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財務省5月26日公佈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對外凈資産為561.75萬億日元，同比增長4.4%。從國家和地區排名看，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對外凈資産是指一國持有的海外資産與負債之差，用於評估國家在國際投資中的凈債權或凈債務地位。

　　據外媒報道，日本對外凈資産排名截至2023年末仍位居全球首位，但在2024年末被德國超越，此次排名進一步下滑。

路透社網站報道截圖

　　對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分析指出，造成這一狀況的根本原因在於，日本國內經濟的結構性失衡以及增長動能不足，由此引發資産積累模式缺陷，疊加負債端被動擴張，共同形成雙重擠壓。

　　首先，日本經濟長期陷入“國內蕭條、對外擴張”的資本循環陷阱。“少子老齡化”導致日本內需持續萎縮，企業為了尋求更高的回報，加速向海外轉移，形成“貨物貿易逆差、投資收益順差”這種脆弱的清償項目結構。2024-2025年，日本的商品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削弱了凈資産增長的基礎動力。

　　其次，日本的海外資産結構存在流動性和收益性的失衡——直接投資佔比偏高，導致資金沉澱，證券投資以低收益率的債券為主。

　　再者，日本央行長期維持寬鬆政策，加之財政赤字貨幣化，不斷推高政府債務，使其佔GDP比重已超過240%，這也迫使日本國內機構增持海外資産，以對衝通脹和匯率風險。同時，日元持續貶值侵蝕了資産的實際價值，外國投資者增持日本證券的趨勢加速，使負債增速超過資産增速，進一步壓縮了凈資産擴張的空間。

　　數據顯示，日本對外資産與負債已連續多年“雙增”。其中，對外資産餘額同比增長8.5%，達到1805.63萬億日元。同時，對外負債餘額同比增長10.5%，達到1243.88萬億日元。從二者的增速來看，對外負債的增速超過資産增速。

日本《讀賣新聞》網站報道截圖

　　項昊宇指出，這種“高負債、高資産”的模式會帶來多重風險。

　　從匯率風險來看，日本海外資産以美元、歐元計價為主，而對外負債多以日元計價，這種貨幣錯配在日元貶值週期中形成“資産縮水、負債膨脹”的惡性循環。2024至2025年，日元對美元貶值超過10%，直接導致海外資産換算為日元時的實際收益被嚴重侵蝕；同時，外國投資者持有的日本證券估值上升，進一步擴大了負債規模。更關鍵的是，日本央行長期面臨政策兩難：若加息，雖能抑制通脹、支撐匯率，卻會推高政府債務的付息成本；若維持低利率，則可能加劇通脹與日元貶值，形成“貶值—通脹—再貶值”的螺旋式風險。

　　從對外資依賴的風險來看，外國投資者持有日本證券的比例持續提升，使日本金融市場對資金流向高度敏感。一旦全球風險偏好下降或美聯儲政策轉向，可能引發外資集中撤離，導致日股、日債價格暴跌，加劇國內金融動蕩。這種風險在日本政府債務高企的背景下顯得尤為突出。若外資信心動搖，可能觸發債務、匯率、金融市場的連鎖危機。而日本央行因長期實施超寬鬆量化寬鬆政策，其干預能力已被大幅削弱。

　　項昊宇進一步指出，日本“海外資産膨脹”與“國內經濟萎縮”這對矛盾，源於其産業外遷、資本外流和內需不足形成的結構性循環。核心在於日本國內制度與要素約束導致資本和産業逆向選擇，進而引發國家治理層面的深層次挑戰。

《日本經濟新聞》網站報道截圖

　　日本企業海外收益回流機制存在結構性障礙。日本跨國公司更傾向於將利潤留存海外用於再投資，而非匯回國內。2024年，日本海外投資收益返回國內的比例不足30%，海外財富難以轉化為國內投資和居民收入。同時，日本金融體系的主銀行制及企業治理結構，使資金更傾向於流向大型跨國企業，而中小企業融資困難，難以承接産業轉移留下的空白，加劇了國內産業空心化。

　　這對政府治理合法性形成嚴峻挑戰。一方面，海外資産帶來的賬面財富與普通民眾生活水準提升脫節，日本實際工資增長率已連續多個月為負，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拉大。另一方面，日本雖為全球第三大凈債權國，政府卻無力應對少子老齡化、社會保障不足等民生問題，導致民眾對經濟政策的信任度持續下滑。

　　這種紙面繁榮與現實困境的反差，本質上是日本政府國家治理能力下降的體現。若無法建立海外收益向國內民生有效轉化的機制，日本政府的治理合法性將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

　　來源｜總臺環球資訊

　　編輯｜羅光旭

　　簽審｜李琳

　　監製｜蔡耀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