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公平正義的抵達
——新時代新征程人民法庭建設紀實

我國最東端的海島法庭——浙江省嵊泗縣人民法院嵊山人民法庭,坐落于距離公海只有24海裏的嵊山島。
這裡四面環海,風大浪急。從前,當地群眾要打官司時,只能坐船到泗礁島,但常遇大風天氣,船班説停就停。漁民打官司不方便,法院就乾脆把法庭“搬”到海上。
搖晃、再搖晃,顛簸、再顛簸……漁船、舢板載著嵊山法庭的法官們往返,也載滿了轄區1.85萬餘名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期盼。
潮頭浪涌,法徽閃耀。摸透潮水脾性,熟記每班客船航次,讀懂漁場作業規律。風浪小了就出發,潮水退了就開庭,國徽背到哪,巡迴法庭就設在哪。嵊山法庭立足海島實際,為漁區生産和群眾需求提供針對性便利訴訟服務,守護人間煙火、守望公平正義。
這份守望,讓司法溫度抵達群眾心間。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更加注重法治與改革、發展、穩定相協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人民法庭紮根祖國大江南北,是司法服務人民群眾的“基層第一線”,也是讓公平正義直抵生産生活的“最後一公里”。截至目前,全國有11035個人民法庭,2021至2025年審結案件3400萬件,約佔全國法院一審案件的35%,是上一個5年的1.7倍。
有力有為,公平正義書寫在田野街巷、群眾身邊。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向著“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目標,人民法庭做實定分止爭、維護公平正義、服務城鄉發展、保障社會安寧,匯聚起中國基層法治建設的磅礡力量。
站穩人民立場,“如我在訴”踐行司法為民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法律不應該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是做群眾工作。”
人民法庭是基層法院的派出機構,是最基層的政法單位之一,也是黨在基層的執政觸角、民心橋梁,雖辦理的是群眾身邊的“小案”,但件件關乎群眾切身利益、事事連著民心向背。
一件收藏品見證司法為民之心。
中國國家博物館,“溜索法官”乘坐溜索的木質座椅被永久收藏。這把座椅來自重慶奉節縣,是山區法官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精神符號。
山高谷深,上世紀90年代起,奉節縣人民法院的法官背著國徽、帶著卷宗,借助九盤河上的溜索懸空過河,把巡迴法庭開進農家院壩,就地化解糾紛,免去山區群眾長途奔波。2015年,一張抱著國徽溜索過河辦案的照片廣為傳播,“溜索法官”被更多人熟知。
照片主人公之一王威當時是奉節縣人民法院第三人民法庭(後更名為興隆人民法庭)的書記員。“2014年,第一回坐溜索,為的是兩兄弟相鄰權糾紛的案子。”王威説,“腳下河水嘩嘩響,手心裏全是汗。老庭長鼓勵我,山路不好走,但朝著群眾的方向去,心裏就踏實了。”
到了院壩,挂起國徽,桌子一擺、橫幅一拉,就成了巡迴法庭。了解案情,起因是屋檐水長期流到自家地壩,兄弟倆心裏憋著氣,一鬧就是好幾年。釋法説理,案子順利調解,拆墻、挖溝,兩家都服氣。
“多走一步,群眾就少跑一些彎路;多一份耐心,群眾就對司法多一份信任。”王威説。
行走的正義,還在延續。
不久前,再次見到王威,他向記者介紹起新一代“溜索法官”:“兩年前,年輕的譚雙接過接力棒,‘老溜索’已經退出辦案日常啰。”
“我的‘辦案夥伴’,是功能齊全的5G‘車載便民法庭’。”譚雙説,法庭能直接開進村委會,直達群眾家門口,實現現場立案、現場調解、現場出具法律文書,一站式辦結。
有一年,奉節縣石板村的貝母進入采收季,可山坡上不見人影——27戶村民開三輪車去堵村裏合作社的倉庫大門。
