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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原歌劇周綜述——兼論戴玉強的歌劇情懷與地方高校歌劇實踐的路徑選擇
2026-10-27 10:12:33來源: 大象新聞編輯: 蔣碩責編: 蔣碩

  2026年10月6日至24日,第二屆中原歌劇周在河南藝術中心舉行。作為2026中國(鄭州)黃河文化月重點文化活動,本屆歌劇周由河南省文化和旅遊廳指導,鄭州大學與中共鄭州市委宣傳部主辦。在首屆六部劇目的基礎上,本屆擴容至七部中外經典:《江姐》《野火春風鬥古城》兩部紅色民族歌劇,與《費加羅的婚禮》《愛的甘醇》《賈尼·斯基基》《鄉村騎士》《圖蘭朵》五部西方經典,以交響清唱劇《江姐》啟幕,以普契尼《圖蘭朵》四場連演壓軸收官。

  在一個中部省會城市,以地方高校為支點連續兩年批量呈現全本歌劇,已構成中國歌劇生態中一處不可忽略的區域性樣本。而貫穿這臺樣本的深層線索,並非某一部戲的成敗,而是一套尚在成型中的生產機制——它試圖回答的核心命題是:歌劇在一個缺乏職業歌劇院傳統的城市裏,能否從“被引進的事件”轉化為“可自我再生產的地方實踐”。

  一、藝術總監作為生產機制的設計者:從“精品邏輯”到“可持續邏輯”

  理解第二屆中原歌劇周,首先需要解構戴玉強在這一場域中的角色。從帕瓦羅蒂認可的中國弟子、到鄭州大學音樂學院院長、中原歌劇周的實際操盤者,他把自己二十餘年一線歌劇院積累的聲音經驗、劇目記憶與行業網絡,整體下沉到中原高等音樂教育的現場。但他所做的事情,本質上不是“把北京的作法搬到鄭州”,而是基於鄭州的約束條件,重新設計一套歌劇生產流程。

  這套流程的核心邏輯,戴玉強本人有過清晰的表述:“這不是摳門,而是要探索一種低成本、高標準的可持續模式”。百餘套禮服跑遍婚紗城、尋訪小裁縫改制,替代動輒萬元一套的定制戲服;《黨的女兒》布景僅用1300元完成;裝臺綵排時間從一週壓縮到兩天。在慣常的歌劇經濟學中,這些數字近乎不可思議,但其目標函數並不落在單部製作的“體面”上,而落在班底的可持續性上:排演經典的核心目的是借經典練兵,為中原攢下一支能反復進入歌劇生產流程的隊伍。他甚至坦然承認現場藝術的“缺憾之美”——那些因臨場狀態留下的微小毛邊,恰是真人演唱不可替代的生命力所在。這種對“不完美”的制度性容納,恰恰是教學型歌劇生產區別於職業歌劇院“精品邏輯”的關鍵所在。

  四條策劃細則可以看作這一邏輯的操作化表達:其一,打通院校、院團與城市文旅,把歌劇嵌進黃河文化月的城市議程;其二,以“簡約舞美、本土人才”倒逼教學鏈與演出鏈咬合;其三,用紅色經典與西方經典並置,鋪設從本土敘事到國際語匯的審美梯度;其四,以一部高難度西方經典作為壓軸,檢驗本土樂團、合唱團與青年聲部的綜合上限。前三條分散落實于七部劇目,第四條則全部壓在《圖蘭朵》身上。這套設計是否成功,不取決於某一部戲是否“好看”,而取決於它是否在每一次排演中留下了可復用的人與技術。

  二、七部劇目的梯度排布:教學意圖與導演美學的互文

  七部劇目的排布拒絕拼盤邏輯,其形式梯度的安排本身即包含深刻的教學意圖。

  《江姐》以交響清唱劇開場,由河南理工大學音樂學院出品,金曼擔任導演、戴玉強任藝術指導,牛闖擔任指揮。金曼本身就是交響清唱劇《江姐》形式的創編者,她的導演工作在此處不是“排戲”,而是守住清唱劇的美學邊界:剝離舞臺調度,將聽覺重心逼回聲樂線條與樂隊織體。張偉芳的演繹在清唱劇的克制框架內呈現出一種“去戲劇化”的聲樂説服力——她的江姐不依賴肢體敘事,而是以氣息的連貫與音色的明暗變化完成人物塑造,這恰恰是清唱劇形式對聲樂演員最苛刻的考驗。劉燕的演唱風格跟張偉芳有所不同,有自己對人物的理解和追求,同樣受到觀眾的認可。

