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在線報道：日本國會參議院27日表決通過“國家情報會議”設立法案，標誌著日本戰後延續七十餘年的鬆散情報架構迎來根本性重構。該項由高市早苗政府力推的立法，以強化國家安全保障為名，實則在首相官邸主導下構建起一套集情報統合、社會管控與對外行動支撐于一體的權力中樞，核心是要打造“一元化”的集權式情報體系。

日本國會參議院全體會議27日表決通過“國家情報會議”設立法案。（圖片來源：東方IC）

　　“日本國內和平根基被持續掏空”

　　據新華社報道，日本國會參議院全體會議27日表決通過“國家情報會議”設立法案。這項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動，意在整合、強化情報力量。在此之前，該法案于4月獲日本國會眾議院通過。

　　根據該法案，日本擬構建以“國家情報會議”為核心、“國家情報局”為執行機構的情報體系，加強情報工作並統一歸口管理，強化“首相官邸主導”。“國家情報會議”將由首相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內閣官房長官、外務大臣、防衛大臣等多名閣僚。“國家情報局”則被賦予對各政府部門情報工作的綜合協調權。

　　“國家情報會議”自提出以來便伴隨持續的爭議與風險預警。在日本國內層面，在野黨明確質疑新機構的合憲性，警告其存在情報被政治利用的巨大風險。而在國際層面，此次調整企圖為日本強硬介入區域熱點問題提供全鏈條情報支撐，直接衝擊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嚴重威脅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對於日本設立“國家情報會議”一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27日表示，高市政府急於構建這樣一個新的情報體系，核心還是要打造“一元化”的集權式情報體系。本質上是為了突破戰後的和平體制，為加速“再軍事化”的進程服務。他指出，日本參議院表決通過這一法案之後，意味著該法案將正式成為法律而付諸實施。這標誌著日本戰後延續已有七八十年相對鬆散的情報架構迎來根本性重構。這也暴露出日本政治生態的嚴重右傾化，以及日本國內和平根基被持續掏空。

　　項昊宇分析，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組成的執政聯盟在參議院尚未達到過半數議席，要通過法案需要一些在野黨議員投下贊成票才能順利通過。這也反映出日本執政聯盟推動的這一法案實際上得到了一些右翼在野黨的支持，顯示出日本政壇格局在進一步右傾化。

　　不止于情報的“再軍事化”鏈條

　　高市政府上臺後，日本“再軍事化”野心持續膨脹，而日本近期在情報領域的一系列動作，正是這一進程的關鍵一環。

　　據報道，在“國家情報會議”設立前，日本二戰後的情報資源長期以來分散在外務省國際情報統括官組織、防衛省情報本部、警察廳國際犯罪調查局、內閣情報調查室等多個機構，呈現碎片化格局。這種體制在“專守防衛”時代或許足以應對常規安全需求，卻無法支撐近年來日本所謀求的“再軍事化”能力。

　　近年來，日本在情報領域不斷發力。2013年，《特定秘密保護法》為政府劃定了寬泛的保密範圍，將防衛、外交、反間諜、反恐等領域的大量信息納入“特定秘密”，洩露者面臨最高10年監禁；2017年，“共謀罪”法以“打擊有組織犯罪”為名，實質擴大了對“預謀”行為的懲罰範圍，為監控公民社會提供了法律依據。2026年，日本政府計劃推進《防止間諜法》與《外國代理人登記法》，進一步壓縮非政府組織、學術機構與媒體的活動空間。如今加上賦予情報機構的“綜合協調權”，日本正在編織一個從“定義秘密”到“懲罰洩露”再到“統一收集”的完整權力鏈條。鏈條上的每一個環節看似各有其獨立的立法目的，但組合在一起所産生的制度效應，卻是一個首相可以直接控制、不受有效監督、兼具對內監控與對外作戰雙重功能的情報—安全複合體。

　　從歷史看，日本情報能力的強化，往往與其對外侵略冒險相伴相生。“情報開路，間諜滲透”是日本對外擴張的慣用策略。從中日甲午戰爭，再到二戰，日本情報機構在日軍歷次有預謀的軍事侵略行動中，都扮演了先頭部隊的角色。如今，從部署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導彈，到派遣大規模戰鬥人員參加聯合軍演，從通過內閣決議允許殺傷性武器對外出口，到此次情報系統升級，一系列擴軍備武動向環環相扣，嚴重衝擊地區安全態勢，給亞太乃至世界和平穩定埋下重大隱患。

　　“前科”在案，日本民眾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

　　除國際層面外，日本國內對“國家情報會議”的設立也表達了強烈擔憂，這種擔憂並非空穴來風：日本曾有過自衛隊情報部門監控反戰集會、警察部門擅自收集居民個人信息並提交給企業的違法先例。

　　總部位於日本廣島的《中國新聞》報指出，日本自衛隊“情報保全隊”曾對反對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的市民集會等進行過監控。此外，還發生過岐阜縣大垣警察署收集可能反對風力發電設施建設的居民姓名、學歷甚至病史等信息，並將其提供給建設方的案例。這些行為均已在法庭上被認定為違法，這一點不應被遺忘。

　　《中國新聞》報28日發表社論稱，對於設立“國家情報會議”一事，日本政府表示，在嚴峻的安全保障環境下，為維護國家利益和國民安全，有必要建立一個能夠準確、迅速作出決策的機制。然而，關於由誰批准、如何收集哪些信息、以及公民的隱私如何得到保護等關鍵問題，目前仍然模糊不清。這種做法可能導致法律被擴大解釋，甚至引發個人信息被無限制收集的風險。

　　日本《北海道新聞》同日發表社論稱，政府聲稱設立“國家情報會議”是為應對日益活躍的國際情報活動，但對象模糊，未納入對個人信息收集的限制以及由國會等第三方進行活動驗證的機制。外界仍無法消除對政府可能任意侵犯隱私、強化對公民監控的擔憂。

　　項昊宇認為，日本設立國家情報局這一系列動向，是對日本戰後和平體制的進一步架空，其潛在影響可能非常深遠且重大。新機構只屬於首相，且缺乏獨立的國會或司法監督機制，很容易淪為權力濫用的工具。該機構掌握較寬泛的監控、調查、情報搜查等權力，這些都沒有明確的法律邊界和執行對象。這在日本國內也被擔憂會侵犯民眾的隱私權和社會的言論空間，甚至可能重現二戰前像臭名昭著的“特高科”那樣的社會管控模式。對日本國內反戰和平的左翼力量會形成“寒蟬效應”。

　　在地區層面，新機構會將周邊國家列為重點監控和諜報滲透的對象，這必然引發周邊國家的高度警惕和反制舉措，從而加劇區域國家間的安全緊張，進一步破壞地區國家之間的安全互信，加劇區域情報博弈甚至暗戰，阻礙地區合作進程。

　　事實上，日本民眾已經走上街頭表達抗議。26日和27日，數千東京市民到國會前抗議，他們高呼“未經允許，不要擅自查看我的信息”。抗議者擔憂，法案可能導致“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國家隨意監控的目標”。抗議組織者之一的海渡雄一直言：“此法案將為日本政治留下深重禍患。”（陸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