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玻璃大王”曹德旺投資6億美元,在美國建造汽車玻璃廠一事引發社會關注。尤其是他對“中國稅收全球最高”的吐槽,更是引起了爭論。
在上海“兩會”會場上,代表、委員們同樣關注著上海實體經濟的發展。在他們眼裏,“減稅降費”固然能解企業一時之急,但從長遠計,只有綜合施策,才能讓實體經濟真正轉危為安。
挑戰當前需正視
“中國的企業稅到底高不高,這一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可以肯定的是,單靠減稅不足以對實體經濟‘補血’。”市人大代表、上海貝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袁欣觀點鮮明。在他看來,近年來,國內環境、國際環境和上海自身情況都出現了新變化,對製造業的持續發展構成了很大挑戰。
從國內環境來看,自2005年以來,國內生産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其中勞動力成本上漲了5倍,工業用地價格上升56%,中國的比較優勢已大大削弱。
從國際環境來看,一些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愈演愈烈,甚至不惜動用政治手段保護本國産業,而一些國家則以技術驅動推進産業互聯網、工業4.0等戰略,以實現製造業的“逆轉移”。
從上海自身的情況來看,一方面上海各類生産要素成本處於全國較高水準,在國內成本型區域競爭中處於劣勢,另一方面上海國際化開放程度高,外資佔比大,受國際環境因素衝擊的影響更大。
“應對內外部環境變化衝擊,提升中小企業活力,必須要打‘組合拳’,要與自貿試驗區和科創中心建設相結合。”袁欣建議,上海可參照自貿試驗區模式,建立“中國(上海)先進製造産業示範區”,將臨港、張江、嘉定汽車城、漕河涇、金橋等産業基地和一些零星工業用地納入統一品牌管理。上海還可以參照“四新券”、“創新券”等扶持中小微企業的模式,針對先進製造企業發放規模更大的“先進製造券”,用經濟杠桿激勵産業轉型。
人才項目應共生
“企業發展光有錢沒有人,也不行。”市政協委員、市經濟和信息化工作黨委書記陸曉春今年提交了一份有關産業人才保障的提案。他認為,發展實體經濟關鍵在人才,難點也在人才。
客觀説,上海人才總量、品質與國外發達城市相比有較大差距。美國紐約集聚了全美10%的國家科學院院士和博士學位獲得者,擁有近40萬名科學家和工程師。英國倫敦擁有170萬高技能人才,外籍僱員比例達到53%。
上海人才隊伍則存在結構性瓶頸。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術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缺乏,特別缺少領袖型的企業領軍人物。同時,人才流失現象日趨明顯,有的製造企業人員流動率高達兩位數,成了人才“培訓營”。
産業人才與産業項目如何共生?陸曉春認為,産業人才有其特殊性,需要定向扶持。如中央在滬企業是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軍,隨著央企改制重組力度不斷加大,會有更多的央企總部、區域總部及功能性機構和重大産業項目落戶上海,這些企業需要從全國各地調集一批專業人才來滬工作。“對貢獻度或影響力較大的企業經營管理人員、高層級技術專家,是否可以參照創業投資機構的做法,制定産業領域人才激勵政策,為這一部分人才解開戶籍、住房以及家屬就業、子女入學和醫療保障等後顧之憂,讓他們更好地在上海生活,更加安心地為上海實體經濟發展貢獻力量。”
隱形壁壘須打破
“陸家嘴的一位創投公司基金經理,一年投資30個項目。但他投資的絕大部分都是互聯網項目。”市人大代表、浦東新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袁勝明用具體事例來説明,國內投資界普遍存在“脫實向虛”的傾向。
互聯網和製造業,就像是一對未能成功牽手的戀人。隔在兩者之間的,既有理念,也有機制。在代表們看來,“互聯網+”的本質是傳統産業經過互聯網改造後的在線化、數據化,實體經濟充分利用互聯網平臺,將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與傳統行業産業鏈融合起來,從而提升傳統産業的創新力和生産力。
但在中國,互聯網技術更多的是應用到交友、支付、購物、旅遊等消費領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對製造業的滲透都非常欠缺。“這與一部分國人的投資理唸有關係。很多人都説,‘站在互聯網風口,連豬都會飛’,所以一窩蜂地撲向互聯網,希望能輕鬆淘金。”
與此同時,融資、稅收、監管等方面的種種因素,讓很多資本在投資實體經濟面前猶豫再三。袁勝明説,在張江有許多創業者,他們都有做中國首個原創藥的夢想。儘管這些創業者在實驗室,已經發現了數千個原創化合物,但真正要投入産業化生産,還遙遙無期。“做實體經濟,投入多、風險大、回報慢,不管是銀行融資,還是風險投資,都不青睞,實體企業還會遇到各種隱形壁壘。在互聯網時代,製造業如何創業創新,需要全社會一起研究,一些傳統的監管機制和做法,有必要做新的調整和部署。”