原來,這家合作社承租村民土地種藥材,想帶鄉親一起增收。然而市場波動大,合作社虧損,應支付給村民的租金沒有兌現。此後,村民收回土地自己種,但想要回租金卻落空。
了解到“堵門”糾紛,“溜索法官”到了村裏。敲開房門,聽村民心聲;走進合作社,聽負責人難處;逐塊踏勘爭議土地,現場核對流轉協議……“溜索法官”帶著村民和合作社負責人算起長遠賬:“打一年官司耽誤幾茬采收,失了信任産業寸步難行。”
經過多輪溝通,最終促成雙方達成協定:租金分期支付,第一期當晚到賬。
“小案”不小辦,件件連民心。從雙腳和溜索,到數字和雲端,變的是工具,不變的是司法為民的初心。正是人民法庭紮根煙火氣裏的堅守,溫暖了每一座翻山越嶺才能到達的院壩,壘起了基層群眾對公平正義最樸素的信任。
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發展情況不一,風土民俗千差萬別。近年來,各地人民法庭始終站穩人民立場,把便民利民理念融入日常辦案全過程,深入基層一線,用好“車載法庭”“馬背法庭”“水上法庭”等經驗,有力延伸司法服務觸角,為群眾打官司提供實實在在的方便。
北京市昌平區回龍觀、天通苑地區職住分離情況突出,快遞員、外賣騎手等新就業群體訴訟時間難以協調。
如何更好服務群眾生産生活?
昌平區人民法院的回答是:亮起燈光,法庭便民不“打烊”。回龍觀人民法庭、天通苑人民法庭推出“夜間法庭”便民機制,利用晚間時間開展開庭、送達、勘驗等工作,便利超大型社區中訴訟不便的上班族。
在一起快遞員訴仲介退還租房押金案中,當事人因工作無法請假。回龍觀人民法庭啟用“夜間雲法庭”,靈活安排庭審時間。
判決生效後,快遞員拿到退回的7000元押金,很激動:“這錢要是沒拿回來,得送多少單快遞才能彌補啊!”
以人民法庭為支點,“夜間法庭”“週末法庭”“圩日法庭”服務群眾生産生活,辦案不誤工時、不違農時,溫暖群眾心坎。
公平正義,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如我在訴”的換位思考,驅動著法官們用腳步丈量民情,時時處處注意方便群眾訴訟、減輕群眾訴累,將全國1萬多個人民法庭變成了1萬多個便民服務站,將抽象的法律條文轉化為群眾可感可觸可及的公平正義,將“為人民司法”的承諾落到實處。
服務城鄉發展,定分止爭夯實法治之基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
人民法庭,承擔著依法公正高效化解矛盾糾紛、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係、規範社會行為,為城鄉建設發展創造良好法治環境的重任,是群眾感知法治、接觸司法最直接的平臺。
一粒種子的糾紛化解記錄了這份責任擔當。
甘肅張掖,有數百家種子企業,是國內最為集中的玉米種子生産加工技術中心。全國每兩粒玉米種子中就有一粒來自張掖,這裡大半農戶都靠制種過日子。
今年63歲的老徐,就是一輩子紮根鄉土、靠種子謀生的制種農戶。幾年前,老徐和擔任一家種業公司總經理的發小商議,整合自家耕地加上流轉土地,共計3000余畝投入合作。兩人按照當地習慣的交易模式,口頭敲定合作細節,簽訂的合同較為粗略,畝數核算、産量核驗等表述籠統。
等到秋收時節,這家種業公司未等老徐到場核驗,便收割制種果穗拉回了曬場。結算時,雙方因面積核算、價格結算發生爭議。
到底該付多少錢?既關乎農戶生計,也關係企業經營發展。
這個問題最終到了“種子法庭”——張掖市甘州區人民法院西郊人民法庭。
種植面積的測量存疑,就由檢測公司核定制種實際面積;制種款項結算有爭議,就走訪農戶了解玉米長勢,打消企業疑慮……最終,“種子法庭”結合原始合同約定、測繪報告、務工村民證言等厘清案件事實,判決該種業公司限期支付老徐制種款項495萬餘元。
這類案件不在少數。近年來,“種子法庭”年均受理制種糾紛160件,大多案情相似,爭議焦點是畝數核算、價款結算、減産追責。
不止于個案。為從源頭減少合同糾紛、解決行業通病,實現審理一案、治理一片,在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統籌指導下,張掖市甘州區人民法院會同農業農村局、種業行業協會、鄉鎮農業服務中心,組建種業源頭治理專項工作組,下沉基層摸清需求,推出示範合同,規範農業“晶片”行業發展,從源頭避免糾紛産生。
