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從事臨床20餘年的消化內科醫生，我的日常工作早已被胃腸鏡、病理報告、抑酸藥、抗生素所填滿。很長一段時間裏，我習慣於用“幽門螺桿菌（Hp）感染—炎症—萎縮—化生—癌變”這一現代醫學的線性邏輯解讀胃部疾病，尤其是慢性萎縮性胃炎（CAG），總覺得唯有精準的檢查數據和標準化的西藥方案，才能給患者最可靠的治療。直到我參加了北京市中醫藥管理局組織開展的第一批京津冀西醫學習中醫高級研修項目的學習後，固有的臨床思維模式被徹底重構，我開始嘗試用中醫“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的鑰匙，解鎖現代消化內鏡下的微觀世界，也在臨床實踐中收穫了意想不到的療效與感悟。

　　在學習中醫經典之前，我對“脾胃”的理解僅停留在解剖學上的胃和腸道，總覺得中醫“脾主運化”的理論過於抽象。但西學中的第一課，就讓我對“脾胃”有了全新認知——中醫的“脾”並非單一器官，而是一個功能集合體，核心在於“運化”與“升清”，李東垣在《脾胃論》中提出的“內傷脾胃，百病由生”，也不再是我曾經認為的誇張表述。面對功能性消化不良、腸易激綜合徵，乃至慢性萎縮性胃炎患者常伴有的焦慮狀態，這句話有著極強的解釋力。現代醫學認為，慢性萎縮性胃炎的主要病機是胃黏膜腺體減少、黏膜變薄，而在中醫視角下，這不僅是局部組織的萎縮，更是“脾氣虧虛、胃陰不足”導致的“不榮則痛”和“胃失濡養”。這種理論上的貫通，讓我在臨床中開始轉變思路，不再糾結於是否加用抗氧化劑或葉酸，而是思考如何通過“健脾益氣、養陰和胃”改善胃黏膜的微循環和營養狀態。

　　西學中強調“四診合參”，而消化內鏡無疑是現代醫學最直觀的“望診”工具，如何將內鏡下的表現與舌脈證候相結合，成為我實踐中的重點。此前，我曾接診過一位58歲男性患者，主訴胃脘隱痛反復5年，加重伴納差1個月，胃鏡檢查示胃竇部黏膜紅白相間、以白為主，血管透見、黏膜變薄，病理活檢確診為中度慢性萎縮性胃炎伴輕度腸上皮化生。放在過去，我會直接根據檢查結果，處方標準四聯療法（若Hp陽性）加胃黏膜保護劑，但經過西學中學習後，我嘗試用中西醫結合思維分析病機：內鏡下的“黏膜變薄、血管透見”對應中醫的“胃陰枯竭、氣血不榮”，而患者面色萎黃、神疲乏力、舌淡胖有齒痕、苔薄白、脈細弱的體徵，則指向“脾氣虛弱”。於是，我確立了“健脾益氣、養陰活血”的治則，在常規西藥胃黏膜保護劑基礎上，加用香砂六君子湯合益胃湯加減。經過6個月治療，患者復查胃鏡時，原胃竇部蒼白區域明顯縮小，黏膜色澤轉紅潤，血管網模糊，患者也自覺食欲大增、體力恢復。這次實踐讓我深刻體會到，中醫的“補法”並非安慰劑，它或許在分子層面，真正促進了胃黏膜的修復與再生。

　　除了慢性胃病的調理，在一些重症病例的治療中，我也嘗試融入中醫思維，收穫了新的啟發。在重症消化疾病搶救中，現代醫學的標準化治療是基礎，但有時會遇到單一西藥難以突破的瓶頸。此前我曾接診一位重症患者，在常規西藥治療效果不佳、陷入治療困境時，我結合患者的中醫證候，嘗試加入中藥輔助治療，最終幫助患者順利渡過難關。這次經歷讓我進一步明白，中西醫結合不是簡單的“1﹢1”，而是在關鍵時刻利用中藥的多靶點效應，破解單一西藥無法解決的臨床難題，為治療提供更多可能。

　　這段西學中的歷程，不僅讓我掌握了中醫的基礎理論和實踐方法，更讓我構建了全新的臨床診療範式。診斷上，我不再只關注胃鏡、病理、幽門螺桿菌檢測這些“形”的層面，更會重視患者的症狀、體質、情緒這些“神”的表現，唯有“形神合一”，才能做出全面準確的診斷。比如面對巴雷特食管（BE），我除了關注其長度這一“形”的指標，更會關注患者是否有反酸燒心的“熱證”或胸骨後悶痛的“氣滯證”。治療上，我確立了“急則治其標，西醫療法為主；緩則治其本，中醫療法為輔；疑難雜症，中西並重”的策略：對於潰瘍出血等急症，毫無疑問首選內鏡止血或手術；對於慢性萎縮性胃炎、功能性胃腸病、腸易激綜合徵等慢性病，充分發揮中藥調理的優勢，幫助患者改善生活品質；對於一些棘手的臨床問題，則借助中藥的獨特機制實現“破局”。

　　西學中對我而言，不是放棄現代消化內鏡技術和循證醫學證據，而是為這些技術和數據注入人文溫度與整體視角。如今，當我再次手握胃鏡，看著螢幕上那片萎縮的黏膜時，我看到的不再僅僅是腺體減少，而是一個需要氣血濡養的生命體；當我面對患者時，我手中的治療方案裏，既有西藥的精準靶向，也有中藥的整體調理，多了一份應對複雜病情的底氣。

　　推動中西醫協同發展，是時代賦予我們醫務工作者的使命，也是我作為一名消化內科醫生不懈追求的方向。我深知自己仍需不斷學習、夯實基礎。未來，我將以更虛心的態度鑽研中醫古籍經典，同時緊跟現代醫學前沿，努力讓古老的中醫智慧在解決現代消化病難題中發揮切實作用,為患者提供更優質、更全面的醫療服務。（北京中西醫結合醫院黨委委員、脾胃病科主任 王韶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