什麼匠之説，如：小貫頭村的泥匠、仰莊的旋木匠、陳家澗以及黃莊一帶的席匠、南張莊的窗花匠等都遠近馳名。但每一家又都有自己的獨家秘笈，絕不外傳，如西北江的鐵匠就有“平家鐵锨王家鋤”之説。

　　昔日的蔚州，除有常年幹活的專業工匠藝人，更有大量季節性幹活的兼業工匠藝人，他們農忙下地是農民，農閒在家是匠人，形成冬工夏農的兼業生産。

　　鄉村間的小手藝人們

呂家莊皮影

　　從事手工業勞動的工匠和手藝人，在中國古代的社會分層中一直處於底層，在人們的傳統概念中似乎也並沒有給這一行業很高的社會認可，而在蔚縣的農村中，卻有句俗話叫“是藝三分高”。

　　鄉間生活的貧困和窘迫曾是早年間農民選擇從事手藝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們只能自己動手製作日常生産用具和一些必備的生活用品以盡可能地減少開銷。除此之外，還要想方設法學習一些特殊的技藝以貼補家用。

　　齊白石先生曾記述過自己早年間的學藝經歷：我母親為了開門七件事，整天地愁眉不展，祖母寧可自己餓著肚子，留了東西給我吃。我是長子，又是出了師學過手藝的人，不另想想辦法，實在看不下去。只得在晚上閒暇之時，勻出工夫，憑我一雙手，做些小巧玲瓏的玩意兒，第二天一清早，送到白石鋪街上的雜貨店裏，許了他們一點利益，托他們替我代賣。我常做的，是一種能裝旱煙也能裝水煙的煙盒子，用牛角磨光了，配著能活動開關的蓋子，用起來很方便，買的人倒也不少。

　　和華北的許多貧困農村類似，蔚縣地處冀西北的山間盆地，降水量少，十年九旱，農業收入少，難以維持生計。在這種情況下，每家每戶都想另辟一條非農業的路徑，填補農業收入的不足，賴以生存。這是蔚縣工匠多的一個重要原因。

　　雖然自古以來，中國鄉村中的家庭大都要以農為本，但為了使家業延續，子孫不致凍餓，也多要求子孫根據自己的情況，“士、農、工、商各執一業”。明代許相卿提出：“農桑本務，商賈末業，書畫醫卜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業，則富不暇為非，貧不致失節”（《許雲村貽謀》）。所以，實際上在許多農民的觀念意識中並沒有完全把“以農為本”絕對化，建立和延續家業更主要的是靠家有常業。在傳統的農業經濟中，並不是完全專一務農，各種手工業勞動和小手藝一直是農民在農閒時貼補家用兼幹的重要行當。而在整個蔚縣，這種兼業現象廣泛地存在著。

　　中國鄉村的農民在這些手工業勞動中，同樣保持著農業勞動中的兢兢業業和精耕細作，手工業中工具和裝備的原始，由工人的耐心和技巧得到了彌補。兼業使得鄉間的手藝人在鄉村內外具有了兩種不同的社會承認。比如在由文人編撰的文獻資料中，剪紙藝人或有關剪紙的內容在記述翔實的二十卷蔚縣縣誌中鮮有記載。從更大的範圍來看，在中國歷史上眾多的民間剪紙藝人中，只有明清人的筆記和地方誌中偶有記載：

　　“趙萼，嘉靖中制夾紗燈，以剡紙刻成花竹禽鳥之狀，隨輕濃暈色。溶蠟涂染，用輕綃夾之。映日則光明瑩徹，芬菲翔舞，恍在輕煙之中，與真者莫辨。”（《蘇州府志》）

　　“沈羽宸，長興縣人，寓居青鎮，善畫，裝夾紗燈尤精緻，其人物花鳥，俱有飛動之勢，名震長安。”（章銓《吳興舊聞補》）

　　“石女，張蔡公之女也，有巧思，與人接談，袖中細剪春花秋菊、細草垂楊，罔不入神。其剪制香奩，絕巧奪目，得之者珍藏焉。”（《保定府志》）

　　從事手工業勞動的工匠和手藝人，在中國古代的社會分層中一直處於底層，在人們的傳統概念中似乎也並沒有給這一行業很高的社會認可，而在蔚縣當地的農村中，卻有句俗話叫“是藝三分高”。在這裡，不管誰家請了什麼手藝人，都待之如上賓，燒茶斟水，酒飯招待。在社會交往中，手藝、匠人往往佔先。男婚女嫁，女方總願意找個有手藝的小夥子；人們有兒子，即便供不起讀書，也要勒緊腰帶，供孩子學點兒手藝，以求將來安家立命。在這些手藝人生活的鄉村，他們會得到更多的認可。