從一個案件辦理,延伸到一類問題解決,以“種子法庭”為代表的人民法庭,通過公正司法平等保護各方權益,做實解紛爭、促合作、利發展,引導各方重諾守法,服務鄉村全面振興。
廣西梧州臨港經濟區內,機器日夜不歇。廢舊金屬在這裡重獲新生,千億元級綠色産業加速形成。
如何做好發展護航者?梧州市龍圩區人民法院工業園區人民法庭給出了答案——司法服務靠前,讓企業走得更穩。
不久前,工業園區人民法庭幹警進企普法。
“企業採購原材料,如何約定才穩妥?”針對企業負責人提問,法庭幹警詳細了解情況後,給出建議:“‘到貨後7日內提出品質異議’條款不能少,違約責任也要寫具體,這樣後續出現糾紛也有應對依據。”
這樣的源頭指導,給企業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工業園區人民法庭從案件審理出發,對園區內的金屬加工、電子製造、農産品加工等重點行業進行分類建檔,準確掌握不同行業的風險點,引導企業依法經營。
一次,有企業負責人反映:“車間生産線員工多、輪崗頻次高,日常用工考勤、加班薪資核算易出現疏漏,可能會引發勞務糾紛。”
司法服務跟著企業需求走。工業園區人民法庭開展精準普法,結合轄區企業用工特點與典型案例,圍繞勞動合同簽訂、考勤臺賬管理、加班薪酬公示、臨時用工規範等要點逐一拆解,指導企業完善用工制度,規避糾紛。
從“個案裁判”到“系統防護”,從“坐堂辦案”到靠前服務,從“事後滅火”到“事前防火”,各地人民法庭積極對接産業鏈供應鏈,把司法服務觸角深深插入生産一線,促進城鄉發展行穩致遠。
樹立法治信仰,擔當作為護航基層治理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強化依法治理,培育全社會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
人民法庭是司法服務基層的窗口,也是服務基層治理的重要端口,職能作用發揮得好不好,直接關係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成效。
一起“外嫁女”分紅案件化解考驗著這份成效。
矛盾源於福建省閩侯縣上街鎮某村2016年制定的一條村規:“女子出嫁後,次年不再參與集體收益分配。”
近幾年,村子拆遷建起安置房,部分由村集體出租,村民每年可獲得上千元分紅。然而,這條村規讓王女士等60余名“外嫁女”失去了應有權益。
“我生長在這兒,戶口在這兒,憑啥嫁了人就不是村裏人了?”王女士將村委會告上法庭,要求確認其村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並享受收益分配權。
案件到了福建省閩侯縣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法官陳華吉手上,依法裁判結案並不難,難在鄉土社會如何突破傳統觀念。
陳華吉前往村裏了解情況。村委會主任老陳説,“外嫁女”不分紅,是大家投票定的,少數服從多數,村規也是這麼規定的。
“‘少數服從多數’不是剝奪她們合法權益的理由。會議記錄顯示,60余名利益相關的‘外嫁女’無一人列席。沒讓她們説話,這規矩本身就站不住腳。”為打破僵局,陳華吉啟動“法院+綜治中心”機制,聯合綜治中心幹部、司法所調解員組織調解。
一方面,逐戶走訪,核實“外嫁女”家庭情況,梳理訴求;另一方面,開展村規民約梳理,查找漏洞。
最終,在法官及調解員的耐心工作下,雙方達成調解協議:村委會確認王女士等人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並承諾召開村民大會,修訂村規中的不當條款。
去年10月,好消息傳來:村民大會全票通過了新版村規,刪除了“‘外嫁女’不得參與分紅”的相關條款。60余名“外嫁女”名字被寫進分紅冊。今年年初,她們領到了村集體的收益分紅。
