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普”普查隊員傅玉斌（左）與嚴江浙在劍閬道上

明蜀端王陵墓室中精美的龍形浮雕

明蜀端王陵在“四普”中現身

　　4月，在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以下簡稱“四普”）第二階段進入收尾之際，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前往“四普”工作一線，在山林荒野間感受四川“四普人”平凡又充實的一天。在廣元市劍閣縣的蒼翠古柏間、成都市新津區精妙絕倫的壁畫側、成都市錦江區的明代蜀藩王墓前，他們講述了與新發現不可移動文物相遇時的奇妙經歷。在日復一日的行走中，摸清文物家底的責任和信念，在一代又一代文物普查工作者間流動、傳承。

　　從蜀道的蒼蒼古柏，到近千年古剎的數字採集，以及明蜀端王陵的現身……在四川“四普”過程中，無數諸如此類的新發現，正不斷更新蜀地文物地圖。據了解，截至目前，四川省“三普”不可移動文物已全部復查完畢，共計65231處，復查率100%。“四普”調查新發現4668處，數量居全國第六。

　　掩藏在古柏與田野間

　　明清時期的蜀道被看見

　　“我們現在所在位置叫作斷背梁，是蜀道劍閬道南線的重要節點之一。而翠雲廊劍閬道徐家陔至文林鋪遺址，就是此次‘四普’中的重要新發現。”進入4月，劍閣縣氣溫一時飆到了30℃。劍閬道沿線的古柏樹遮天蔽日，記者與劍閣縣文管所辦公室主任傅玉斌、劍閣縣普查隊員嚴江浙一同行走在這條古老蜀道上。

　　2023年年底，國家文物局將蜀道納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並結合“四普”統籌配置開展工作。眼前的這段蜀道劍閬道，正是2024年開展“蜀道考古”調查工作時發現的古道，並將其納入了“四普”的新發現中。

　　“翠雲廊劍閬道徐家陔至文林鋪段，非常原真地保留了明清時期行道古柏及土石路面。”傅玉斌介紹，如今這條古道掩藏在田野間鮮有人問津，但五百多年前，這裡曾熙熙攘攘，行人絡繹不絕。這條連接劍州古城（今劍閣縣普安鎮）和閬中古城的道路，相較于翠雲廊金牛道段，人為干涉較少，尚保存著比較古拙的面貌，對人們深入了解蜀道全貌，提供了更為翔實的材料支撐。

　　“我們今年1月在劍閬道進行了數據採集等工作，發現沿線斷續分佈一級道路31.2公里。其中，徐家陔到文林鋪這一段長達19.61公里的古道保存較好，其路面較為原始。”嚴江浙介紹。這位學文物與博物館專業的“95後”，剛參加工作不久便迎來人生中的首次文物普查。

　　去年以來，嚴江浙與參加過“三普”工作的傅玉斌一道，在劍閣走訪了多個歷史遺址，精準記錄下文物的形狀尺寸、保存現狀、地理坐標……他聽前輩説，以前做文物普查靠眼看、手摸、筆記，而現在數字化手段被大量運用。“雖然普查手段變了，但我從普查前輩那裏學到的對於文物的責任之心和敬畏之心，這兩點是不可以改變的。”嚴江浙説。

　　構建數字化檔案

　　“成都標準”下的新津觀音寺

　　川西平原，南河之濱，坐落著一座小而美的古剎——新津觀音寺。觀音寺創建於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史載稱其有一百零八重殿宇，規模宏偉。歷史上，觀音寺幾經毀損、更修，如今僅存明代建築毗盧殿、觀音殿及清代的山門、彌勒殿、接引殿等建築。其中，寺內保存完好的明代佛教十二圓覺壁畫，堪與北京法海寺和山西永樂宮壁畫媲美。

　　清晨時分，陽光還未照進古寺，觀音殿前的空地上擺放著一張大桌子，新津區的文物普查工作者正俯身趴在桌上，用鉛筆細細勾勒出這座古建築的線條。清風拂過，鉛筆劃過紙面沙沙作響，為古寺更添一份靜謐。

