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東京/長春9月14日電　特稿｜一名侵華日軍憲兵的謝罪碑

　　新華社記者陳澤安　李林欣　張博宇

　　“我希望父親哪怕能告訴我一點，他在中國究竟做過什麼。”在日本群馬縣吉岡町一處墓地，79歲的倉橋綾子站在父親的謝罪碑前説。

9月7日，在日本群馬縣吉岡町，倉橋綾子站在父親大澤雄吉的謝罪碑前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新華社記者 陳澤安 攝

　　倉橋的父親大澤雄吉是侵華日軍關東軍憲兵部隊的一員，曾在天津、北京、黑龍江省東寧市等地服役。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之際，大澤被蘇聯軍隊俘虜，後設法逃脫並輾轉逃回日本。

　　1986年，大澤在病重去世前，從枕邊拿出一張紙條。“他把紙條遞給我，對我説，‘我死後，把這些刻在我的墓碑上’。”倉橋回憶道。

　　“曾在舊軍隊服役十二年八個月，其中十年作為駐中國陸軍下級幹部（原憲兵准尉）。”紙條上寫道：“參加了侵略戰爭，對於曾經對中國人民所做的一切深感歉疚，唯有向中國人民深深謝罪。”

　　倉橋表示，父親曾告訴她，後悔自己當年作為憲兵參加了侵華戰爭，想要刻謝罪碑，卻從未提及在中國究竟做了什麼。然而，立謝罪碑之事遭到倉橋的伯父和哥哥強烈反對，認為此舉有損家族顏面。

　　“父親究竟為何謝罪？”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倉橋心頭。

　　為解開疑惑，倉橋聯繫到父親在憲兵部隊的一名前同僚，寄信告訴對方父親的臨終謝罪遺言，懇請對方告知父親當年的所作所為。“他看到我父親年老後的照片百感交集，但始終沒有吐露當年的情況。”倉橋説。

　　帶著遺憾，倉橋開始主動參加關於日本侵華戰爭歷史的學習研討，並由此結識了日中口述歷史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長春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李素楨。

　　“日軍憲兵手握很大的抓捕權力。”李素楨直言，倉橋的父親可能做過不可言説的罪惡事情，所以才想謝罪。

　　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松野誠也12日在東京告訴新華社記者：“在關東軍成立之時，憲兵隊就已經出現在中國了。隨著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爆發，日本的侵略範圍不斷擴大，憲兵隊也被部署到中國各地。”

　　松野長期從事日本近現代史和日軍侵華史研究。他拿出多本收集的史料，翻開1940年日本陸軍省審查通過的《作戰要務令》，指著上面的內容説：“第七篇明確規定了憲兵的任務，包括保護軍機、搜查間諜、審查通信和輿論機構等，還有鎮壓所謂‘懷有敵意的居民’，即對那些抵抗日軍、拒不與日軍合作的居民進行鎮壓。”

　　松野又取出一份關東軍憲兵部隊報告的複印件。這份標注著“秘密”的報告記錄了對一名“間諜”的處置方案：此人不具有“逆利用”（即被日方策反、利用）價值，建議將其“特移送”。“‘特移送’即特別移送，是指送到731部隊。”松野説。731部隊對外稱“日本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在二戰期間實施了大量人體實驗、生物戰、細菌戰等惡行。

　　“在日本的侵略和佔領過程中，憲兵隊充當了日軍鎮壓當地民眾的‘爪牙’和‘先鋒’。他們擁有極大的權力，是非常可怕的組織。”松野説，倉橋的父親當時是憲兵准尉，憲兵准尉通常在一線負責指揮部下執行各項任務，他可能日常負責對抗日人士進行搜查、抓捕和鎮壓。

　　在倉橋的印象中，父親性情嚴厲，但有一次，父親看著電視上播放的關於侵華戰爭的節目，流下了眼淚。“他當時説，人分兩種，一種人在被殺之前會大聲哭喊著求饒，但還有一種人，即使到了被殺的時候，也會堅定地直視前方。”倉橋説：“我想，父親一定曾因想到那些被他們殺死的人而備受煎熬吧。”

　　雖然未能查明父親在中國做了什麼，但倉橋一直銘記著父親立謝罪碑的願望。在反對立碑的哥哥去世後，倉橋給侄子去信，徵得了侄子的同意。

這是9月7日在日本群馬縣吉岡町拍攝的大澤雄吉的謝罪碑。新華社記者 陳澤安 攝

　　1998年，倉橋在家族墓地一角另立了一塊碑，完整刻下父親的謝罪文字。大澤的遺願終於完成。

　　倉橋此後多次前往中國，表達父親的謝罪之意。其間，她走訪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黑龍江省東寧市等地，看到了更多關於日軍侵華戰爭的記錄，“每一處都給我很大的衝擊”。

　　作為曾經的日本初中教師，倉橋坦言，日本並沒有充分反省戰爭。在日本學校的課堂上，教師會講授日軍去過的一些地方，卻不會進一步講述他們在當地的所作所為。

9月7日，倉橋綾子在日本埼玉縣越谷市的家中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新華社記者 陳澤安 攝

　　倉橋呼籲日本反省侵略歷史，希望父親的謝罪碑文能傳播得更廣。如今，日本右傾化加劇，“新型軍國主義”思潮抬頭。她擔心謝罪碑會被人惡意損壞，決定今年向長春師範大學捐贈謝罪碑複製品。

　　“‘從眼前消失的東西，也會從心中消失。’我不希望這句話有一天會成為現實。我衷心希望，這座謝罪碑永不損毀，永立於此，揭示歷史真相，守護世界和平。”倉橋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