　　流動的蔚縣手藝人

泥塑作品

　　仔細審視中國的鄉土世界，鄉土與外部更為廣闊的世界從來都未曾決然地分離開來，這種對接是細密而長久的，而鄉村中的手藝人是村落中傾向於流動出去的群體之一。

　　從南到北，這些手藝人憑著一技之長，離開他們久已諳熟的故土，投奔到更遠的地方。“江蘇的興化，過去聚居著許多面人世家，其手藝數代傳承。這些藝人常常乘著自備的小船，帶著妻兒，流動到蘇南、上海、浙江、皖南一帶，以捏面人為生。其中有些藝人習慣跟隨在‘戲班船’後面跑碼頭，戲班到一處上岸唱戲，他們也上岸獻藝，故他們特別擅長捏戲劇人物。”

　　當年，那些被老北京人稱為“玩意兒”的林林總總的民間手工藝品，和形形色色靠賣藝聊以謀生的藝人，以及五花八門的特殊行業，雲集在被人們視為京都最繁華的鬧市區的前門，也擁擠在窮苦大眾底層生活的象徵地——天橋，成為老北京風情中富有特色的舊照和市井生活的一個縮影。民間工藝和工匠藝人成為這個大都市舊日寫意的重要一筆。迢迢的鄉土阡陌與都市中的街頭巷尾在民間藝人的遊走和叫賣聲中變得切近起來。而在當時，這些手藝和民間玩意兒對於鄉村和藝人來説是謀生之需，而對於都市來説，則是最為廉價的娛樂和消遣，它們提供了一條貫通兩個文化空間的路徑，鄉土和都市在這雙方面的社會需求下跨越了地域和文化的界限而得以銜接起來。

　　幾百年來，在張家口一帶一直流傳著一種説法：“凡是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蔚縣人”，還有人用鄉村俚語詼諧地説，“蔚縣人尿泡尿捏個狗哨都能賣錢”。這些雖然生活在鄉間村堡中，但終日仰仗著他們的手藝往返于壩上、口外和京津大都市中的蔚縣人頗為多見。對於這片在農業之外兼幹著多種多樣的小手工業來維持生計的村民來説，他們並沒有完全秉承金生粟死的觀念，而蔚蘿川下的這片村堡也從來都不是他們的手藝和生存的界限。

　　蔚縣周圍綿延的群山中迂迴蜿蜒著多條通達的古道。在沒有機動運輸工具的時代，這些古徑一直是華北平原與山西黃土高原、蒙古大草原間的通商要道。這些如今岑寂的古徑當年來來往往地行走著蔚州人獨特的運貨隊伍“高腳騾幫”，在以前它們是作為溝通蔚縣與外界的主要運輸工具，在鄭家莊、上蘇莊、北口等村甚至出現了擁有百匹以上的騾幫大戶。而為了供養這些來來往往跑運輸和做買賣的騾幫，沿著古徑的村堡開設的草料大店、留人小店、煎餅鋪、飯舖、豆腐房、醫藥鋪、雜貨舖等琳琅滿目。“高腳騾幫”們穿行于亂石巉岩、往返于盤陀曲徑，晝夜絡繹不絕，它們南下時運出去了草原的皮毛，蔚縣的煤炭、白麻、藥材、小米、大缸等物資；北歸時主要馱回來了花生、紅棗等雜貨，中原的小土布、棉花，山南的紅棗、柿子、核桃等山貨。蔚縣隨之成了關內外物資交流的集散中心之一，既而崛起了八大集鎮。

　　蔚縣商業歷史悠久，最早源於糧食交易。當時的代王城是代國的都城，諸族雜處，經濟發達，便開始有了糧食商號、餅鋪、粉店、油行。“農有餘粟，則以易布，女有餘帛，則以易粟”，從農業開始的商品生産和流通啟動了蔚縣當地的商業，而其發達的手工業，奠定了商業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商業的繁榮則又推動了手工業的發展壯大。

　　蔚縣傳統的小手工業總是和商業結合在一起。蔚縣歷來就有紡織、織毯、染布、餅面、豆腐、榨油、泥瓦匠、雕刻、石工書畫、銅匠、鐵匠、編織柳條等30多個行業。過去，蔚縣的商業多為私營中小型商業和小商販，數量較多。據統計，上世紀二十年代，全縣有20多種行業近700戶從業者。行業有缸行（制酒）、當行、雜貨行、鹽行、紙行（麻紙、草紙）、氈帽行、裘皮行等。其中缸行、當行、雜貨行為三大行。雜貨行分貨店、貨鋪兩種，貨鋪零售，貨店大宗批發，遠銷各地。另外，蔚縣生産加工的小木貨如杈、耙、木锨、把柄、地磨等，除滿足縣內需要外，還大批運往壩上、內蒙古等地；麻行生産加工的麻繩遠銷京津和京東一帶。

　　傳承發展的“土味”技藝

南安寺塔（圖片由蔚縣博物館提供）

　　繁榮的商業頤養出這一方水土上的安居樂業，多地域文化的交融影響著蔚縣古堡間的鄉土手工藝不斷繁榮發展。

　　直到上世紀50年代末，蔚縣工業幾乎全部是傳統的手工業，門類比較齊全，遍佈全縣。這些小型商業大部分是夫妻店、父子店和個人經營的小門小店，有的就地取材，加工出售；有的轉手倒賣，取得利潤。規模更小一些的還有四鄉八鎮上的各種流動攤點：蕎面饸饹、黃糕肉菜、甜糊糊、土豆粉皮、豆腐幹、糖大餅、糖麻葉兒、日用小百貨、籠籮等。