  緊隨其後的《野火春風鬥古城》由河南藝術職業學院音樂學院完整製作,程桂蘭擔任總導演。面對“零基礎”的師生,她的導演策略以結構性拆解為主:將全劇拆為可分段排練的戲劇單元,在保留民族歌劇敘事骨架的前提下,把表演難度逐層分配給青年教師與學生群戲。王園園是一位有經驗的優秀歌劇演員,在9日晚場飾演金環,其“冷”的處理與張慶果日場的“熱”形成有意的對照——在同一個製作內部,導演允許不同演員對同一角色做出互不覆蓋的詮釋,這在教學型歌劇生產中是一種值得注意的開放性。

  《費加羅的婚禮》由鄭州西亞斯學院獨立排演,吳靈芬擔任指揮,常磊擔任導演並出演費加羅。他的處理把莫扎特喜劇的節奏感放在首位,不追求視覺奇觀,而是讓師生在“對話—重唱— ensemble”的連續流動中找到古典歌劇的呼吸。這一選擇對非職業化的學生樂團與演員是明智的:莫扎特的音樂本身就具有極強的戲劇自足性,過度導演反而會暴露表演經驗的不足。

  《愛的甘醇》由平頂山學院與鄭州大學音樂學院以“兩晚換卡司、樂隊不變”的方式完成。導演杜昂的理念可以概括為“小劇場感、大音樂性”——他不以大型調度填充舞臺,而是把表演重心放在演員之間的聽覺互動與反應節奏上,讓青年演員先學會“把人立住、把唱説清楚”。田光浩在兩場演出中的核心貢獻在於對室內樂編制的聲音管理:沒有銅管撐持厚度,他以精準的起拍與左手對弦樂揉弦分量的控制,避免了織體的“薄化”,並在重唱段落中以極小的動作幅度理清聲部層次。黃小萌、董荻、田吉浩、何莎莎、李冰、張祖豪等眾多演員圓滿完成了二度創作任務,專家和觀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賈尼·斯基基》與《鄉村騎士》沿用國際通行的“雙短劇拼臺”模式。趙朗旭在《賈尼·斯基基》中的導演意義,在於把普契尼喜歌劇的時間感還原為舞臺節奏:獨幕喜歌劇的喜劇性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臺詞與音樂的咬合精度,導演必須在極有限的排練週期內讓演員建立起“説與唱之間無縫過渡”的身體記憶。而在《鄉村騎士》中,薛皓垠兼任導演與主演,其獨特價值不在於“名角挂帥”,而在於把真實主義歌劇最核心的表演語法——在極短的時間內以聲音完成情感的極端轉折——作為可直接傳遞的經驗交給青年合作者。朱思穎的桑圖紮在“可知他尚未歸來”與終場絕望之間的層次推進,顯示出這種“以演帶教”在具體角色上的可觀察效果。

  三、《圖蘭朵》與輪換制:壓軸大戲作為制度檢驗的試金石

  整條梯度的最重一端,留給了10月22日至24日連演四場的《圖蘭朵》。這部紀念首演百年的製作由鄭州大學音樂學院出品,吳吟擔任導演,田光浩執棒,集結鄭州愛樂樂團、蘭州音樂廳合唱團與河南保利童聲合唱團協同演繹。選擇《圖蘭朵》收官本身就是戴玉強式的宣言:不能用“學生習作”收尾,必須用一部能對標職業歌劇院壓力測試的劇目,讓年輕演員看見天花板的位置。

  吳吟的導演處理是這部製作最具分析價值的部分之一。作為擁有羅馬國立音樂學院與弗羅西諾內國立音樂學院雙碩士背景、師從陳薪伊的國家大劇院駐院導演,她沒有把《圖蘭朵》做成東方符號的展銷,而是把調度重心放在圖蘭朵的冷酷心理與卡拉伕的執念之間的空間對抗上。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對普契尼遺稿的處理:這一版將敘事視角落在柳兒與鐵木兒身上,劇情停在柳兒犧牲處以大合唱收束,不進入通常的續寫結局;同時把雲雷紋等河南出土文物元素融入舞臺布景,使“東方”從異域想像回落為可與中原文脈對接的視覺語匯。

