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秦文華長期在外語教學與研究領域深耕。她的學術論文《帕金斯·馬什的環境書寫與<人類與自然>的倫理反思》在圈內産生了較大反響。近日,顧蘇蘇就此專訪秦文華。
秦文華坦言,自己從語言教學到文化分享,再到環保議題的思考與寫作,一是基於讀書興趣、個人性情以及職業、志業的自然發展,二來的確是新時代背景下作為大學教師和人文社科工作者的一種新選擇和新思考,更是與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目標相契合。
AI時代外語教學與研究的新挑戰、新思考
顧蘇蘇:您能談談您這篇論文的撰寫背景和動因嗎?
秦文華:我的學業和從教背景有些複雜,並非高考後的專業一條線走到底,但也沒那麼曲折。在中學當了8年外語老師後,辭職考研,一路讀到博士畢業,再到博士後的文明史和環保史研究,深感學習一門外語的樂趣和價值。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我們外語學習者有幸經由語言獲得更多、更廣的信息,掌握與我們自己的母語迥然不同的知識,重要的是,了解了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下人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歷史淵源以及由之而來的對政治、經濟、自然地理以及環境保護的反思和鏡鑒。
我個人體會是,學習語言不僅僅是掌握了一個工具,而是有助於拓展思維方式。雖説人和猴子的區別之一是人更會使用工具,但正如帕斯卡爾所言,人是一棵會思想的蘆葦。人與其他動物最大的區別也是最大的優勢是會思考。近幾年,AI的迅猛發展,對外語學科的挑戰不可謂不大,而我作為資深英語學習者,經常和學生説的是,無論機器的發展多麼迅速、給人類帶來多大的便利和幫助,或者在某些方面,其效率、容量以及超強的計算能力都超越了人類個體的大腦,但人還是不能將自己的情感、思想和主體性全部讓渡給機器。當然,一味排斥或否認AI對人類的巨大幫助也是會落後於時代的,而説到底,AI仍然是人類智慧的産物。
我們必須面對AI時代的挑戰。作為英語學科的一名教師和研究者,我十多年前從翻譯轉向西方文明史以及環保研究,主要是出於自身的研究興味,倒不是為了規避當下AI技術對外語和翻譯行業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洗牌式衝擊。這也是某種因緣際會。我在我的博士後導師、美國文明史大家錢滿素老師的引領下,通過閱讀,思考與我們相異的文明,找到了將外語研究、文明史研究以及當下生態文明建設結合起來的新思路。我感到很有價值和意義。這也是這篇文章的寫作緣起和個人背景使然吧!
馬什的環境書寫與我們的生態文明建設
顧蘇蘇:那麼您能給我們青少年讀者談談這篇論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內容嗎?
秦文華:帕金斯·馬什的《人類與自然,被人類行為改觀的自然地理》(以下簡稱為《人類與自然》)與一個世紀後出版的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是美國環保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兩部著作,共同構建了美國環保思想的 “雙螺旋”。
帕金斯·馬什(1801-1882) 攝影 秦文華
我的論文首先扼要介紹了馬什環境書寫的歷史背景以及書中折射出的環境倫理思考;其次針對“人定勝天”思維的局限性,進一步進行倫理反思,提醒讀者“尊重環境倫理,適度禮讓環境,與‘非人類’的萬事萬物成為不再有疏離感的夥伴”,並提請全人類以“合作共贏的姿態和遠見共同關注人與環境的和諧共處”。文章就此繼續推進,呼籲人們再度閱讀並重視馬什一百多年前的環境警示和呼籲,並從“倫理選擇”這一角度,強調“人”這一要素的重要性,畢竟人類文明史的發展,乃至政治經濟政策的思考和制定、開展和實施,都離不開“人”這一主體,而對人類社會生活和公民責任等方面的思考,能彌補光憑技術這一工具所達不到的效果。
顧蘇蘇:我國讀者可能對蕾切爾·卡森和她的作品《寂靜的森林》更熟悉,而對帕金斯·馬什了解得不多,您為什麼選擇馬什和《人類與自然》作為研究對象?
