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哥斯達黎加知名經濟學家、前政要索利斯在洪都拉斯主流媒體“觀點”新聞網刊發評論文章《把責任推給中國不過是“洗手”而已》。

　　文章説，中國的出口成就與經濟快速增長，本應贏得讚譽與欽佩。以往的成功故事——同樣來自亞洲——曾被奉為典範，並被冠以鼓舞人心的稱號。例如，戰後日本的經濟騰飛被稱為“日本奇跡”，而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地區、中國香港地區則因其經濟成就被譽為“亞洲四小龍”。然而，如今中國的成就卻常常被西方貼上負面標簽，比如“中國衝擊”。隨著中國在電動汽車、人工智能、鋰電池、生物技術、可再生能源、機器人、半導體等未來科技領域的全球市場接連取得突破，這一概念又演變成了“中國衝擊2.0”。

　　作者認為，從供需角度來看，只有在設定最低價格時，才會出現真正的生産過剩，而現實顯然並非如此。實際情況是，憑藉極高的生産率和政府的支持政策，中國企業將供給曲線向右下方推移，使許多工業品在市場上的平均價格有所下降。

　　這種情況帶來了三重社會經濟影響。

　　首先，全球數以百萬計的中低收入消費者，如今能夠以負擔得起的價格購買汽車和其他工業産品。

　　其次，由於能夠獲得高科技、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設備，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變得更加有效。

　　第三，西方那些生産率低、成本高昂的産業則難以為繼。

　　文章説，面對中國融入世界經濟所帶來的消費者生活水準提升和應對全球變暖前景的改善，西方政客非但沒有感到欣慰，反而選擇與低生産率的大企業、壟斷和寡頭集團，以及那些為其昂貴政治競選提供資金的金融家們站在一起。

　　作者在文章中説，與其一味維護這些利益並將責任推給中國，西方國家不如認真審視一下，究竟是什麼因素造就了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以下幾點尤其值得關注：

　　第一，中國廣闊的國內市場使企業能夠實現規模經濟，並面臨激烈的國內競爭；

　　第二，中國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為資本積累提供了強勁動力；

　　第三，中國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可預測性，以及穩定的政治環境；

　　第四，中國對教育、基礎設施、能源以及研發領域的大力投入；

　　第五，中國有一套基於穩健的宏觀經濟管理、長期規劃和産業政策，同時充分發揮市場和民營企業作用的發展戰略。

　　針對中國的發展戰略，作者認為，富裕的西方國家也並非靠恪守市場教條才取得今天的成就，而是通過務實的折衷方案。如果正如西方經常論證的那樣，中國這種公開且明確的指導性戰略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那麼西方完全有理由採取類似的做法。當然，這意味著要拋棄幾十年來用來為對全球南方國家附加條件做説辭的意識形態敘事，並放棄一個最常用來詆毀中國的論據。但如果障礙是出於傲慢或地緣政治目標，那無論如何也怪不到中國頭上。

　　西方沒有認真思考替代方案，而是選擇了相互指責和經濟戰。而與此同時，西方社會的部分反華言論正威脅著世界和平。

　　作者説，對於西方社會而言，不如認真審視中國成功的真正原因，也反思自身過去成功的經驗，從而摒棄教條、遠離戰爭威脅，共同構建面向未來的發展戰略。這難道不是更好的選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