　　蔚縣商業的異常廣泛和活躍,帶動了蔚縣廟會和集市貿易活動的繁榮。舊日，蔚縣有村就有廟，據説有70余種之多。因此，除農曆八月秋收大忙季節以外，基本月月有廟會，這些廟會的會期少則一天，多則十五天。除了廟會以外蔚縣差不多日日有集。這些頻繁的廟會和集日成為蔚縣商貿最活躍的景象，會場和集市上日用百貨、食品攤點生意興隆，各種手藝人也在那時趕著出售他們的製品。

　　壺流河兩岸濃厚的商業氛圍，使得蔚縣人比一般鄉土中的村民具有更多的商業觀念，眼光也經常會觸及到鄉土之外。民國年間，蔚縣城內有名的經營京廣雜貨的“福恒永”“同德厚”“恒升義”，經營棉布綢緞的“文泰錦”“枝祥益”“巨義隆”等都跟外面做著零售和批發的生意。當年，僅蔚縣城內的毛皮商號就達百餘家，這些被當地人稱為“毛毛匠”的從事毛皮行業的人多達半個城。一批又一批技術精湛的毛皮匠人被張家口的大商號聘請去當了經理、案頭（皮貨裁剪技術員），在張家口近八百家從事毛皮行業的人員中，有近兩萬是蔚縣人。蔚縣下平油村田旺高開設的“謙生義”皮號，從咸豐年間一直經營下來，蔚縣許多村鎮都有謙生義作坊，生産的羔皮八成銷往山東。當年，濟南皮貨商們很多非謙生義貨不買；“德巨生”皮號生産的皮襖、皮褲、皮坎肩等一直都是撫順、大連、庫倫、恰克圖的搶手貨；而“逯元昌”皮號生産的鼠皮、紅狐皮、白狐皮、沙狐皮、黃鼬皮等細皮貨甚至一直遠銷到了歐美。

　　受商業觀念的浸染，各種民間手工藝很快就會被當地的商業意識所同化，融入經常性的商業活動中。費孝通先生曾經談到手藝人的商業行為，在商品經濟觀念較發達的南方溫州地區，手藝人籌劃生計的意識更為主動，石刻、竹編、彈花、箍桶、裁縫、理髮、廚師等百工手藝人和挑擔賣糖、賣小百貨的生意郎週游各地，掙錢回鄉，養家立業。這些漂泊異鄉的手藝人和商販同居家耕地的農家女相結合，就是藝商和農業的結合。本土的社會生活的狀況影響著手藝人的製作行為和製品的屬性，使這些民間手工藝品具有了商業性質，而手藝人本身也具有了一重商人的身份。

　　備物致用、物盡其用成為傳統鄉村社會經濟生活的一個共同特點和支持鄉間小手藝人與小型作坊長期存在的基礎。就像蔚縣的手藝人所經營的形形色色的小經濟一樣，都是就地取材，利用了當地最為廉價的原料。比如南張莊的剪紙、鄭家窯的陶瓷、白河東的砂器、辛莊和西窯頭的花盆、蔚縣城紙店頭侯氏製作的抄紙簾子、祁家皂的泥彩塑、佘家堡的柳編業等，所有這些在蔚縣有名氣的手工藝所用的無非是紙張、礦物、膠泥土、竹條、馬尾、河柳等最低廉的原料，加工時所用的工具和設備也很簡單，而且大多是由他們自己來製作的。他們用細緻的工序和工藝流程盡可能多地容納村堡中閒散的勞動力，生産出精美的手工藝品將其銷售到更遠的地方，支撐起他們日常的生活。

　　在蔚縣的村堡裏，手藝人們的商業觀念中不自覺地恪守和延續著傳統農業生産觀念和經濟倫理，手藝人的經濟行為通常是自發的和不充分的，他們的商業活動受鄉土觀念的濡染總是帶有農事文化的烙印和小農經濟相對保守的一面。他們中的大多數，特別是真正生活在村堡中的也不大願意舍家撇口地去外地經營。但是他們和自己的祖輩不同，他們也許不清楚自己所製作的東西代表著什麼意思，但是只要是市場需要的，他們就會去做。在這裡，民藝與經濟融合，手工藝品的屬性也相應地摻雜進商品的因素，更經常地喬遷到了城市和更遙遠的域外。手藝人往往是農民、小手工業者和小商人三種身份兼有，而其産品既是民間手工藝術品的同時也成為一種尚能謀利的商品。

　　繁榮的商業頤養出這一方水土上的安居樂業，多地域文化的交融影響著蔚縣古堡間的鄉土手工藝不斷繁榮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