秦文華:馬什被譽為“美國資源保護運動的先知”。這位一百多年前的先人于1801年出生在佛蒙特。他的父親曾當過聯邦政府眾議院議員,而他自己則集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自然主義者、資源保護主義者、國會議員、律師、大學講師、語言學家、詞典編篡學家、考古愛好者、資深外交官等於一身。顯然,他具備了多樣化的才能、豐富的經歷,而他對後世環保運動的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于內,馬什見證了內戰前的美國、南北戰爭、戰後重建、資本主義快速發展、城市化、工業化、環境惡化等國家歷程;于外,馬什則見證了土耳其重建、中東事件、意大利統一等國際大事件。1861年,馬什被當時的總統林肯派往意大利擔任大使。1882年,馬什在任上去世,落葬于羅馬的新教徒墓地。
馬什終其一身都在為各項或民間或學術或官方的事務而忙碌。他的經歷堪稱勵志——從多才多藝、富有預見的門外漢轉變成訓練有素、享譽全球的知識精英。在《人類與自然》這部論及環境史、資源保護以及環境倫理的著作中,馬什以敏銳的心智審視了人類行為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同時進行了富有洞察力的反思。一方面,馬什指出,人類的行為已經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地球的肌理,破壞了地球的環境和生態;另一方面,人類在背負這一罪責的同時,又不可避免地要承擔起保護且與之共存的責任。
作為全球環保浪潮的先行者,馬什將人類文明的命運放在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中進行考察,對環境品質的急劇下降深感憂慮。他提醒人們,即便是地廣人稀的新大陸,佔有地利,但自歐洲人拓荒以來,橫徵濫砍導致了新大陸地表的急劇改觀,如果美國人繼續以破壞性的方式損害自然環境,那麼“美利堅民族有可能成為毀壞地球生態的罪魁禍首”,“最終,不但美國的繁榮會失去依託和前景,整個人類的文明都會衰落”。
馬什不但通過環境書寫關注資源保護問題,同時指出環境惡化的成因,而且提出諸多改良方案,並積極投入到森林再造、水土保持、土壤維護、環境保護的實際行動中。他還參與好幾個學會和博物館的建立和管理,並親力親為在漁業和灌溉領域服務。在涉及軍事科學、物理學、藝術、雕刻、建築等具體門類的工作方面,他也成就斐然。有評論家指出,馬什在那個年代就通過自己的作品和實踐活動為其時的人們提供了某種真實意義上的現代化思維,就其環境書寫所提供的觀察和思考世界的方式以及所體現出的洞察力和反思能力而言,馬什可以與達爾文媲美。
馬什佛蒙特的出生地現在成了國家公園,這個國家公園從立項建立到維護至今,客觀地見證了美國的資源保護歷程。現在看來,馬什所預言的凶兆很多已不幸成為現實,後來的環境災難紛紛驗證了馬什的擔憂。由此可見,他的作品所帶來的啟發性意義是廣泛而深遠的。回顧美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及至後來的諸多環境議題,大多數都已經在馬什的書中提出過,而很多有關資源保護的論述都會從馬什那裏尋找資源。
作為一個對美國環保運動發端和發展有著重大影響力的人物,馬什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豐富的可供歷史性回顧和當下現實性觀照的例子。我認為,即便是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馬什及其思想和作品仍然值得研究。反觀當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如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平衡經濟發展需要以及合理利用、有序開發自然資源,這些都是迫切的現實問題。我也希望通過馬什及其環境書寫的研究,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作出些許努力。
書齋讀寫與現實關懷
顧蘇蘇:您在這篇文章中提到馬什的倫理警示:“大自然死亡了,人類離文明的滅絕還會遠嗎?”這句話聽來振聾發聵,您能具體談談您作為大學教師,在課堂教學和科研寫作中,如何結合學術研究與社會現實?
秦文華:這個問題問得好。事實上,在初讀馬什和他的環境寫作時,我恰恰就是被馬什的這句話深深觸動,或者説是被震撼了。《人類與自然》出版之際,正逢美國內戰,人們的關注點更多地是放在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問題,而非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係。就馬什對環境倫理的重視而言,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先行者。《人類與自然》是一部“既解釋了過去又預見到未來”的作品。值得關注的是,馬什提醒的雖然是美國人,但其思想屬於全人類,促使美國人和其他所有民族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
我的老本行是外語專業,但我一直強調的是,學外語不能只滿足於工具性思維,而是要將眼界拓展到更深、更廣的領域,彰顯學術研究的現實關懷。我的研究融合了外語、歷史、文學、倫理學,從學術研究而言可能算是某種範式創新吧!文人終究是坐言居多,起行偏少。做馬什研究,起初只能是落在文字,但文字對個人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影響不可謂不大。“歷史學家的使命不是鑽故紙堆,而是要為當下服務。”我本人曾深受梭羅這句話的影響,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方式幫助學生或讀者穿越歷史維度,從文本的字裏行間尋找生態智慧,從而回應時代命題。
我們當下重讀馬什的《人類與自然》,不僅是一種學術思考,也是對現代發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也就是説,生態文明建設不僅是技術與制度的革新,更是一場思想與文化的改進。我相信,從文學倫理學的角度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係,會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益的理論借鑒。我也期待我和我的同行們所做的努力,對環保理念孕育與普及、政策與法律法規制定、生態文明思想傳播都能有所裨益。
顧蘇蘇:最後,能請您對我們青少年讀者説幾句話嗎?
秦文華:馬什曾引用過梭羅的一句話:“文學之書終有一日會腐爛消失不見,但其孕育的知識土壤永遠豐腴。”我首先將這句話分享給讀者。
在國內更廣為人知的是梭羅和他的《瓦爾登湖》。梭羅崇尚自願簡單、歸隱山林的桃源理念和生活實踐,但當代人在當代環境中很難做到梭羅那樣,能少“卷”一點都已經算奢侈,或者説是“超脫”了。梭羅的理念和做法在當時美國的工業化進程中,是個另類。馬什身上也兼具了梭羅式的浪漫色彩和超驗主義自然觀。他所觀察到的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皆有生命的靈性。當馬什向橡樹表達敬意,並賦予橡樹以“人”之高貴的屬性的時候,可能也會被周圍人看成是個另類吧?
瓦爾登湖畔梭羅舊屋遺址(2012年) 攝影 秦文華
馬什幼年時期,他的家鄉環境近乎原始,他得以直接觸碰和感知鮮活的大自然,而他喜愛讀書、喜愛思考並喜愛親近大自然的生活方式,終其一生都沒有改變過。
如果要在此刻對年輕人説點什麼,我想應該是:保持熱愛——熱愛讀書,熱愛思考,熱愛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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