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斥資44億日元打造、擬向約18萬名中央政府職員開放、接入美國閉源大模型的政務生成式AI系統“源內”，正日益暴露其歷史敘事的政治底色。這套政務AI系統，也是日本右翼勢力將錯誤歷史觀注入公共權力體系、以“數字軍國主義”爭奪歷史敘事權的危險嘗試。其對客觀歷史的歪曲，對全球AI數據生態的污染，正在引發國際社會高度警惕。

　　這套系統的核心病灶，是對歷史敘事的“演算法剪裁”：AI生成內容客觀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語料，而“源內”接入大量政府公開文本，檢索端收錄內閣決議、國會記錄等，以及1947年5月現行憲法施行後的官方公報等政府文本，未將戰前檔案、投降文件、東京審判記錄作為核心基準文本。這種語料結構上的偏置，會讓模型輸出時更貼近當下官方表述，無法為侵略罪責認定與戰爭反思提供完整的史料支撐，會削弱戰後歷史敘事本應具備的反思基礎，使AI系統更容易缺失對侵略罪責的完整認知、弱化對和平承諾的應有約束。

　　值得警惕的是，美國閉源大模型的深度嵌入，讓歷史偏見形成了“雙重疊加”。“源內”並非日本自主研發的底層技術體系，而是以美國Anthropic公司Claude系列等閉源大模型為核心。當帶有明確對華安全預設的閉源模型，與偏重日本現行官方文本的檢索庫接在一起，生成內容會穩定復現當下政府口徑，而不是自動校正歷史爭議。所謂“政務AI”，由此可能成為用演算法包裝、由官方背書的現行錯誤敘事的放大器。

　　這是日本右翼推動“數字軍國主義”的危險走向。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勢力從未停止過篡改歷史的嘗試：從修改教科書，到政客輪番參拜靖國神社，從在國際輿論場散佈“歷史虛無論”，到借助AI批量炮製否認南京大屠殺、美化侵略戰爭的虛假內容。如今將錯誤史觀植入國家級政務AI系統，意味著歷史修正主義正式進入日本公共權力核心運行環節：內閣決策草案、國會答辯文稿、政府白皮書、外交表態口徑，都可能經由AI批量生成並擴散，錯誤歷史觀將借助技術權力獲得前所未有的權威性與傳播力。這正是“數字軍國主義”的核心特徵——以演算法為武器，以公共數據為原料，以國家權力為背書，系統性地顛覆歷史定論、爭奪敘事主導權。

　　這套被錯誤史觀“投毒”的政務系統，正在成為危害全球的“污染源”。對內，它會持續固化歷史認知偏差，進一步侵蝕日本社會的歷史反思能力，為右翼擴軍修憲的政治議程製造民意土壤。對外，它會通過數據流動污染全球AI語料生態，形成“謊言生成—數據抓取—模型內化—再生成”的惡性循環，進而扭曲全球公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對二戰歷史的集體記憶，衝擊以東京審判、《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為基石的戰後國際秩序。

　　AI可以提升行政效率，但不能歪曲歷史真相、顛覆歷史定論。日本右翼借助數字技術洗白戰爭罪責，是對歷史規律的誤判，對人類良知的挑釁。東京審判的正義判決早已載入史冊，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鐵證如山，這是遮蔽不了的歷史公理。

　　歷史不容演算法篡改，和平底線也不容技術僭越。日本政府應立即停止將錯誤歷史觀注入政務AI的危險做法，切實履行戰後國際承諾，正視和反省侵略歷史。（劉文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