  演員陣容的A/B/C三組輪換制,是戴玉強“以戲帶人”制度設計中最具結構性意義的一環。圖蘭朵由張鈺、劉芳菲、衣麗沙分飾,卡拉伕由薛皓垠、卓力太、郭海陽分飾,柳兒由戴梓伊、姚麗、腦明格日樂分飾。薛皓垠的卡拉伕提供了金屬音色與戲劇爆發的職業尺規,而卓力太、郭海陽在同一角色上的對照場次,等於在真實演出壓力下完成了一次無遮掩的“職業參照校準”。

  戴梓伊的柳兒需要被放在這一制度框架內理解,而非放置在“戴玉強之女”的標簽下討論。三組輪換意味著每一位柳兒都承擔獨立場次,面對同一支樂隊、同一位指揮、同一套導演調度,沒有“A角遮蔽”,也沒有“拼盤式分配”。戴梓伊對柳兒的處理,其可辨識之處在於一種內向化的聲音建築:她不把“主人,請聽我説”唱成外放的悲情陳述,而是在弱聲的線性控制中逐步積累張力,使柳兒的“沉默的愛”獲得一種近乎室內樂式的 intimate 尺度。這種能力無法由血緣傳遞,只能由長期的聲樂訓練與舞臺判斷累積而成。輪換制恰恰提供了檢驗這種能力的制度條件:同一角色被三位演員以不同方式完成,觀眾與評論者可以在比較中辨認出每一位演員的獨立藝術人格。戴梓伊在《圖蘭朵》之外還參與了本屆歌劇周的其他劇目,這種跨劇目的工作量本身也説明,她在這一生產機制中的位置是由可核驗的舞臺產出來定義的,而非身份。在這個意義上,輪換制對戴梓伊的意義,遠大於對任何一位外請職業歌唱家的意義:它把一個可能被輿論簡化的個體,還原為一個可以被專業標準直接丈量的歌劇演員。

  四、機制創新與不可回避的限度:從“臨床實習”到“制度記憶”

  本屆歌劇周在機制上最誠實的面向,是它沒有把“地方高校做歌劇”包裝成一種自足的替代方案。河南理工大學、平頂山學院、河南藝術職業學院、鄭州西亞斯學院分別獨立擔綱一部劇目,鄭州大學、中國音樂學院、蘭州大劇院交響樂團與合唱團以聯合出品或整建制加盟嵌入,多校分工、跨省協作的網狀結構已經成型。戴玉強稱之為“藝術互助平臺”:各院校量力而行,有主演上主演,短板由平臺補齊。《愛的甘醇》兩晚換角是最具教學誠意的微觀樣本:10日主演全部來自平頂山學院,11日主角換為鄭州大學教師,合唱與學生群眾角色保持不變。這種排布模擬了職業歌劇院真實的角色層級,讓學生獲得的不是籠統的“登臺光榮感”,而是對歌劇生產鏈中自身坐標的具體認知。

  但限度同樣分明。戴玉強本人清醒劃定過時間尺度:一個成熟歌劇演員需要至少十年以上的專業打磨;歌劇周每年十余天的集中展演,解決的是“敢上臺、懂配合、認總譜”,不是替代系統性的聲音技術、語言風格與體力分配訓練。把它稱作歌劇教育的“臨床實習”是準確的;若誤認它是完整的人才培養方案,則會反過來傷害平臺的信譽。

  更深的限度在於制度記憶的保存:當前的劇目規劃、外請主創對接、校際分工仍高度依託戴玉強個人的行業動員力。一個以個人網絡為樞紐的生產機制,在其啟動階段具有無可替代的效率,但它也天然地面臨代際交接時的斷檔風險。第二屆中原歌劇周真正需要證明的,不是“今年比去年多了一部戲”,而是那些在第一屆中登臺的年輕聲音、那些在排練廳裏被糾正的指揮手勢、那些在導演工作臺本上被標注的調度選擇,是否正在沉澱為可追溯、可辯論、可迭代的專業檔案。

  五、可持續性與“鄭州歌劇之都”的制度條件:從“事件”到“基礎設施”