　　“觀音寺是此次普查的重點點位，我們通過完整全面的數字化採集，建立起了一套觀音寺的數字化文物檔案，也會把這一成果用於文物保護利用工作中。”新津區文保中心主任顏斌告訴記者，觀音寺數字化採集工作前後持續了近一個月，採用了高清影像圖拍攝、三維掃描、全站儀特徵點控制、全景攝影等方法，收集到了寺中院落三維點雲模型、建築三維點雲模型等數據。

　　毗盧殿中，還有一幅令人嘆為觀止的壁畫《香山全堂》，這幅壁畫與十二圓覺壁畫繪製于同年，也就是明成化四年（1468年），但又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進行了重繪，所以呈現出明顯的清代風格。如今通過數字化的技術手段，文物普查人員在清朝的壁畫之下，還能看到一些明朝的內容。

　　而據成都市“四普”古建築業務指導組成員蔡宇琨介紹，如此細緻的數據採集，也得益於文物普查“成都標準”的制定。原來，成都市在國家文物局印發的文物普查標準基礎上，提出更細的技術要求，制定了文物普查登記技術規範，被業界稱為“成都標準”。

　　“譬如我負責的古建築這一塊，根據國家文物局的標準，需要建築的平面示意圖，以及表現其周邊環境的環境圖。但在‘成都標準’裏，還規定普查圖紙數量不少於20張。觀音寺就做了全套的測繪，有各個單體建築的立面圖、剖面圖、仰視圖等，還做了三維掃描的採集，深度和精細度比普通標準要高出很多。”蔡宇琨説。

　　正是基於嚴謹認真的工作作風，新津觀音寺才能與新發現相遇。顏斌介紹，在清末重建的龍祖殿中有一件明代的石碑，因增設隔墻遮擋了背面的碑文，造像碑的後壁並沒有引起後人重視，“四普”時發現了碑後壁的《觀音寺福田界至記》碑文，為研究明代佛教發展和佛寺建設提供了新的材料。

　　又一明蜀王陵“現身”

　　陵前首次發現大型建築

　　如今，在成都平原之上，已有五位明代蜀王的陵墓經過了考古發掘，其中包括僖王陵、昭王陵等。隨著“四普”工作的進行，又有一座明代蜀王陵墓現身，那就是——端王陵。

　　在炙熱的陽光中，明代蜀端王陵及其陵前建築遺存就裸露在錦江區柳江街道的一處建設工地上。現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三隊的主任謝濤，向記者介紹了端王陵被發現的故事。

　　原來，早在上世紀90年代，端王陵就已經“現身”且被當時的考古工作者們注意到，只是受科技手段所限，再加上周邊自然環境急劇變化，所以之後未能尋覓到其影蹤。直至2023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對項目所在區域進行考古勘探，發現了明代蜀端王陵及其陵前建築遺存。

　　謝濤談到，相較于僖王陵、昭王陵，端王陵的規模要小很多，但形制類似。走入墓中，能看到“雙鳳朝陽”圖案的浮雕、繪有“花草卷雲”圖案的藻井，以及墓室內的龍形浮雕。“我們這次一個比較重要的發現，就是陵前建築遺存，這也是在明蜀王陵中的首次發現。”

　　順著謝濤的指引，可以看到在拱起的磚石結構陵墓前的地面上，留下縱橫的廊道和巨大的空洞。謝濤表示，雖然陵前建築的房屋未能保存下來，但是從現場遺存中能夠得知，陵前建築為平面呈長方形的單體建築，面闊5間、進深1間。同時，建築前後有廊道，共發現26個柱礎，柱礎平面呈圓角方形，直徑約1.3平方米，由紅砂岩長方形條石鋪底。

　　“從端王陵的墓葬本體、陵前的建築等內容，我們基本上能相對完整地把陵園規模復原出來。”謝濤認為，明代蜀端王及后妃墓形制清楚，保存完好，陵前發現大型建築，對研究明代藩王陵園佈局和明代建築形制有重要價值。（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李雨心 攝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