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怎樣全面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共建共治共享， 打造社會治理新格局

泰州2017年投入一千多萬元對城市老舊小區開展“微治理”，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環境。圖為記者航拍的“微治理”後的老小區。 新華報業全媒體記者 吳俊 攝

　　政府工作報告把“全面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作為2018年要抓好的九個方面重點工作之一，並提出“著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提高社會治理現代化水準”。

　　如何做到共建共治共享？代表委員們展開熱烈討論。

　　堅持黨建引領，推動共治共享

　　鹽城市亭湖區五星街道五星村黨委書記孫維亞，是來自基層的省人大代表。他深有體會地説，提高農村治理現代化水準，必須堅持融合發展、共建共享共治。在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同時，五星村始終高度關注民生事業發展，加快補齊農村居民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短板，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和共同繁榮。

　　“黨建引領，是推動共建共享共治的關鍵所在。”孫維亞告訴記者，近年來，五星村牢固樹立“圍繞發展抓黨建、抓好黨建促發展”的理念，通過籌建“書記工作室”、創立“五星工作法”、打造“黨建示範點”等措施，在提升黨建工作的同時，全力推動共創共享共有共富發展。率先實行失地保障、醫療統籌費用村集體統一繳納和口糧免費等20多項福利制度，每年籌措800多萬元資金專項用於福利支出，把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村居民。

　　江蘇省人大代表、鹽城第一人民醫院副院長查文章説，建立共治共享共建的社會治理格局，減少醫患糾紛，最重要的是醫院要提高服務能力和品質，改善服務態度。同時，建立暢通、透明的處理渠道，對醫療當事人、醫療流程進行專業的評估，並主動向患者家屬和社會公開。出現“醫鬧”情況時，衛生、公安、司法等相關部門要協同參與處置，避免影響正常的醫療秩序。

　　在社會治理領域，運用大數據提升社會治理的智慧化、專業化已是大勢所趨。民革江蘇省委的提案提出，大數據的開放精準運用，必定會將社會引向共治共享，但也需突破“數據孤島”。因此，提案建議，完善大數據基礎建設，由政府、市場和社會多主體共同敦促大數據的開放共享；深入挖掘大數據，多方低成本使用大數據庫及分析成果來推進社會治理；全面提升共治共享意識，助力社會治理能力升級。

　　治理重心下移，夯實平安穩定根基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需要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江蘇省人大代表、鹽城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王巧全説，鹽城警方全力打造一支沉得下、留得住、扎得深的專職化社區民警隊伍。2017年初，鹽城警方在全市部署社區警務改革，力量下沉、陣地前移，把警務服務向社區延伸、向百姓靠攏。933名片警沉入899個警區，成為基層平安的“壓艙石”。同時，做精做細網格化社會治理，把服務做到百姓最需要的地方。

　　主要矛盾發生新變化，社會治理如何應對？王巧全表示，要堅持系統化思維，以問題導向為基點，馳而不息推進公安改革。以110指揮中心為龍頭，在鹽城全域推行一個接警區改革，實現資源更加集約、指揮更加扁平、處置更加高效。以社區警務服務中心為牽引，實施“梳網清格”為載體的區域善治，深度融入網格化服務管理體系，把派出所打造成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指揮部、安保部，把城鄉社區建設成社會治理的基礎平臺，夯實平安穩定根基。

　　泰州市姜堰區把全區劃分成1047個網格，選聘1941名網格員，把17個政府部門的30項社會服務管理職能納入網格管理。在矛盾糾紛化解方面，關注群眾的利益、願望和情緒，人民調解組織覆蓋所有城鄉社區，專業調解覆蓋19個矛盾易發領域。同時，還向城鄉居民提供公共法律服務，獲得這項服務農村居民只要1小時，城市居民只要半小時。

　　江蘇省人大代表、泰州市姜堰區委書記、區長李文飆説，當前，城鄉社區管轄範圍不均衡、管理力量薄弱、權責不清晰等問題較為突出，不少基層工作者反映，基層人少事多，出力不討好。他建議，省級層面及時總結社會治理的創新經驗，以供各地借鑒。社會治理經驗來源於基層，必須探索其在更大範圍的應用價值。

　　突破瓶頸，扶持社會組織“扛大梁”

　　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道路上，如何發揮社會組織作用，來自基層社區的實踐不容忽視。江蘇省人大代表、連雲港市連雲區墟溝街道南巷社區黨委書記秦泗花介紹説，南巷社區近年匯聚社區服務力量，提升社區治理水準。“我們打造全區首家社區黨群工作站，強化共聯共建，實現資源共享。與區消防大隊、建港實業公司等9家單位聯席召開共建會議，為社區發展獻計獻策、協調資金。”

　　南巷社區引進的“海之夢”社區大學、“好鄰居調解隊”等11家社會組織，促進社區和諧發展。這些社會組織是公益性的，它們需要項目啟動資金的支持，期待政府能對其給予更多支持，調動更多力量參與社區工作。

　　江蘇省政協委員、南京市婦聯副主席魏群提交了“關於加大對服務類社會組織扶持力度”的提案。她發現，由於面向社區、家庭的社會組織發展時間較短，還存在著法規制度滯後、管理體制不健全、支持引導力度不夠、自身能力建設不足等問題。建議加大對服務型社會組織的扶持力度，尤其在專職社工、稅收等方面給予幫扶。當具體社會組織遇到困難、遭遇瓶頸期時，政府可考慮購買崗位，助力它們渡過難關，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