  本屆歌劇周已經證明了三件不容易的事:高雅藝術在票價控制在60元至280元區間、輔以線上直播的情況下,依然能在鄭州形成穩定的青年入場流;地方高校網絡已具備獨立承擔全本歌劇創排的分佈式能力;《圖蘭朵》模式——職業級導演+職業指揮+三組輪換卡司+本土聯合樂團合唱——為中部地區提供了一套可復用的壓軸大戲生產模板。但“鄭州歌劇之都”如果僅僅停留于每年一屆的集中展演,它仍然是一個事件,而不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基礎設施。

  戴玉強對此有明確的判斷:“政府支持是種子,我們要讓種子長出莊稼”。這句話的學術含義在於,歌劇生產在中國的區域城市中尚不具備完全的市場自生能力,政府的種子資金承擔的是啟動成本與風險兜底的功能,而非永久性的全額供養。鄭州市已于2025年11月施行《鄭州市演藝賽事經濟高品質發展獎勵政策》,對引進大型演出項目最高獎補300萬元,並持續推進“30—50元看大戲”的惠民票價機制。這些政策為歌劇周的可持續性提供了基礎性的制度土壤,但“種子長出莊稼”還需要另一條腿:社會力量的加盟不能停留在“贊助”層面,而需要進入生產鏈條。河南保利藝術中心總經理王笑語所描述的“從學生到演員再到實現商業價值”的鏈條,以及“讓外來遊客晚上看歌劇、白天遊鄭州”的文旅耦合設想,指向的正是這一方向。歌劇周與鄭州旅遊的深度結合、企業以聯合製作而非單純冠名的方式進入劇目孵化、本地媒體與學術機構共建評論與檔案系統,都是將“事件”轉化為“基礎設施”的可操作路徑。

  在此意義上,三條建設性建言均非苛責,而是順著已經打開的勢能推進一步。第一,把個人網絡轉化為常設機構。 宜以鄭州大學音樂學院為母體,設立中原歌劇周常設製作辦公室,將聯合出品協議從“一年一簽”升級為三年劇目滾動規劃,鎖定樂團、合唱團、舞美技術團隊的輪換義務,使製作能力在制度層面而非個人層面積累。第二,將輪換制固化為年度壓軸制度。 每年提前數月鎖定一部高難度西方經典或原創歌劇作為收官製作,強制實行主演輪換、指揮—導演駐團排練制,並配套公開綵排與樂池開放日,把“同一角色的不同詮釋”變成可觀察、可討論的教學現場。第三,啟動歌劇周文獻檔案與批評共建。 系統留存節目冊、排練錄影、指揮手勢筆記、導演工作臺本與跨校復盤紀要,邀請音樂學者與評論人撰寫現場批評而非僅發佈新聞通稿。一座歌劇之城真正的硬度,不來自某屆演了多少部戲,而來自它是否積累了可供下一代從業者閱讀、質疑和超越的專業記憶。

  結語:

  第二屆中原歌劇周不需要交出一份均勻完美的成績單。有的夜晚,樂隊平衡已逼近職業歌劇院水準;有的夜晚,學生製作的聲部縫隙仍清晰可辨。但這種不均勻恰恰是它最值得被持續追蹤的理由,因為它暴露的是真實的生產條件,而不是被修飾過的文化政績。戴玉強用兩年時間在中原大地上推進的,不是“讓鄭州年年有歌劇看”這樣一個消費性目標,而是一個更艱難的制度性命題:歌劇能否在一個沒有職業歌劇院傳統的城市裏,長出屬於自己的排練倫理、聽覺標準和代際傳遞方式。

  從《江姐》的第一聲清唱到《圖蘭朵》黎明時分那句,中原歌劇周正在從“把戲演出來”的興奮期,緩慢而紮實地走入“把生產鏈條搭起來”的成年期。這條路能否走通,不取決於下一屆再加幾部戲,而取決於今天這批在輪換制中被獨立檢驗的年輕聲音、在雙短劇拼台中學會聽彼此氣口的青年樂手、在導演工作臺本上留下過自己判斷的助理導演,會不會在十年之後,不再需要“戴玉強”這個樞紐,也能讓一部歌劇在鄭州被生產出來。

  一座歌劇之都的最終標誌,從來不是它上演過什麼,而是看它能不能有可持續性的延伸,有不同題材劇目的拓展,有原創劇目的生產。希望第三屆中原歌劇周真正融入到鄭州黃河文化月的活動之中,讓這顆新興的歌劇明珠更加星光燦爛。(文 李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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