明規則、講事理、樹新風,針對鄉土社會存在的彩禮攀比、大操大辦等産生的糾紛,人民法庭匯集多元解紛合力,將公序良俗、傳統美德融入釋法説理,通過德法結合化解對立情緒、修復社會關係、凝聚向善共識、引領良好風尚。村民通過對司法公正的感知,樹立起對法治的信仰。
物業服務連著萬家燈火,涉及面廣、利益關係複雜,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一環。
“質價不符”,一直是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中的痛點。
如何讓物業服務有可量化的評價標準?四川自貢市大安區,一起業主提起的要求降低物業服務等級的訴訟,為破解這一問題提供了參考。
春風九里是前幾年建成的高檔小區。因為“質價不符”,不少業主拒付物業費,小區物業公司將業主告上法庭。
大安區人民法院團結人民法庭(旅遊環保法庭)庭長盧曉鳳在辦理案件時,聯合住建部門在小區走訪發現,小區內部存在違章搭建、消防有隱患等問題,物業基礎服務也跟不上。隨後,業主要求降低小區的物業費標準,申請對該小區的物業服務等級進行司法鑒定。
實踐中,物業公司定級後,後續缺乏動態調整空間。如果業主想降價,往往只能通過更換物業公司的方式。
如何解決小區居民的具體訴求,實現物業糾紛的徹底化解?
團結人民法庭將基層一線的問題向自貢市中級人民法院反映。自貢中院開展調研後,向相關單位發出司法建議,提出建立物業服務等級動態調整機制,推動物業服務實現“質價相符”。
住建部門在收到司法建議後高度重視,引入第三方機構對轄區134家四星、五星評級物業公司進行全覆蓋評估。
其中,涉案物業公司被查出存在服務管理問題多達32項。相關部門將該小區的物業服務等級由5級降為4級,收費標準從每平方米2.2元下調至1.6元。物業公司表示接受評估結果,並積極配合整改,主動退還部分預收物業費,小區環境也煥然一新。
人民法庭處在服務群眾最前沿、化解矛盾糾紛第一線,敏銳感知經濟社會發展新情況新變化,及時研究司法服務保障面臨的新課題新要求,有利於完善治理規則、促推社會治理。
近年來,各地人民法庭不局限于就案辦案,而是從有利於基層依法治理、良法善治目標實現的角度,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分析解決問題,厚植法治文化,以規則之治救濟權利、平衡利益、定分止爭、維護公正,切實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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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最南端的中老邊境,昆明市官渡區人民法院磨憨人民法庭,守護著國門的和諧安寧。
一次,3名外籍人員來到法庭諮詢。原來,外籍人員裴某與中國公民涂某口頭約定購車,預付1.15萬元後,因未明確付款、交車時間起了爭執。語言不通、跨境溝通難,雙方都很急。
磨憨人民法庭當即聯動相關部門,通過翻譯現場調解,從受理到達成協定,僅用了一個下午。
“在中國,解決糾紛,又好又快。”糾紛當場化解,裴某簽下調解協議。
一個“國門法庭”,就是一扇中國法治形象的展示窗口。各地人民法庭既重裁判又重調解、既講法律又講情理、既重定分又重止爭,這是鮮明中國特色,更是顯著制度優勢。
從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濱,從邊境口岸到城鎮街巷……人民法庭守護著公平正義和萬家安寧,書寫下一個個感人的法治故事。
國徽在肩,人民在心。新時代新征程,全國人民法庭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以“如我在訴”意識,奮力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以更紮實的工作成效回應群眾期盼,為建設更高水準的平安中國和法治中國貢獻司法力量。(記者 徐雋 魏哲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